笔底波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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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并没有屈服，而是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呼声。2月14日，桂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25家书店、出版社、杂志社及其他文化团体集会，致电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撤销原稿审查。
　　2月20日，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获得通过。
　　4月27日，湖南邵阳《观察日报》发表《为奉令停刊敬告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向全国各界发出呼吁。
　　7月4日，邹韬奋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要求生活书店与官方出版社合并的提议：“我五十五个分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不久，他以“读书人的气节”为托辞拒绝加入国民党。
　　9月15日，桂林《国民公报》、《中学生》杂志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联名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取消《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
　　9月17日，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谴责了审查书报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即使审查通过也得不到统一的保障。没有一个统一的检查机关，也无一定的标准，宪兵团、警察局、党部、县政府，乃至便衣密探都有搜查书报权，更有甚者是随意拘捕人，长期羁押，也不送法院审讯。为此，他们提出四条解决办法：
　　一、查禁书报必须由负责机关将书单和理由通知出版者和作者，有不合审查标准的，应给他们申诉的机会。搜查时须出示证件及公开颁布的查禁书单，不得任意取走未经禁阅的书报，禁止阅看。
　　二、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执行。经过合法审查机关许可通过的书报要有合法保障，各地不得任意扣留没收。
　　朱惺公服务的《大美晚报》
　　三、检查书报须根据出版法处理，不得横加苛虐，任意拘押人员。
　　四、切实执行上次参政会通过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
　　虽然会上大多数人表决通过了这一提案，但国民党束之高阁，根本不予实行，一切依然故我。
　　在蒋介石忙于查禁书刊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决不落伍，7月和9月先后出台了两个《禁止图书目录》，分别查禁书籍1139种和702种，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3月，身处上海“孤岛”的严宝礼断然拒绝了日本指使的势力对《文汇报》的收买。4月22日，英国领事馆迫于日方压力，向所有英商报纸发出备忘录，禁止使用“鬼子”、“敌人”、“汉奸”等字样，禁止刊载一切抗日文字等。4月28日，工部局警务处致函美商报纸，不准刊载一切足以刺激感情与妨碍治安的文字。4月底，《华美晨报》因副刊发表抨击汉奸的文字被勒令停刊。5月1日，工部局发出布告，明令禁止抗日言论。11日，工部局与法租界公董局发出联合告示，重申这一禁令。5月18日，《中美日报》、《大美报》被吊销执照。同一天，《文汇报》、《每日译报》受到同样处分，徐铸成与《文汇报》编辑部、经营部全体26人联名在《申报》、《新闻报》刊出《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誓言宁为玉碎，《文汇报》就此停刊，“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转眼就消逝在苍茫夜色之中。
　　6月16日，臭名昭着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向坚持不向日本侵略者低头的报人投寄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6月17日，《申报》记者瞿绍伊在路上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大中通讯社编辑陈宪章、《中美日报》编辑夏仁麟等遭特务绑架。
　　朱惺公编辑的《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曾连载发表《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当代汉奸史话》等，以及《改汪精卫诗》。在收到恐吓信之后，朱惺公没有被吓住，6月20日，他在《夜光》发表公开信《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文白夹杂，嬉笑怒骂，将那些不知羞耻的败类骂了个狗头喷血：
　　余特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
　　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237。
　　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回家路上遭枪杀，献出了39岁的生命。这封正气凛然的公开信成了他留下的遗嘱。9月2日，《大美晚报》发表致汪精卫的公开信，要求他对朱惺公被杀惨案公开表态。
　　［记事］
　　3月4日，重庆生活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搜查，7千册书籍被搜去。同月，甚至生活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也被中宣部以“不合版本要求”的理由查禁，原因是只收入了蒋介石主张抗日救国的言论，不利抗战的一篇未收。从3月8日生活书店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遭勒令停业，到10月23日福建南平分店遭勒令停业，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至少有13家分店、支店等遭国民党当局搜查、勒令停业或封闭，6名经理或职员被捕，其中一人被判刑6个月，1人被迫害致死（西安分店经理周名寰）。
　　1939年春节，《大公报》社同人合影
　　5月6日，由于日机连续轰炸重庆，10家大报只能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至8月12日，共出99期。
　　5月9日，曾在抗日论坛上作狮子吼的王造时，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虽地处偏远，其影响却不容小看。
　　5月10日，阿英主编有共产党背景的《文献》杂志出版8期之后，被日本宪兵会同租界当局查封。
　　5月，新知书店辰溪分店遭搜查，经理被捕入狱2个月（12月底书店被封闭）。
　　5月，有共产党背景的金华《东南战线》半月刊出至第五期即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5月，《导报》被租界当局下令停刊一周，6月17日遭武装袭击，7月1日终因屡遭袭击和破坏，而被迫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只出版了13期的《导报增刊》。
　　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
　　7月22日，《中美日报》遭到袭击。8月1日是特务恐吓《中美日报》必须停刊的日子，他们不仅照旧出版，而且发表《恐吓与正义》的社评，“不为威胁利诱所动”。10月9日、10日，《中美日报》连续在街头遭到拦劫。
　　7月26日，《申报》馆被炸，一死五伤。
　　8月28日，青年胡绩伟主编的成都《星芒报》遭查封。
　　10月19日，《新华日报》“违检”刊出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新民报》、《扫荡报》三记者的谈话，被新闻检查局罚令停刊一天。《新华日报》坚持在10月23日刊登启事，说明停刊理由。
　　12月12日，仅仅因为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粤剧大会唱，播音员茅丽瑛在上海租界遭暗杀。
　　这一年被杀害的还有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公报》、《历城周报》的5名编辑、记者，死于敌机轰炸的有重庆《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媒体的记者、编辑等6人。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是言论史上暗淡的一年。国民党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经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检的中央社稿之外，其他各报一律不准擅自发布战况。
　　1月，国民党当局一次拘捕了衡阳《开明日报》11人，包括编辑4人，工友、会计等7人，其中有两位老人。两个月后，仍杳无音讯。报社为此于3月27日向全国同胞发出沉痛的呼吁，要求声援。
　　从2月3日到3月底不到两个月，生活书店在衡阳等地的3家分店、支店被破坏、封闭，10余人被捕。到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55个分店绝大部分被封或勒令停业，只剩下6个分店。从1937年到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40％都被明查暗禁，有目录可查的达203种，其中仅邹韬奋一个人的着作就有12种。7月，国民党方面提出生活书店与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由邹韬奋主持，对外名称照旧，政府对生活书店投资，被查封的分支店可以考虑恢复。并表示这是蒋介石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权势的威逼与利诱，邹韬奋当场回答：
　　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如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页217。
　　新知书店的情况也类似，2月初衡阳分店被封，6人被捕。金华、丽水、宜山、柳州、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迫停业，只剩下重庆、桂林等地4个分店。
　　4月，邹韬奋等在参政会上提出《严禁违法拘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案》，作最后的努力。
　　4月18日，西安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版了113期。短短几年间，李敷仁在资金匮乏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将《老百姓》真正办成了深受底层老百姓喜爱的通俗报纸，三次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收买。虽然最后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但李敷仁还是无比痛心地说：“我的孩子被扼死了。”
　　5月13日，湖南当局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的莫须有罪名查封邵阳《力报》，逮捕康德、严怪愚、冯英子三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办学术性杂志也要经过三道关：（1）社会局，（2）市政府，（3）国民党省（市）执行委员会，图为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的“登记”通知书
　　6月13日，国民党电令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检扣或删削。”16日，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对投稿人务取得其真实姓名地址”，“违反该项规定，即严加检扣，倘不遵从，严予论处”。在这一禁令下，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其他报刊的限制和迫害。
　　9月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条。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下达了以卑鄙手段捣毁中共书店的密令，要求“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编印的《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收入了两年来通令查禁的书刊720多种。
　　在上海“孤岛”，7月1日，汪精卫粉墨登场之后，汪伪“南京政府”发出对83人的“通缉令”，其中上海报界就占了49人，包括《申报》的金华亭、胡仲持、马荫良，《新闻报》的汪仲韦、顾执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等，基本上是活跃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报人。
　　7月19日，《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首先遭到暗杀。
　　7月21日，张似旭的追悼会尚未举行，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又遭暗杀。
　　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
　　8月19日，《大美晚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遭暗杀，21日身亡。
　　1940年的编年史上洒满了坚守“孤岛”的报人们的鲜血，他们大部分都和朱惺公一样，无党无派，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即使面对暗杀的枪口。死里逃生的顾执中后来经香港到了重庆，蒋介石主动约见他，表示慰问。蒋问他：“您现在有工作吗？”他回答：“有，我还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蒋又问：“您有什么困难吗？”他回答﹕“谢谢，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困难。”实际上他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朝不保夕，常常靠变卖掉一些衣物度日，但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帮助，不愿接受蒋委任的任何工作。他的连襟钱大钧事先得知蒋约见他的消息，曾大为欣喜，以为他做官有望。事后钱只对他说了两个不客气的字：“傻瓜！”可他并不生气，他觉得自己只是个新闻记者，他与汪精卫很熟，但他不会走汪的路。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为日本外长）重光葵很友好，但他也不会走亲日之路。即使在困苦之中，他也不想走蒋介石的路。钱大钧看到了他“傻瓜”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立性，以及做人的尊严。
　　［记事］
　　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两篇社论稿《论冬季出击胜利》、《起来，扑灭汉奸！》，都遭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押，当天《新华日报》第一次
　　1940年1月6日的《新华日报》“开天窗”抗议
　　“开天窗”抗议，只刊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字。
　　2月18日凌晨，数十名特务闯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印刷所，拘捕了13名工作人员。经抗议，被捕人员3月6日才获释。同月，有共产党背景的云南《战时知识》半月刊遭查封。
　　3月14日，成都通俗刊物《时事新刊》遭查封，记者李亚凡被公开枪杀。
　　3月16日晚，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后，以此借口逮捕《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领导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封闭营业分处。当月洪希宗即遭残酷活埋。
　　3月18日，成都《大声》周刊主编车耀先被捕。
　　3月，在成都公开发行通讯稿的星芒社遭查封，全民通讯社社长周勉之被捕，至1946年4月才出狱。罗世文和车耀先一直关押到1946年8月18日同时遇害。
　　3月21日，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电影剧本审查登记办法》、《戏剧剧本审查登记办法》及《战时剧本审查标准》。
　　4月1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下令有共产党背景的《职业生活》周刊限期停刊。
　　4月26日，广东罗定县有共产党背景的《三罗日报》遭国民党当局迫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