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军事文选-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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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规划纲要（草案）》。陈毅作为兼管科学院的常务副总理，在制订此科学规划的　

　　　　　　初期曾参与主持工作。　

　　　　　　　　　　［3］“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　

　　　　　　种违法行为。　

　　　　　　　　　　　　　　　　　　　　　　　　　　　　　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后勤领导同志要我在你们的会议上发言，我是个转业军人，军　
　　　　　　队工作参加的很少，发个言。　
　　　　　　军队后勤工作是什么性质？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经济工作。后　
　　勤工作者是经济工作者，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是军队经济专家，　
　　是政治、军事、经济专家。我就是用这个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资产阶级讲　
　　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讲经济就与政治联系起来，二　
　　讲政治就与经济联系起来，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　
　　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基础就反　
　　映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调转来政治又指导经济，改造经济。所以军队的后勤　
　　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学家，不但要学政治、学经济，还要学军队这一部　
　　分，要学特殊的军队政治经济这一部分。所以把它看成很简单的事务工作，　
　　很简单的后勤事务工作，很简单的后勤行政工作，很简单的一个后勤补给工　
　　作，是把军队的政治经济工作庸俗化，思想不高。思想不高就看不远，见地　
　　不明，展望不远，结果工作就抓不起来，就容易犯本位主义的毛病，犯事务　
　　主义的毛病，就不能抬起头来工作，这点你们是不是可以议议。要提高，军　
　　队后勤工作的风格要高，要有共产主义的风格，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干。我先　
　　讲了美国七百多亿的预算，有四百多亿用在军事预算上，国家是不能持久的。　
　　不管美国多富，多么有本事，七百多亿预算有四百多亿军费，是不能持久的。　
　　我们的预算好办事，建国以来军费预算一般是减的趋势，经济建设、工业建　
　　设、文化建设是增长的，国家是有发展的，很有希望，所以在政治上是强国。　
　　去年军委扩大会议［1］上我就说，彭总、黄克诚同志代表军队在讨论国家预算　
　　上他们总是不替军队争经费，这点我很佩服，我是投他们的票的。一九五四　
　　年我离开军队，五三年管一管南京军区的工作，四九、五○、五一年我还管　
　　军队，那时我也在他们领导之下，是支持他们这个的。减一亿就减一亿，减　
　　两亿就减两亿，减五亿也可以，过去万里长征你都能过，现在还不能过？就　
　　是要把工业强大起来，农业发展，文化发展，军队就如虎添翼，就飞起来了。　
　　经济很落后，文化很落后，你军队也很落后，军队再强你也是弱。军队领导　
　　同志在国家预算上不去争这个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说是政治经济学家。　
　　后勤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工作者，就是有这么点钱，也能够过，就是这点　
　　钱，紧紧还过得很好，这就看本事。大会出给你们的题目就是这个。钱不多，　
　　装备要逐步改善，工程要逐步改善，生活要搞好，这就是大跃进。调转来说，　
　　就是在国家预算中挤，也像美国一样，七百亿美元四百亿是军费，国家不能　
　　过。我们全民皆兵，但是不要钱，这就是强国。　
　　　　　　注释：　

　　　　　　　　　　　　　　［1］　军委扩大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召开　

　　　　　　　　　　的扩大会议。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　




①　这是陈毅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忆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五九年二月）　


　　　　从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　
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左”倾机　
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机械搬运教条，拒绝了毛主席　
的正确方针，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这个退出，　
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　
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1］　同志负责），和中央　
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　
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这时，在苏区军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中央苏区是个大　
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　
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革命由低潮　
日益转入高潮。而今，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　
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　
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敌人即将进入苏区，革命又落于低潮，　
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　
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应当　
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　
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　
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　
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　
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　
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　
潮。　
　　　　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但是必须的。只有彻底　
实行了这一转变，才能渡过这个风暴，转入胜利；不能实行这个转变，就要　
失败。　
　　　　但是，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　
“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　
志的行动，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　
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　
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　
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　
“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　
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五次反“围　
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结果，　

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　
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　
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　
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　
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2］。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　
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　
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　
说：“我们主力一个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　
形式，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来“旧梦重温”。但他们忘记了，正　
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　
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撤出，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拼得过？而且，　
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战斗力、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记得主力撤出后不　
久，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雩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　
去了八个团近一万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　
　　　　这时，实行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后，在　
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他们对红　
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　
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　
五年二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当时不　
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而是立即实行转　
变，是可以转过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是十分顽强的，　
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和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这几十　
个县，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就可以保存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　
据地，牵制更多的敌人，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左”倾机会　
主义的影响，却转变得迟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像闽西苏区，那里早已是敌后，　
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3］　等同志的领导下，　
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4］、鄂豫皖等苏区，虽然也　
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　
　　　　到了十一月底，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　
进。我们在错误指导下，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错　
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当时，曾拟制了一个指示，在　
这个指示里，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变　
旧有的大摊子作风，分散成小组，打埋伏；这样避敌锐气，渡过这个大的风　
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夺取敌人　
搞的“自首大队”的领导权，保护群众，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已经来不　
及了，许多地方已经垮了，电台也叫不通，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最后只　
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　
变的准备，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要隐蔽苏区的资财，要动员群众　
疏散，要安排伤员，分散部队……。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物资很多，长征　

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但留下的还是不少。如书籍、机器、医药器材，　
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都要掩埋起来。　
　　　　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　
伤员，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重伤的还有两干多人。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　
不下去了。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　
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　
志们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　
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　
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　
报仇的！”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喊：“只　
要告诉我们就行！”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至今，　
每当忆及这一情景，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只有最坚强的战士，在面临如此　
严重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对他们说：“你　
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　
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于是又是一个动　
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驮一个，我抬一个，半天的功夫，两三千伤　
员全被抬走了。　
　　　　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我们被迫撤到　
了山上。这时候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老百姓满　
坑满谷，东边枪响往西跑，西边枪响往东拥，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到了这　
时，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便决定突围。部　
队十几个团，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为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　
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结　
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项英、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　
往哪里突呢？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　
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