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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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才比较轻松地说如果没有整风运动他就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是毛　泽东的谦虚之词。确实，王明在苏联学习多年，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　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很多，又有共产国际在后面的支持。而毛泽东则一直从事　中国的实际斗争，环境紧张而艰险，无法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相比　之下，王明的本本主义十分盛行。不彻底清理党内的思想不行了。　　　　　　1941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毛泽东与王明开展了面对面　的斗争，尽管王明拒绝承认自己犯有错误，但他在党的会议上逐渐受到孤立，　这情况完全不同于1937年他刚回国的时候。他以生病为借口退出争论，据说　是心脏病和慢性汞中毒。这也是王明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　　　　　整风运动由此发端，并给以后的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影响。整风运动使全　党认识到，应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全党在这样一　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全党的　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全党的团结首先是领导集体内部的团　结。这一团结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和选择，终于在延安形成，中　共七大的召开确立和巩固了这一团结。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一　大批革命的领导人，像众星拱月似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把他视为自己和全　党的领袖，也无疑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必须承认，中国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　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革命　的领袖们，但也决不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在　1927年至　1949　年的22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　导了使中国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策略。如果没有　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　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　袖，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实践的选择和必然结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以他在革命实践里表现出胆略魄力、领导才　能、理论素养和个人魅力，吸引着中国革命的人们，团结了一大批中国革命　的领导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坚强支柱。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彭德怀等是其突出代表。他们在参与领导　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和　据此作出的正确战略策略选择，从而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拥护毛泽　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首要领导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刘少奇、　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王明　“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全上　受到批判。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共中央的一　次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领导干部共56人。毛泽东　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阐明了党的　正确路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问题，要求全党　充分认识和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　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右倾　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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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倾投降主义被击败，他表示今后定要像星星拱卫月亮般拥护毛泽东。这　仅仅是语言而不是行动，刘少奇在会上批评王明提议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他也许有批判的权利，因为他一开始就对　这种观点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当时插话说：　“少奇同志说得对。”　　　　　　在这次会上，彭德怀也讲了支持毛泽东的话：　“领袖不是委任的，也不　是能抢得来的，领袖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是在艰难困苦、错综　复杂的斗争实践中证明其坚强正确因而受到群众信赖而产生的，我与老毛共　事十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会后，王明的长江局书记被撤销，增设中原局，由刘少奇接任书记，重　新确立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即主动、放手、发展。这时刘少奇已认定中共的　领袖只能应该是毛泽东。　　　　　　　“我们共产党员要成为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就要学习毛泽东，不要学　王明。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却是披　了外衣撞骗，是江湖上的狗皮膏药，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这是他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开宗意旨，它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　视。当时所有重要文章必须交毛泽东审阅，一般约一星期才能退回，但他只　用了二、三天就阅完了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示说此书写得很好、很重　要，提倡正气，压倒邪气，应尽快刊登。　　　　　　刘少奇真诚地树立毛泽东的形象，尤其是在华中指导新四军工作时。据　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当时任新四军师长职务的张爱萍回忆：刘少奇在淮北经常　以报告、谈话等讲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毛泽东对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贡　献。他反复阐明对比，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向人们解释说：　“党　的工作要一些人在那里动脑子，否则不行，虽然共产党的干部很会做实际工　作，但要把马列主义应用到中国，并把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就要靠毛泽　东。他是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我们　党的伟大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学习，他在中国革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　主义。”　　　　　　师哲说，在延安时，毛泽东十分信赖刘少奇，少奇也十分尊重毛泽东，　他在自己的一切工作和活动中，总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原则，许多问题和事情，　少奇都是事先向毛泽东请示，事后汇报。他不管事情办得如何，一旦发现毛　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回过头来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设想去尽力办好。　他们紧密配合，团结了全党同志。　　　　　　思想、意志和权利正在集中。领袖集团正在形成。　　　　　　延安的革命者都已经认同，在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是较年轻、较成熟、　较老练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位，大胆点说，公认他是毛泽东的坚强助手和将　来的继承人。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毛泽东把1931年至1934年说成是错误路线统　治时期，但越来越多的人争相颂扬毛泽东，包括与他出现过巨大分歧的来自　于苏联东方大学的布尔什维克们：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　　　　　　李维汉说，选择毛泽东做领袖是有所比较的，同陈独秀、李立三、瞿秋　白、王明等相比较，毛泽东显然高于其上。到1943年，毛泽东已确立领袖地　位，除他和刘少奇、任弼时之外，其他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都被取消了。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都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　　　　　　王稼祥，第一位从教条主义宗派中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人。因为他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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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学习五年而踏上王明开的班车。1931年，他自苏回国的第二年，被任命为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才25岁，他很快为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对　其深表敬佩。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被解除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是积极的　反对者，他为毛泽东陈词辩护。毛泽东很感激，反过来安慰王稼祥：我俩处　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后，军事上有什　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王稼祥确实与解职后的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没有确切资料说明他　们关系的程度，但许多领导人的回忆都肯定王稼祥对毛泽东很亲近。在随后　的长征中，他率先批评博古，躺在担架上下定支持毛泽东上台的决心，他对　聂荣臻说：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我看，应该让毛泽东出来　领导，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据说，聂帅同意他的提议。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稼祥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38年—1943年　间，他和毛泽东联名发出了数以百计的指示和文电。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处的地位，他的脑子很能思考问题，一脸　的真诚意味着不爱出风头。他先后处理了大量的党、军、根据地的事务，提　出过重要见解，不论大会、小会或个别谈话，他总是强调党中央、毛泽东的　领导作用，讲毛泽东是思想家、战略家，是全党的领袖。　　　　　　1943年　“七·一”前夕，毛泽东走到王稼祥的窑洞，告诉他是否可以写　篇文章纪念党的生日，同时提醒他注重针对现实、总结经验。不久，王稼祥　抱病写出了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令人注目的是他在文章　中开始论述毛泽东思想，他是正式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第一人。此时，　他已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到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他竟　也落选了。毛泽东认为这太过分，亲自向代表们解释，无论如何要选举王稼　祥为中央委员：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是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没　有洛甫、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　‘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　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也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作　用很大。”　　　　　　最后，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1947年，他病愈重新工作，　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他再没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与王稼祥不同，江南才子博古一开始就和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他不相　信穿山沟的领导者能弄懂马克思主义，他依恃李德完全改变了毛泽东的做　法。但他最终还是倒向了毛泽东一边，在长征中，他激烈地反对过张国焘，　支持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在延安整风中他改变了自己，重新获得了毛泽东的　信任。1946年，他因飞机失事而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毛泽东称他们“为　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是中共第一批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博古在抗战后又和王明一起对抗毛泽东，但他敢于承担责任，正视　和痛改自己的过去，因而得到毛泽东的宽容，他在中央委员会中一直处于受　信任的地位。丁玲曾说毛泽东很爱惜博古。博古先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　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他还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社长、中共新闻事业的　重要奠基人。1941年他被任命为　《解放日报》的负责人。他埋头干自己的事　业，但因和王明的关系，他的工作还是在整风中受到指责。说他没有贯彻党　的路线、对群众活动登载太少、没能担负起整风中的组织者责任等。纵有过　分之词，博古还是作了自我批评，1942年　《解放日报》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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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所有拥护赞扬毛泽东的文章都刊登在博古负责的《解放日报》上。　　　　　　张闻天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在19岁时就走进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传播者行列，那时他还在文学创作、翻译方面颇有名气。后来，张闻天长　期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1935年至1942年间，他是毛泽东的主要合作者。　　　　　　张闻天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五年　多，曾习惯于按苏联模式来思考和实践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但在长征中面对　毛泽东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边，他帮助毛泽东在　遵义会议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一直是让人注目的功绩。虽然他在此之前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但他却没有权力欲望，这恰恰给毛泽东提　供了他在与对手斗争时最需要的自由。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总书记，却取　得了中共的实际领导地位。正是这种地位使毛泽东能在张国焘造成的危险面　前镇定自若。他精思熟虑，否定张闻天和朱德愿把自己职位让给张国焘的建　议，只允许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这个职务控制不了党也指挥　不了红军，而周恩来本人正患重病，已无法担负重任。　　　　　　王明回国后曾不满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一手控制局面，指责他滥用中　央名义　（当时，多数中央书记处成员不在延安，中央的决定实际上是毛泽东　的决定）。对此，毛泽东改用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人联名的办法发布　指示，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无疑增加了毛泽东的力量和合法性。　　　　　　后来，毛泽东高兴地承认张闻天是个开明君主：　“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　的，是个好同志。”对此，张闻天说：　“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1935年　12月，张闻天在自己的窑洞里主持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　刚从苏联回国的张浩带来的指示和国内形势及对策。领导人们的意见并不一　致，争吵激烈。博古不满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并引用斯大林的话　证明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教条式的争论，他态度强　硬，反驳博古：斯大林说，难道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孝、对祖先不孝吗？！　张闻天的总结发言支持了毛泽东，他主持起草的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　任务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去北方局。　　　　　　张闻天的个人品质换来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在延安，他先后是中央政治　局委员、主管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机关报　《解放周　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