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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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胡耀邦为此向日本 《朝日新闻》社社长解释说：当时我们是一 边倒，因为无可奈何，那时世界上好多国家反对我们，美国和许多国家对我 们实行封锁，逼着我们一边倒。 真的是无可奈何！真的是可以理解！ 尽管中国曾多次拒绝斯大林的意见和忽视他对中国革命的劝告，但在建 国前夕还是无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关于革命后社会建设的战略，他使经济落 后的俄国短期内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并能与强大的美国抗衡。对中国人来说， 苏联是有几十年建设经验的老大哥，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 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这是毛泽东的话。当然，中国倒向苏联还有更直接和 更现实的原因，新成立的共和国周围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 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并在经济上封锁禁运，要从这些国家得到经济援助和技 术援助几乎没有可能性，而这又恰恰对中国的工业化至关重要，毛泽东只能 走向莫斯科。 1949年底，毛泽东乘火车赴苏，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国界。两位领导人还 从未见过面，但已经有过交锋。毛泽东一直以自己的能力、胆略和勇气巧妙 地应付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斯大林先在抗日时期要求毛泽东对蒋介石采取让 步的策略，结果被实际宣判失误；战后，他又建议毛泽东参加蒋介石的联合 政府，不要再进行武力对抗：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 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这恐怕要问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了。”毛泽东语音不重但很坚定，“我 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推翻 国民党的统治，对于他们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只能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互相打量，他们都是胜利者。 “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斯大林不停地问他的心腹。 “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 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斯大林怀疑毛泽东 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农民立场，因为毛泽东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命令陈 毅邓小平的部队停止进攻上海，以免背上上海600万居民生活供给的沉重负 担。 曾三，华东地区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在接管上海前就计算出上海600万 人口每天要供应粮米400万斤，煤20多万吨，很不好办。他说：“我们一打 下上海，一切都要我们提供喽，我倒希望汤恩伯不要马上逃跑，如果他就在 这几天里把上海这个金娃娃丢给我们，真还没有奶水来喂呢！”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1949年5月14日致国务卿的电文中提到：共产 党由于局势进展提前有点不知所措，尤其对接管上海的重任和管理能力忧心 忡忡。 结果，中央军委同意陈毅、邓小平要求，推迟一个月进入上海。 斯大林认为，这是毛泽东忽视和害怕工人阶级利益的典型表现。 不过，分歧并未影响大局，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签订，宣布中苏双方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几乎同 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和莫斯科红场上聚集了欢呼的人群，庆贺两个社会主义 国家合作条约的签订。之后，苏联落实援助项目，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到达中 国各地，结果是令人振奋的：中国的工业产值以高于苏联同期的速度增长。 对此，毛泽东作过评论：中苏条约对中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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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够放手地和更快地进行国内建设。很显然，他这时还没想到要超越苏联 模式。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恢复和建立新中国的统治秩 序。1950年，共和国实行了第一次肃反行动，使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遗留武装、 党团骨干和反政府的土匪数百万受到毁灭性打击。接着，共产党政府第二次 大规模镇压了被美国和台湾激动起来的敌对者数十万人，充分显示了专政的 职能。同时，毛泽东还想尽办法安排留用了数百万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 此时，彭德怀身任西北地区军政领导。 西北，占全国版图近1/3的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 经济落后。对此，彭德怀非常清楚，他在向中央人民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西北经济条件远比中国其他地区落后，近代工业及手工业在国民经济 中不到 5％，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许多地方人们冬天没裤子穿。而多民族的 状况又带来语言的隔阂和政治制度的不平衡，搞建设，困难不少。” 但是，治天下已成为打天下的人们无法推辞的职责，何况西北有大量的 石油、煤、铁、盐和其他贵重金属，有大量的可耕地和一望无际的草原，可 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工业基地和国防基地。彭德怀提出的任务是：尽快恢复 新疆对苏贸易，实现中苏两国的经济合作；在老解放区发展生产，恢复战争 创伤；新解放区加紧土改，巩固新秩序；军队方面的任务是剿匪、垦荒和修 筑铁路等。 1950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彭德怀在西北地区的政绩：剿匪 58000余人，破获特务案件百余件；开荒地160余万宙，兴修水利19处；10 万人参加修筑天 （水）宝（鸡）、天（水）兰（州）铁路；工矿业生产恢复 并发展；自下而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功地进行了 民族间的联谊合作。彭德怀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不骄不躁，稳步前进， 经过四五年的努力，西北面貌必将改变。” 然而，共和国的所有工作都受到突然到来的朝鲜事变的震动，中国人不 欢迎而且一开始也未打算参加战争，因为我们正致力于国家的内部巩固。军 人正成批复员，大约有140万，精锐部队集中在沿海一带，而且还要进行大 范围的土改。直到1950年10月，推进中的美军已威胁到中国的东北边界， 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进攻麦克阿瑟元帅指挥的士兵。 10月4日，彭德怀被急召至北京。18日，他身负援朝军队司令员兼政委 职务，随首批军队的先头部队进入朝鲜，在他身后还有26万志愿军。三年后， 美国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彭德怀从朝鲜凯旋而归。 抗美援朝给中国带来物质、人员上的重大损失，但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 收益，它成功地唤起了中国人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情感而帮助政府渡过难关 ——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完全恢复。再 说，中国第二次打败了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不 仅震动西方军事首脑，而且使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陡然生辉，中国人走向世界 更加充满自信。 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引为自豪。 正是在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 是一次神话般的行动，得益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领导人的热情和群众 的热情相互激荡，使改造的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10年。 但是，关于这一点，中央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建国后第二次大的争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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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高饶事件）。毛泽东认为农民、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很 高，应该加快改造的速度，扩大合作社的规模。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 —他在党内能够称得上是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则认为要慢一些、稳一些， 结果被毛泽东说成为 “小脚女人”，是右倾保守。 改造的速度骤然加快，至1956年底，全国 96。3％的农户成为合作社的 成员；92。2％的手工业者进入了手工业合作社；99％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 82％的资本主义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这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但它也有缺点和偏差，就是要求过急、工作 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划单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同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中国已 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和千百万流血牺牲的革命者 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基本建立，下一步就是发展生产力，用电气化列 车的飞轮赶超已经走远的西方人。 确实，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图景的描述使信奉他的中国共产党把1956年完 成的合作化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它是中共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并成为经济发 展的转折点。理所当然，毛泽东把它作为自己的又一伟大成就。他曾对张治 中说：你从1949年就已经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感到高兴过， 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过半数户口了，我 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 高兴了。到今天，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确实，这时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有了足够的 威信：在过去的几年，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夺取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 过去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建国后迅速 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及万隆会 议上周恩来的杰出活动带来的中国外交在亚洲的崛起，都使人们明显地看到 中国人的确是站起来了。 在这转折的新时刻，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他的智慧超群，开始规划自己 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前景。他首先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没有矛盾 的观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矛盾，即使有，根子也在外国帝 国主义，因此他在苏联以敌我矛盾方式处理一切矛盾。与斯大林不同，毛泽 东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依然有矛盾，但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 大规模的阶段斗争方式要结束。这些观点反映在毛泽东著名的 《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为写此文，毛泽东三天两夜没睡觉，只吃 一顿正经饭。几乎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另外一篇著名文章 《论十大关系》， 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注意的多种关系。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各社会主义 国家的探索中走在了前列，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和“波 匈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刚刚形成的看法——至少是他转变自己看法的 开始。 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国报纸上的政论文章认为，把斯大林一棍子 打死，评价有片面性。报告给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制 度的炮弹，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国内确实有人想借此削弱毛泽东 的领袖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增加了困难，苏联光环的消失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有理由提出自己的政治和生活要求，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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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是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956年8月， 这里的工人苦于生活而提出增加工资和减少所提税的要求，省府无法答应， 工人代表团便赴华沙请愿。被拒绝后，工人决定罢工，上街游行，参加者16000 人，其中党员4000人，后因传言代表团成员被捕，群情激愤，抗议者便高喊 “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冲击一 些机关，政府动用保安部队和坦克，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亡54人，伤200 多人。 匈牙利人民则提出了扩大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要求政府在平等 的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平等关系。但以科拉西为首的党和政府不愿理睬，态度 官僚，行动迟缓，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1956年10月22日，布达佩斯各大 专院校学生团体召开会议，提出了反映国民愿望的三条要求：①摆脱苏联控 制，建立平等匈苏关系。②政府给人民民主自由，重新选举党的领导人。③ 改变苏联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人民生活。第二天，各界群众举行 了有秩序的游行，参加者20万人。这次行动被党的第一书记格罗指责为反对 苏联，受到侮辱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冲占重要机关，政府无法控制局势。 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用刺刀保护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这次冲突死 亡2700余人，伤约20000多人。 波匈事件的发生是苏联模式所致，也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 考验，尽管它被定为反革命动乱，但客观地说，它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得到及 时解决而演变出来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局势的动荡。 波匈局势不定本来无碍中国大局，偏偏中国的百姓也有诸多不满。王学 君教授在他主编的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中解释这种不满时列举 了三条原因：第一，一部分干部、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充分理解新制度， 还需要适应过程；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的过急行动使小资产 者动摇，中农利益受损，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收入下降，过多的基建投资使财 政出现赤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紧张，人民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群众不 满；第三，一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也 不解释说明，更不设法解决。 毛泽东不希望中国重现波匈事件，但是在他看来，东欧局势的动荡安全 是没有把反革命消灭干净，阶级斗争不彻底的缘故：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 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 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 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特别是教授们在抗议政府中的勇敢行为使毛泽东觉着 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评价，把他们划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