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军事文选-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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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并兼任战术或战役性之“扫荡”。　
　　　　　　4．敌在华中之“扫荡”可分成下列诸种：季候性“扫荡”，着重夏秋抢　
　　粮；“蚕食”性“扫荡”，着重推广伪化；报复性“扫荡”，着重回答我予　
　　该敌之打击；袭击性“扫荡”，着重大举包围歼灭我军之主力和分割地区。　


①　这是陈毅一九四四年夏在延安代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节录。原件没有　

写作时间，这个时间是编者考定的。　

敌之战役性大“扫荡”，每年有一次，包括对我军一个战略区，或两个至三　
个战略区，时间在一月左右，多由敌师团部主持，旅团指挥之。“清乡”性　
“扫荡”着重镇压我之某一点，通常包括二至三个县，着重先以武力驱逐我　
之部队，再继之以各种软硬兼施的伪化工作，提出不流血“清乡”、和平“清　
乡”、政治“清乡”、机动“清乡”等欺骗办法，履行自首政策和封锁政策，　
时间以每季为一期。“蚕食”与袭击等“扫荡”则时断时续，此起彼落，为　
边缘区工作情况的特点。　
　　　　　5．敌师团、旅团、联队甚至大队、中队之间的防区分界线，即两个以上　
指挥系统的接合部，仍形成极大空隙，我方可以“此剿波窜”，对坚持根据　
地有极大战术意义。　
　　　　　（三）伪方情况　
　　　　　应分为伪府与伪军两种。先说伪军。　
　　　　　1．伪正规军计任援道（京沪）、李长江、杨仲华（苏北）、杨揆一　
　　　　　（武汉）、张岚峰（开封）、刘湘图（兴化）、徐继泰（淮海）［7］、汪　
伪中央直辖（警卫师、税务团、上海保安团）等八大部分。任援道伪军为汪　
投敌前成立，故多土匪、散兵、帮会成分。李长江、杨仲华、张岚峰、杨揆　
一等及伪中央警卫师多为投敌顽军及一部投敌地方实力派，或顽军俘虏交汪　
补充者。故正规军计分伪化顽军、伪化地方实力派两种。伪化顽军多为顽方　
掌握，企图利用敌寇以攻我，不易争取，敌亦不大信任。伪化地方实力派容　
易争取守中立，敌对之亦甚重视。　
　　　　　2．地方伪军计苏、浙、皖、豫、鄂、苏淮特区六个省单位，包括县警队、　
反共自卫队、清乡队等，总计十一万人。其成分以当地帮会土匪、旧政权衙　
役警察为最多。另有一种系地方士绅处敌据点附近，不得已而投敌者。另一　
种为地方土匪武装，先经过我军改编，以各种原因争取未遂而投敌者。前者　
经我军工作容易成为两面派或三面派［8］，后者则多半为坚决反我成为地方顽　
化伪军之类，对我危害较大。　
　　　　　3．伪府方面计分还都派、维新派两大派。还都派又分周佛海［9］财政系与　
陈公博［10］之原改组派两大系。维新派以梁鸿志［11］等为首须，系北洋余孽，　
以中日战争完全应由国民党负责，颇以历来亲日不反日自诩。日方认为此辈　
对大东亚秩序有深刻认识。故曾见重。但冈此辈对渝方［12］无瓦解分化能力。　
对华中人民无号召作用，故于汪还都时暂时失势，但日方并未抛弃他们。近　
来鉴于汪的能力有限，又渐渐垂青维新派。还都派以中日共甘苦同生死，和　
平反共建国相号召。在日方眼光中还都派比较倨傲，维新派则更恭顺。日方　
利用周佛海收罗京、沪资本家担任向国民党大后方走私，吸收战争资源，成　
绩很不坏。日方利用汪、陈改组派对渝方作政治分化诱降等工作，亦收得许　
多效果。　
　　　　　4．敌方对伪方的政策。日方支持华北、伪满，反对汪系以打破汪伪大一　
统的迷梦，并限制其向华南发展，限定汪之势力不能出华中一步。这是日本　
对诸伪逆的分治政策。日方限制伪方各派系的办法是政不建军，军不干政，　
以隔离伪军与伪府的关系，同时又不让伪方派系直接建立武力，和不准伪军　
直接干政。这是日方对伪逆的军政对立的脱节政策。比如汪刚好建立了两个　
中央警卫师（一色中条山俘虏［13］，日方即勒令调一个师赴南洋参战；李士　
群［14］积极搞武装即被毒死等等。日方对华中伪军师以上均派了日籍顾问，　
南京成立了顾问部，直接统辖伪军，离间其与汪伪的关系，制造和掌握诸伪　

逆、诸伪军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忠实的为其服务，是日方对伪方的基本政策。　
　　　　5．华中伪军的特点。在淞、沪、宁、汉、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势力甚大，　
来源于失业群众的流氓化，且有不断补充，故形成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这　
些流氓群众均有头目率领，系统分明，具有长期斗争经验，自逊清迄今均替　
统治阶级服务。统治者不断改朝换代，而他们的地位是不改变的。旧统治者　
退场，新统治者上台，仍然要吸引他们成为爪牙，而轻便取得统治地位之巩　
固。华中自敌伪盘踞以来，照老例并未改变这一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　
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伪府伪军均以这一事实为其下层基础而建立起来，各县、　
区的税收、警察机关，公务人员均属此辈，我们在接敌区域，如京沪线，苏　
中、苏南一带，能够开展据点工作，也由于利用和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是采　
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青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　
召反对帮会。同时在敌伪区则以个人名义个别利用帮会友谊来策动反敌伪，　
并争取伪方人员为抗战服务，收得很大效果，其中有不少分子转变终成正果。　
　　　　6．维新政府时代，在华中仅有地方伪军，但零星小股，不成气候。汪逆　
上台和我在华中反顽战斗胜利，大批顽军不断投敌，始有集团伪军出现，此　
为汪逆对敌寇之大贡献。一九四一年起至一九四二年，敌伪着重编整正规伪　
军，作为镇压敌后之助手，以补其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之不足。一九四三年夏　
大批建立县、区地方伪军，实际与我进行边缘区之争夺。一九四三年春日方　
派平沼赴宁答访，召集顾问部开会，总结了敌方伪军工作，其结论指出：支　
那事变［15］以来，中国建军以伪满皇协军成绩很大，对皇军有认识，思想业　
已肃正，在顺天讨共安民上成效卓著；其次推华北治安军；华中和平军抗战　
思想尚未根本消除，应首先肃正，取法于皇协军和治安军，因此一九四三年　
后敌汪乃有积极编整伪军的计划，敌汪与伪军间之冲突亦更加尖锐了。　
　　　　7．伪府各派对我只有个别关系，由于我未主动去联络。伪军如李、杨、　
刘各部则与我之关系密切。但伪军是敌、顽、我三方争取对象。敌对伪完全　
以力服。顽对伪依靠其中央合法正统，以未来的高官厚禄为饵。我方则以在　
敌后的优势（力），民主政治的光明前途（理），根据地的粮食、税收等伪　
军非靠我不可（利），先之以力服，次之以说理，再加现实的利益，亦可打　
动伪方，动摇其投敌反共意志。　
　　　　（四）顽方情况　
　　　　1．汤恩伯系统：　


　　　　（1）正规军：四个集团军计八个军，二十二个师，总兵力计十五万人。　
　　　　（2）苏北挺进部队：计独立旅一，十二个地方游击纵队，总兵力约二万　
人。另李明扬、陈泰运、张星炳［16］三部留苏中不足三千人。　
　　　　（3）鲁西挺进军沈克部，计七个纵队和二个独立支队，总兵力计万余人，　
驻冀鲁苏边区，与新四军关系不多。　
　　　　（4）豫东挺进军陈又新部，在豫东与睢杞太［17］接触，总兵力计六千人。　
　　　　汤部总计二十万人左右。　
　　　　2．桂军系统：　
　　　　（1）正规军计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辖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三　
个军，计六个师。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辖第六十八、第九十五两个军，计四　
个师。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瓒绪部两个军，计四个师。另第四十五军刘和鼎部　
两个师拨归李品仙指挥，驻鄂东。　

　　　　　　（2）豫南挺进军李金丹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3）鄂东挺进军程树芬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4）淮南路两侧及平汉路南段两侧之地方部队，兵力约二万人，直接归　
李品仙指挥。　
　　　　　　以上桂系约五万人，孙连仲部约一万四千人，刘和鼎约万余，川王［18］　
约二万，正规军总计十万人，以桂系为主干（五万），地方部队约四万人。　
　　　　　　3．江南第三战区：　
　　　　　　正规军计浙东李默庵［19］和皖南唐式遵［20］二个集团军，在苏南有第五　
十二师、第四十四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及“忠救”［21］残部，均分布在接敌区　
域，担任对敌对我之双重任务，总兵力不足十万人。顾祝同［22］之主力王敬　
久和上官云相、陶广［23］三个集团军约六万人，均位置在金华、上饶、南昌　
之线，担负对敌任务，皖变后与我无接触。　


　　　　　　以上华中汤、李、顾三大系统，总计正规军三十五万人，地方武力计十　
五万人，约在五十万人左右。　
　　　　　　4．一九四○年黄桥战斗后，接着皖变爆发，顽方决定以李仙洲［24］集团　
援鲁，王仲廉［25］集团援苏，以“忠救”军挺进苏南，企图北渡长江援韩。　
此为三路与我争夺敌后的计划，而以汤恩伯总其成，以李品仙进入皖东作策　
应。此计划经过一九四三年春韩德勤之最后失败，李仙洲入鲁受挫，于学忠　
［26］撤回豫东、皖北，顽方与我争夺敌后之计划最后失败。故于一九四三年　
夏季之后，蒋、何已主动放弃派大军进入敌后的计划，乃改变对策，严令桂　
系保持淮南路东的敌后据点（在全椒、合肥、江浦一带）与我二师对峙；令　
韩德勤保持津浦路东灵璧、唯宁一带据点，与我四师相峙；令李明扬留苏中，　
掌握李长江等伪部待机反正，并策动敌寇扫我；令“忠救”挺进苏州、无锡、　
江阴，保持北渡的道路。这三种步骤是在保留敌后战略支点，顶为将来大军　
反攻反共的准备。同时这些支点还有积极掌握伪军、组织特工对我破坏、保　
其政治旗帜的积极作用。因此顽方两大部署：正规军全部观战，不抗不击，　
保存实力；而地方游击队挺进敌后，以政治破坏为主，军事骚扰为辅，达到　
继续在敌后进行反共工作为目的。　


　　　　　　　　　　　　　　　　　　　　　　　　　二、华中工作发展过程　


　　　　　　（一）抗战初我们的力量　
　　　　　　一九三八年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六千人，枪二千余支，轻　
机枪只三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千三百余人。全军计八千人。其中长征　
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成分，江南闽、赣、湘各地共约二千人，以后和平实现　
后，陆续收容、招募计四千人；江北四支队老基础约六百人，抗战初期招募　
七百余人。当时各路游击队分散各方，政策转变的时间先后不同，特别当时　
项英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够，他本身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　
未积极放手吸收青年（怕特务）、吸收新兵（怕破坏国民党兵役法），又因　
经费困难，不敢搞大队伍等。地方党仅在徐州、上海开始了一些恢复组织的　
工作，而在农村中则有一大批出狱归田失联络分子，或系自新分子，在农村　
自动开始抗日工作。　
　　　　　　1．华中工作的三个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27］，开始华中工作的新时　
期。以后工作发展，六年来可划分为二个时期。　
　　　　甲、第一时期：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三九年冬。此一时期是最好发展　
时期。南京、徐州、武汉三大城市相继沦陷，我党我军声誉突起，国民党限　
制不大，应大胆迅速东进向敌后发展，但当时则采取沿途停留，不愿脱离国　
民党区域，等待敌寇前进。应放手到敌后去解决人、枪、物和根据地问题，　
而当时则采取整训部队提出建军的精兵方针，把大批新旧干部留在皖南作训　
练教育工作，使敌后前线工作人手不够，而限制了自身发展。新四军是由各　
路“诸侯”、大小“股东”集合成军，自然在当时形成各种严重现象。项英　
不了解只有在政治上领导东进求得大发展，才能团结内部，说服同志，克服　
各种倾向，反而死死箍在皖南，必然是治丝益纷。对恩来同志三九年春传达　
中央指示后确定的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亦不具体执行。特别到一九　
三九年冬八路军大发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爆发，顽方在华中对我进攻　
日亟，项英同志反而信赖顽方说华北过左，对中央所提出的反投降任务及应　
付突然事件的方针，项不但不执行并且不着重传达，更无部署，这里就深深　
种下了尔后皖南惨败的根苗。这一时期应该以向敌后大发展为中心，项的领　
导是闭关自守，丧失时机。但在此时期，前方各部仍有一些发展。苏南第一、　
第二支队已完成直达淞沪，足跨长江两岸的发展，造成了大军可随时北渡的　
优越条件。第四、第五支队在江北亦有些发展。彭雪枫、李先念于一九三九　
年在豫东、武汉外围开始了游击工作。此时全军力量计皖南七千人，苏南一　
万一千人（调回皖南四千人），江北七千人，加上彭、李两部不到五万人。　
　　　　乙、第二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冬。此时期的特点：敌寇　
诱降日亟，国民党华北敌后失败，我党我军在华北大胜利，英美东方慕尼黑　
政策，汪伪粉墨登场，国民党积极反共，企图造成　
　　　　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磨擦中心转移在向脆弱的新四军开刀。这时顽方　
部署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一九四○年夏开始），以冷欣［28］进攻苏南，　
韩德勤、李明扬进攻皖东、苏北，李品仙进攻皖中。项英同志处此紧急情况，　
对部队毫无精神上的反磨擦准备，政治上、组织上均如此。对国民党的无理　
进攻不敢抗议，不敢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而事事让步，而且压制各支队对　
顽方进攻的正当防卫的行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