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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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耍Ｕ庵智榭龅比徊荒芸闯膳淼禄澈罄词鼙岬脑颍肥祷崾埂∪嗽谇楦猩戏⑸浠！ ≌龈锩逼冢蠖团淼禄持涑鱿值谋冉洗蟮姆制缡牵憾岳盍⑷÷废叩娜鲜丁⒒崂砘嵋椤�1936年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工 人大罢工，上海五卅运动 （他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8年担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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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由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低浅，李 立三成了实权握有者，但他不恰当地估计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因而提出了过 高的革命要求和计划，史称党的第二次 “左”倾路线。 193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大的动荡之中，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加剧 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争夺，并导致中国军阀混战的进一步加剧。蒋介石、 冯玉祥、阎锡山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阵营处于互相消耗的 状态，大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此时，红军已发展到 14 个军约10万人，拥有15块根据地，遍及十多个省。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 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恢复，全国党员达10万多人。形势发展是令人振奋的。 对这种形势，李立三作了过高的估计，他先后在 《布尔什维克》（中央 机关刊物）等杂志上发表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 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文章，认为全国的 反动统治阶级正处于动摇与崩溃之势，快要完蛋破产了， “只要在产业区域 或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形成革命高潮”，如果出现中 国革命的总爆发，就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 对不同意他这种分析的人，李立三都把他们说成睡在李子树下等候李子落到 口中的懒汉。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李立三在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 议通过了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等。这是中共被 第二次 “左”倾路线控制的标志。之后，李立三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 装起义和集中全部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其布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 的红5军、红8军组成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7军、 红8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 （未到达）；以红4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区 的红5军、红12军组成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6军、 红2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1军、红 15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 汉；以闽浙赣区的红10军进攻九江。同时，准备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 青岛、哈尔滨、旅大等中心城市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并将党、团、工会等机 构合并或取消，成立 “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致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便是立三路线的由来和彭德怀进攻长沙的背景。由于各种原因。李立 三以后长期受到压制和批评，与之有关的人和事自然成为危险区域。彭德怀 指挥三军团进攻长沙之事亦被当成“立三路线的标本”、“盲动主义的典型”。 不容否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彭德怀一度接受和执行了李立三攻打 长沙的 “左”倾错误主张（实际上是执行了中央的命令）。按照中央要求， 彭德怀在1930年6月红5军攻克黄石港后组织了红三军团，然后南下湖南， 先后攻取岳阳、平江、金井，7月27日晚8时占领长沙。因为中央主张攻下 长沙后立即成立一个苏维埃的中央政权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对立起来，红三 军团在占领长沙后立即成立了李立三为主席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李立三未 到职，由王首道代理）以及各种政权机构，颁发政纲和各种法规，杀掉 400 多个反动分子，想长期占领下去，作为夺取武汉的根据地。但是，因为红军 力量仍然弱小，当何键率兵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反扑长沙时，红军无力抵 抗。美国炮舰 “派罗斯”号带头攻击长沙，连续炮轰4天，造成红军军民数 千人死亡，在何键和中央军联合压力下，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在文家市 和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师，粉碎了敌军追歼红三军团的计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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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把长沙当作一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术的错误。但打长沙从效果上看 也是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也在福建长汀扩编为红一军团。7月11 日提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但在24日占领障树后，毛泽东却 召集备军负责人开会，作出全军团西渡赣江的决定，不北上去攻打形势对我 不利的南昌，只以一部分兵力迫近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打几枪示示威，主 力向西推进，以求与彭德怀红三军团会合，在运动中歼敌。 1930年8月21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成立红一方 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全军计4万多 人。按照中央的命令，一方面军成立后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此时，敌人 已有很好的准备，从南至北数十里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工事分三道，第一道 是巨型鹿石，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 坚固的碉堡群。 自9月初开始，红军先后向长沙发动了几次进攻，在有些地方也突破了 敌人的一、二道防线，但冲破第三道防线却十分困难。为突破电网，红军在 夜里实行偷袭，但因天黑，许多战士碰上电网触电而死；继而买了几百条牛， 让它们对着电网一字排开，然后在牛尾上绑上沾有汽油的棉花，点着火，使 牛群冲向电网。没料到点火后牛乱冲乱撞，四处奔逃，不但没冲破电网，反 而伤亡了自己的队伍。此计不成，红军又弄来许多禾桶，在每只禾桶上安两 个轱辘，用浇湿的被子蒙在上面挡子弹，战士跟随后面前进，但因敌人火力 太大，成效亦小。第三种办法是挖沟壕，想把装着炸药的棺材偷运到敌人城 墙下，又因敌炮火密集，根本靠不上去。结果，第三条防线始终未能突破。 敌我双方对峙了半个多月，红军损失严重。面对红军弹药给养日益缺乏， 敌人援兵却逐渐增多的形势，毛泽东在长沙郊区白田铺召开会议，说服红一 方面军中一些坚持打长沙的干部主动撤离长沙。9月21日以后，红军退兵。 这个决策，按史沫特莱的话说， “是毛泽东和朱德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 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 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命令部队从长沙撤 退。” 毛泽东自己也说：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 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 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 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 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李立三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 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 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 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 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 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该如何看待红军攻打长沙和毛泽东、彭德怀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 呢？这在党史界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必须承认，这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比 彭德怀更先认识到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他们都执行了推行立三路线的中央 所发布的攻打长沙命令，区别在于毛泽东执行中有所怀疑，彭德怀执行中没 有怀疑。但是，毛泽东也只是处于一种怀疑的程度，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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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线的错误，而彭德怀也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反对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执行了攻打长沙的命令，但已对立三路线有所怀疑。朱德曾告诉 史沫特莱说： “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 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 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 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 识到这是冒险，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 这样心存疑虑的人是不多的。” 结果，他们压抑住疑虑，先发布攻袭南昌的命令，继而执行中央指示， 第二次进攻长沙。但正因为已有怀疑，毛泽东才果断退兵撤离长沙，并亲自 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退的原因。 彭德怀执行了立三路线，但在现实面前和毛泽东的说服下，他服从并支 持了毛泽东长沙撤退及其以后的命令和计划，不仅没有“顽固地坚持立三路 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且从军事部署方面认为不应该第二次攻打 长沙，因为敌人已坚固设防，同时红三军团本身迫切需要修整。攻打长沙， 在政治上执行立三路线，是错误的，但它有利于当时革命斗争的发展，不能 全盘否定。首先，红军判断敌情正确，以少数兵力战胜敌人，攻克长沙，在 军事上是正确的。彭德怀说： “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 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 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其次，占领长沙沉重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军和革 命斗争的影响，补充扩编了红军，筹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弹供应品。 问题在于彭德怀为什么执行了李立三路线？这也很好解释，其一是立三 路线统治了中央，是中央的代表，而且其口号本身有很大诱惑性。两次攻打 长沙都是以中央名义下的命令，也都是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前委据中央指 示作出的决议。彭德怀应该服从中央和前委决议。其二是彭德怀信任和服从 中央，没有怀疑，他在自己写的 《往事回忆》中说：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领 导，而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没有真正弄懂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 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在作战计划方面，只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能够取胜 的或者能够打得开的城镇，便取之；认为不能取胜或打不开的，就不去打。 总之，以不吃亏或不吃大亏为原则。可想而知，如果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仅 仅建筑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那是很不够的，也就难免不犯错误，致使自己 犯了错误，自己还是不知道。所以，直到三中全会以前，自己还迷惑在 “立 三路线”之中，迷惑在红军所取得的胜利之中。在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部队 以后，我才知道 “立三路线”在当时敌我各方面力量对比下，而想要取得全 国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也才知道它是一条军事冒险的路线。 尽管彭德怀把他认识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时间推迟到三中全会精神传达 后，但他在长沙撤兵时已经从行动上支持和服从了毛泽东。红军从长沙撤围 后，到株 （州）萍（乡）一带活动。总前委在株洲开会，初步总结围攻长沙 的经验教训，接受毛泽东提出的 “从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 南浔，进攻武汉”的建议，决定首先攻取吉安。1930年9月29日下达进攻 吉安的命令。但就在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达红一方 面军，传达中央 《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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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攻长沙，为夺取武汉创造条件。这样，一方面军内部围绕是维持原决议攻 打吉安，还是回头再攻长沙或南昌等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几乎导致一、三 军团的分裂。 总前委又在袁州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 上去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攻打吉安的命令，但他被主张打大城市的人指责 为机会主义，特别是三军团的一些人，说话语气很重，很激烈。毛泽东耐住 性子。作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分析说：吉安是赣西南中心城市，打下它影 响较大；敌人力量较弱，又无外援，拿下它有把握；攻下吉安，会使赣西南 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有利于经营江西。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长江局代 表周以栗，坚持攻打长沙、南昌的人也同意先打下吉安再说。彭德怀同意毛 泽东的意见，但态度不甚积极。10月4日，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城。 吉安被克后，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原来计划就是打下吉安后再向南昌、 九江进攻，争论再次激烈起来。10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向 南昌方向进军。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不希望出现红军攻打南昌的结果，总 前委于17日在峡江召开全体会议，对时局和行动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毛泽 东在会上讲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他说： “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 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 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 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