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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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到达吴起镇，与红26 军的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后，毛泽东建议“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 据地”，并找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商量打不打和如何打的问 题。讨论了一个晚上后，决定打，由已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指挥。21 日红军利用吴起镇西南的高原深沟地形击溃了马鸿宾部25师骑兵团、东北军 白凤翔部的骑兵团和另外的三个骑兵团。这是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最后一 仗，它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 战后，毛泽东赠彭德怀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战后写诗赠给军事指挥员。这是对彭德怀勇 气和才能的赞赏，是同志间感情的流露，也反映了毛泽东走入根据地，远抛 危险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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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日军侵华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发展机会。 ● “领袖不是委任的，也不是能抢得来的，而是在实践斗争中锻炼成长 受群众信赖而产生的。我与老毛共事十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 是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的话。 ●延安，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 在中国，能成为革命领袖的人既不是单纯的理论家，如陈独秀、瞿秋白、 王明等，也不是象朱德、彭德怀、林彪等能独挡一面、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 家，而只能是文武兼备的战略家，这就是毛泽东。他以坚实有力的实践击破 外来教条，又以高超的指挥才能折服军事家们，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都是 众望所归的领导人。 虽然如此，他仍受到挑战——来自王明的挑战。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 很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就是以这种辛辣而又聪明的 手法拉下王明理论家的外衣。更重要的是，他力拒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 多次压力，开始摆脱共产国际中心的指挥而使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 现在，他要制定新的战略，为即将到来的大发展阶段作好准备。日本占 领东北已经5年多，中国的内部纷争仍未停止，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停止内战。 历史正给毛泽东提供机会，这就是动员全国的先进力量一致抗日，并通过这 种方式设法止蒋介石放弃对红军的“围剿”，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新的扩展。 这就是最大限度地鼓动全中华各民族力量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政策。也 许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确立的，但毛泽东3年前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 做出了行动：1932年4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宣布对日作 战，后又发表宣言，愿意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但由于后来他的职权被王明 派剥夺，其主张也就无人问津了。 1935年 11月，张浩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随即，中共召开 政治局委员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它规定共产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 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是首先建立起中国西北地区的合 作局面，蒋介石被排斥在外。不过，他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确实没有一点美好 印象。这是两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直到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 扣押蒋介石时，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连续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讨论和比 较各种可能性，最后决定和平解决。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于12月16日赴西安。 同时，共产国际也发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蒋回宁的指示。此后，统一战线 初步形成。共产党人得以出入蒋介石统治区，一部分人开始公开工作，但根 据地始终禁止国民党势力踏进一步。 统一战线虽然是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也确实增加了共产党人的困 难：昔日交战的对手成为今日合作的朋友，而且双方的力量又很悬殊。在如 此迅速多变的情况面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手足无措。有人认为这是阶级 投降，以至去江南传达中央指示的陈毅差点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处死。尽管人 们一直赞扬毛泽东像艺术家一样用又合作又斗争的微妙的手法成功地保持主 动，甚至一些国民党人也这样看，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干 部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带来一套抗日方案，他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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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分歧，但却得到许多中央委员的赞同。 王明是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加强贯彻国共统一战线政策 的。行前，斯大林告诉他： “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 海中去，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言语背后，暗含 中共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放弃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全心全意支持蒋介石政 府抗日等右倾倾向。这样，中国就能更有效地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对日、德 两线作战的恐惧。 彭德怀没有反对王明的主张，也没有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他与毛泽东在 对日作路的方式上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把作战方针的重点放在游击战上，而 在彭德怀看来，要阻止日军的进攻，特别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初，需要表现自 己的实力、诚意和抗日的坚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因此必须打几个大仗。 他虽然对毛泽东的分兵进行山地游击战有异议，但也拒绝八路军打阵地战， 主张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他的愿望和想法是有道理的。与毛泽东不同的 是，他没有把蒋介石在抗日中削弱共产党的打算看得很重，或者说他也过分 相信了蒋介石及其军队的力量。彭德怀一度认为太原能守得住，西班牙小小 的马德里还守那么长时间，坚守太原两年没问题，还可以借此反攻，成为华 北抗战的堡垒。他没有打持久战的明确认识，也确实没想到要打那么久，那 么残酷，或许还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直到1938年彭德怀才改变看法。 这就是1937年10月华北军分会指示的背景，因为在此前召开的洛川会 议上，大家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不同看法。为此毛泽东还找彭德怀个别谈话， 并在此后多次电告彭德怀，可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实际上彭德怀没参 予军分会指示的制定和下发，当时他正随周恩来在保定、石家庄做统战工作。 但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在“自述”里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不相信蒋介石，他知道国民党固然开始了抗战，但它是片面抗战， 中间包含极大的危险性，抗日的胜利最终要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和武 装。但是红军目前只有几万人，在数量、装备和技术上都不如国民党军和日 本人，八路军暂不可能在正面战场取得大的军事成绩。亦绝不能集中进行运 动战和阵地战。红军一要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二要估计到蒋介石 借刀杀人的可能，三要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包括阶级革命的使命 和民族解放的使命。因此，红军应以保存实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中 心任务，争取在战争中巩固和扩大自己，逐步取得实力领导地位。作战方针 应是避免打硬仗，依山傍地，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 应该说这是长远和明智的考虑，蒋介石确实想在抗日过程中除掉八路 军。他常常这样坐收渔人之利，曾成功地让许多地方军阀的部队损失在对红 军的战斗中。此时，他的目的是在抗日过程中至少耗掉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五 分之二。 但是，八路军还是打了大仗。平型关战役鼓舞人心，却因为双方的伤亡 几乎为一比一，对于只有几万人的红军来说这种仗不宜多打。这可能也是后 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不断地发出警告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 必须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整个华北必须以游 击战为唯一方向，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是游击战。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挑战来自王明而不是彭德怀，他和王明之间的 分歧日见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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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毛泽东自己一开始也没有否定王明的主张，至少他没能有效地抵 制住王明的优势。王明满足了军事指挥员们和部分中央负责人的愿望——他 们都主张和国民党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的正规战争。同时王明的主张没受到 怀疑和抵制还因为他的身份不凡，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带回 的主张基本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 毛泽东受到孤立，中央领导成员几乎一致赞同王明的主张。 年轻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专家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处在无力还击的 地位还因为他的统一战线理论尚不成熟，虽然他已强调独立自主和党的领导 的重要性，但中共毕竟只有三、四万武装和陕北一隅之地，如何既能保持与 国民党合作又能保证自己的力量不受损失，却是毛泽东的难题。王明关于国 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建议给毛泽东暂时同意采用 “抗日高于一切”和“一切 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选择了与王明合作的道路，这也说明共产国际在中 国共产党内依然有很大权威，要确保自己在党内的领导，与共产国际保持一 致甚为重要，但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时刻警惕着蒋介石可能制造的不测， 毛泽东主张统一，却没有忘记斗争。这一点早在洛川会议上已有表现，当时 他说：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 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民 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和斗争，而且只有 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 1937年 12月的会议没有形成决议，据说是因为负责起草决议的王明忙 于统战工作没有时间来做。很显然，王明的意见占了上风。王明在会上作了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的正 确方针和政策，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会议认为国共两党的目标基本一 致，决心同国民党进行亲密的合作，不仅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为 抗战胜利后共同建国。毛泽东提出了与王明相反的意见，重申并坚持洛川会 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刘少奇也保留看法，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在 1936 年就提醒人们注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常委会会议最后接受王明 “一 切均服从于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 建议，但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十二月会议后，中央批准成立三个局，即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项英负 责的东南局和王明、周恩来、博古主持的华中局。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分别是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聚集地。华中局——素有第二政治局之称的重要工作是处 理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 忽视毛、王二人之间的分歧是错误的。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王明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不能忘记斗争，要以斗争求团结， 不能力团结而不斗争。只是他还无法说服对方。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王明仍然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在致力于阐明自己的主张， 他开始更精细地研读马列著作—— “有人说我是狭隘的经验主义，逼得我多 读书”。这些著作由博古按毛泽东的需要圈定顺序后交给新成立的翻译小组。 翻译小组的负责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吴亮平，当时他近 30岁，经常面带笑 容，他机敏聪明，在苏区内外都享有优秀党员的声誉，而且在党内已有些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望。毛泽东还非常看重于理论写作和普及他的战略策略 观点。1938年前后是他写成自己代表作最多的时期之一，如 《游击战争的战 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他的分析是冷静和客观的，得出的结论也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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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服的：中国不能速胜，也决不会亡国，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 必定经历极为痛苦的过程。这期间，中国只能靠艰难的持久战来支撑危局。 这种想法出自上过几年师范的毛泽东，却令军事家们叹服。它不仅是抗日战 争中八路军作战的指导，也为国民党将领所注目。有 “小诸葛”之称的白崇 禧仔细研究，将 《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 时间”，连赞高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建议将 《论持久战》作为必读书 下发到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官佐，蒋介石加以采纳，当然，作者的姓名被 划去了。不久， 《论持久战》被译成英文。 毛泽东的观点得到现实的有力支持，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和兵力迅速扩 大，到1938年底，根据地 （包括新四军在内）已有6块，兵力近20万，而 无能的蒋军向西南的退却更使中共领导的军队成为华北抗战的主体。毛泽东 为共产党带来的新希望使他重新赢得同志们的支持，也终于得到共产国际的 肯定。实际上，共产国际并没有忘记毛泽东，在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 之后，共产国际已怀疑它的顾问李德在中国所作所为的正确性，认为毛泽东 有丰富经验， “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当今闻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935 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颂扬为和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一样“是 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共产国际的刊物和苏联 《真理报》专文介绍 毛泽东，称他为 “中国人民传奇式领袖，来自于人民，深深懂得老百姓的心 理”，具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