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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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陈独秀身在囹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了《独秀文存》第十版，印了两千部。7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8月13、14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判决书。
5月24日，南京《民生报》不顾新闻检查，刊出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结果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的罪名被罚令停刊3天。5月29日复刊当天，成舍我即在报上发表万言长文《停刊经过敬请国人公判》，批评当局摧残舆论、非法封禁报馆。报纸一出，日销万份。31日，又将此文单张印刷万份，赠送读者。彭学沛以妨碍名誉罪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北平记者公会以及济南、青岛等地新闻界纷纷通电声援。迫于舆论压力，此案最终以撤诉了之，但彭学沛、汪精卫却怀恨在心。
《民生报》揭露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一事
7月23日，《民生报》因刊载来源于民族社的消息《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国民党当局以失实为由查封报馆，拘捕成舍我。26日，与《民生报》同气连枝的北平《世界日报》因社论被勒令停刊3个月。同一天，南京新闻界要求保释成舍我等。7月27日、30日，上海记者公会、日报公会先后发出通电，营救成舍我，《申报》追踪报道。
1934年7月29日《民生报》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一文
8月，杭州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倡议定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业响应。9月1日，北平、杭州、太原、长沙、青岛、南昌、厦门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有了通令，仍然把记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以为与其停刊纪念，还不如积极地要求解放言论，作有效的维护。”北平报界集会决议，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执行去年“九一”保障新闻业和记者安全令。
正是这一天，在记者自己的节日，成舍我在被关押了40多天之后获释，因为拒绝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屈服低头，不仅《民生报》被永久停刊，还不许他在南京以其他名义办报，更荒唐的是剥夺了他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文字的权利。全国各报对此连续报道，呼吁言论自由。一个报人傲然直面行政院长的故事也将长久地激动着一部百年言论史。
据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秘密文件记载，从1929到1934年被查禁的书刊约887种。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界的迫害无一日停止，新闻界的反抗几乎也没有停止过。
5月29日，徐州《公言报》遭查封、社长被捕后，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纷纷报道。6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了《徐公言报被封后发宣言请主公道》的新闻。10日，《申报》报道了上海记者公会声援《公言报》的消息。15日，《公言报》社长获释。
7月8日，重庆《新蜀报》、《新民日报》因批评当地市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遭军警搜查，记者吴秋影等3人被捕，吴秋影受到杖责，血肉横飞，奄奄一息。从10日到13日，重庆新闻界一致停刊4天抗议，并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主持正义，要求当局彻查。13日，《中央日报》发表《重庆市长摧残舆论》的文章。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短评《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声援受害记者。25日，绥远报界通电呼吁释放重庆被捕记者。8月20日《北平晨报》还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的报道。
遭国民党军统暗杀的着名报人史量才
这一年是在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泣声中落幕的，独立的舆论力量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申报》走到了它的顶峰。徐铸成《报海旧闻》中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回忆：“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两者虽然稍有出入，但“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壮烈。
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狙击，54岁的一代报业巨子以身殉报。从南到北，悲怆的泪水模糊了整个冬天，整个中国。“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是他留给世界的铮铮誓言。
尽管蒋介石以卑鄙手段扼断了史量才生命的喉管，却没有阻止活着的人们继续争取言论自由。12月10日，离史量才被杀还不到一个月，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纸、通讯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开放言论的三点要求：一、检查新闻纵不能取消，应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实行；二、对新闻机关和新闻记者的处分纵有言论失控，请依出版法和普通刑法制裁，不必施诸非常手段；三、以前被停闭、拘禁或其他处分的新闻机关和记者，如不是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同一天，《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报界向五中全会请命》，指出言论是报纸的灵魂，自负责任，如触犯法律，可照律惩罚，不应在发表前横加束缚，在发表后任意苛责。呼吁国民党当局不要把全国的报纸文章“都弄成清一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对政府恭顺的文辞”，要求改良新闻检查办
国民党当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证据
法，解除新闻界的痛苦。
12月12日，上海日报公会、记者公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保障言论自由：一、解除“剿匪”期间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宜处置；二、在新闻检查所取缔之前，应通令检查所严遵标准，不要过于苛细；三，受处分的新闻机关如不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记事］
1月1日，上海《社会与教育》杂志刊出《停刊启事》，因“邮递被禁”而被迫停刊。
1月11日，开封《河南晚报》因刊出《风雨飘摇下之西北中学》文，总编辑罗曦初竟以“妨碍公务罪”被判3个月徒刑。开封记者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声援罗曦初。
1月2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颁布“书店登记取缔规程”。2月22日，南京政府下令：今后如有报纸不服检查，当由军政机关予以一日到一周的停版处分。
1月26日，上海市教育局发出密令，查禁鲁迅的《二心集》，因为其中有《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内容确多不妥之处。”
1月，上海《文学》月刊的《新年号》被书报检查人员大肆抽删，征文特辑《文坛何处去？》及巴金的小说《雪》、夏征农的《恐慌》等都被扣押。
2月1日，北平复生新闻社因一则《日方要求取消华北党部》新闻，被北平市公安局勒令停止发稿，记者林霁融、赵志敏被捕，经报界出面营救才获释。
4月7日，天津《益世报》因为一篇钱端升执笔的社评触怒当局，受到停邮处分。蒋介石通令全国，“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唯当地军政长官是问。”3个多月后才有条件解禁。
5月1日，文艺刊物上海《春光》月刊出了3期后遭查禁。
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会发出训令，以“言论偏激，显系宣传反动”，“贻害社会，实非浅显”等为由，查禁鲁迅的《南腔北调集》。
5月9日，黎烈文被迫离开《申报·自由谈》。
5月26日，南京《新中华报》因刊出中国与土耳其友好条约全文，被勒令停刊三天。实际上许多报纸都曾登载，惟独《新中华报》遭处罚。29日，南京各报对国民党当局禁令不一表示抗议。
6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6月2日，《华北日报》因刊出关内与东北即将通车、通邮的消息，从6月3日起，被国民党中宣部勒令停刊，社长刘真如被押解南京，总编辑陈国廉自行赴京请罪。
6月10日，上海市政府转达了保护记者令。
6月20日，上海公安局要求禁止《申报》的“读书问答”。
7月1日，北平武学书馆因所出“共产党宣传品”《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经理程焕卿、职员耿泽民分别被判处徒刑3个月、2个月，罚金500元、100元。
7月14日，创刊不久的南京《朝报》因所刊新闻触犯当局，被罚停刊1天。
7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
8月5日，北平九所大学女生创办《妇女月报》，创刊号刚出就遭查禁，经销的两个书局负责人，及委托代卖的北大法文系女生吴春莲被捕，罪名是《妇女月报》“内容注解隐有反动宣传”。
9月7日，北平《晨报》因一则新闻触怒当道，受到停邮扣电处分，11月2日才恢复。
9月10日，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从10月1日起实行新闻送审事前预检制度。
10月3日，上海市教育局令上海市书业公会：图书须经内政部审核后始准发行。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令邮政总局：中外任何新闻纸类如不呈验登记证不予挂号立卷。
秋天，于兰荪、王雪尘办的《上海日报》曾以锋芒太露几次被勒令停刊，终因触犯当权者被迫停刊。
12月，上海《时代漫画》因发表讽刺当局外交政策的漫画被勒令停售，只好改名为《漫画界》。连《新诗歌》半月刊也未逃脱被禁的命运。
1935年：张季鸾——“射雕老手，箭无虚发”
1935年，东北沦陷已有四年，国难日益深重，华北危机迫在眉睫，言论史上发生的许多事多与此有关。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语涉日本天皇，日方恼羞成怒，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名向国民党当局问罪。《新生》遭查封，《新生》发行人杜重远锒铛入狱，7月9日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两个月，酿成了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印发《告全体〈新生〉读者》，提出组织“新生读者联合会”、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自由等要求。余波所及，导致了臭名昭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成为这个不幸年头一支大快人心的插曲。
7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修正通过《出版法》，对新闻出版的限制更多、规定更苛，激起了新闻出版界、文化界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4
《新生》发行人杜重远
日，天津《大公报》率先发表《谈出版法》社评，提出批评。19日，上海日报
公会开会致电南京政府，对此深表不满，要求暂缓公布。上海记者公会发表宣言，通电抗议“修正出版法”。28日，南京新闻学会通电全国同业，主张一致提出复议的要求。30日，《大公报》发表《新出版法的再检讨》社评，认为修正出版法“不仅繁琐”，而且限载新闻范围“过于广泛”，使言论界今后的记载批评将“动辄得咎”，总之，“统制之方法与程度不甚合理。”31日，全国各地驻南京的新闻机构代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面对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推迟公布，悬而待决。
这一年，上海民营无线电播音同业公会曾抗议当局干扰私营无线广播电台的正常播音。
也是这一年，杭州记者公会通电要求言论自由，力争撤销新闻检查制度，上海、南京、杭州、北平等地报纸，包括国民党主办的南京《朝报》、《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杭州《东南日报》等在内，纷纷着论支持，反对臭名昭着的新闻检查所。此举足以使杭州记者公会这个地方性新闻同业团体光耀史册。为纪念这一行动，在9月1日记者节期间，杭州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全国报纸展览会。
11月10日，邹韬奋返回上海，接续《生活》、《新生》的火炬，办起了《大众生活》周刊。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283人签署《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
销数高达20万份的《大众生活》周刊，图为创刊号封面
八条要求，刊登在12月21日的《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2月27日，他们又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宣言》。
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友人，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这样“言论反动”的刊物自然免不了被查禁的命运。
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半月刊先后遭查封，但他不惮于国民党的威压，将那些被统治者称为“荒谬”的文章汇集出版，书名就叫《荒谬集》。
12月3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手握兵权的平津最高首脑宋哲元。第二天《大公报》就被停止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南京、上海各地报纸纷起声援，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也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立刻纠正”。12月12日，《大公报》恢复邮递。三天后（12月15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的《编辑后记》中说：
被胡适称为“射雕老手，箭无虚发”的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大公报》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文电，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舆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独立评论》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胡适还写信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