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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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寰宇通志》立即遭到全盘否定。英宗声称这部总志繁简失宜，去取不当，另行派人重修，并同样自称是继承明成祖的遗志。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又修成志书90卷。英宗亲自为它写序，并赐名《大明一统志》。它从内容、体裁到名称都明显地仿效《大元大一统志》。在明代这五部总志中，《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是影响比较大的两部。
明朝政府一面积极编纂总志，一面三令五申督促全国修志。中央督促省，省就督促府州县，因此，有明一代，各地修志蔚然成风。据统计，在明朝280多年中，广东的府州县接到皇帝诏旨或总督巡抚通令，要求纂修或报送志书的，可考的就有13次，平均约22年一次。各地修志要由地方长官主持，志书修成了由地方长官写序，既可以算做一种政绩，得到上司的嘉许，又可以扬名于后世，自然竞相从事，惟恐落后。当时，一个地方有没有志书，是有关本地声誉的事。如刘瑞《（正德）夔州府志序》说：从前路过夔州（四川奉节）的人，问起有没有志书，一说没有，都对夔州很藐视，把夔州看作“陋邦”。现在志书修成了，夔州从此有光彩了。可见修志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标志。
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沈庠《（正德）上元县志序》）。据统计，整个明代修志在3000种左右，现存的也约有1000多种。明代的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民间仍按元代的习惯称为省）都修了志书，而且绝大部分修过三次以上。四川、宁夏等都是从明代才开始有了省志。府州县志那就更多了，不但连僻远小县也大多有志，而且如浙江的萧山、杭州、江苏的六合、常熟，广东的潮阳等府县志书，都修过六七次。修过四五次的更是不计其数。
地方志这种文化形式，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牢牢扎下了根，甚至被传播到了隔海的日本。明朝末年，浙江余杭的文人陈元赟〔yun氲〕东渡日本，在那里定居下来。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日本传播中国的老庄哲学、公安派诗文、赵子昂派书法、制陶瓷的新技术和少林寺武术，并且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 日本元和三年（公元1623年），陈元赟为长门藩主毛利辉元用汉文编写了一卷《长门国志》（今日本山口县），这一志书的稿本现在还保存在山口县，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有的学者认为，以后日本陆续出现一些汉文志书，或许是受了它的影响呢。
明代志书不但数量增多，品种也在增加。新品种中比较重要的是边关志、都司志和卫所志。
明代的边境一直很紧张，北方有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的威胁，东南沿海不断受倭寇侵扰；到了后期，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清的前身），更是对中原虎视眈眈。所以明朝政府极其重视边防。它在各省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作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归京师的五军都督府统一指挥。在军事要地设卫，卫下设所，由都司统辖。又在边防重地设镇，在边镇和重要的关隘派驻重兵，构成一整套防御体系。有些地区，就由都司、卫、所兼管地方行政，不再另设省府州县。当时，即使是一般的志书，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志书，也都非常重视记载兵防，例如《（嘉靖）山西通志》，对山西各卫、所的驻军总数、兵力分布、武器配备等都有详细记录，军事方面的内容占了全志3/10。都司、卫所、边镇、关隘修的志书，当然更加侧重于武事，成为明志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明代都司志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前后几部《辽东志》。明朝撤销了元朝的辽阳行省，在这里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志》便是由辽东都司主持修纂的。它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创修，完成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这是东北地区现存最早的志书。此后，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几次续修。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辅巡抚辽东时，看到旧志错讹脱落，已经没法读了，指示辽东都司再次重修，并改名为《全辽志》。这一系列志书，翔实地反映了明代边陲重地辽东的风貌。此外，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中，记有《陕西行都司志》12卷，据说它分为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简陋而不荒谬”，究竟原书是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了。
现存最早的卫所志是《（正德）金山卫志》（上海金山）。它一共六卷，分为上下两志，各三卷，而以上志主要记武备、兵防。此外知道名称的还有《（正德）天津三卫志》，这是天津最早的地方志，但后来因失火烧毁了书板而失传。此后又有《（万历）天津三卫志》、以及嘉靖、万历年间修的《西宁卫志》（青海西宁）等，可惜也都没能保存下来。
边关志中比较著名的，有孙继鲁的《（嘉靖）三关志》，记山西境内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王士翘的《（嘉靖）西关志》，记当时拱卫京西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刘效祖的《（万历）四镇三关志》，详记蓟州、辽东、昌平、真保四个军事重镇和居庸关、紫荆关、山海关的建置、形胜、兵力、粮饷、职官、人物、防御工事等；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海关，在明代曾五次修志（图6）。据《明史·郑晓传》记载，嘉靖初年，新进士郑晓做了兵部职方司的主事，天天研读旧存文档，“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兵部尚书就嘱咐他编撰了一部《九边图志》，一时大家争相传抄。可见当时朝野人士对边事的关心和对这一类图书的迫切需求。
专志在明朝也兴盛起来，有山水志、书院志、陵墓志、名胜志等等。总之，到了明朝，地方志的类型已经基本齐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图6 《（嘉靖）山海关志》卷首的山海关至黄花镇驻兵图（部分）
为了使郡县志书尽量规范化，重要的内容不致于遗漏，明朝政府制订了一个《纂修志书凡例》，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最初颁布时是17条，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修订成为21条。它列出了志书应该包括的21项内容，如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物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古迹、人物、诗文等。对每一项内容必须记载什么，如何记载，都作了明确规定。例如“城池”，规定要记载什么时候兴建，什么人增筑，有碑文的要记下碑文，城楼、垛堞、吊桥都要有记录。“税粮”、“贡赋”、“户口”等，要求记载自前代到明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十年的情况，必须“详其数目”。这是我国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条例，明代的许多志书都是参照它来设置类目的。它对于提高地方志的整体水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明代有许多方志编纂人员在继续探索改进地方志的体例。有人根据孟子说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在方志中只设土地、人民、政事三类，称为“三宝体”。例如《（嘉靖）醴泉县志》（陕西醴泉）和《（万历）湖州府志》（浙江吴兴）便是如此。有人认为当时一些地方志过于冗长繁琐，就反其道而行之，创设“简体方志”，如康海的《（正德）武功县志》（陕西武功），只有3卷7篇2万多字；韩邦靖的《（正德）朝邑县志》（陕西大荔）更简单，只有5700字。它们的结构、记事、文采都很出色，不过毕竟太简单了，作为资料书就不能令人满意。此外，明代方志还有仿纪传体史书的，有采用编年体的，有仿政书体的，各有千秋。虽然有些尝试并不成功，但他们力求汲取其他著作的长处来丰富地方志的表现手法，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方志学家们对明代志书的评价不太高，总的认为质量比较粗糙，反而不如宋元时期的佳作多。连它最重要的一部总志《大明一统志》也有不少错误、疏漏、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些地方句读不通，受到后人尖锐的批评。一般认为，明代学术界的风气比较粗疏，喜欢空发议论，不大愿意做切实的学问。这种学风，显然也波及了地方志。但是，全面来看，明代毕竟是地方志阔步前进的时期。明人修志，多数注意广搜博采，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明代史料。他们留下的近千种地方志，以及他们在地方志编纂中的探索和创造，为古代方志走向全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踏上古代方志的顶峰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最高峰。
为清代修志事业立下了第一功的，是清初的河南巡抚贾汉复。他以明代的《（嘉靖）河南通志》为基础，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主持修成《（顺治）河南通志》50卷，而且率领河南8郡2州95县都陆续修了志书，奏响了清代大规模修志的序曲。《（顺治）河南通志》受到朝廷的好评。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主持修了32卷的《（康熙）陕西通志》。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清政府决定动手编纂《大清一统志》。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命令全国各省纂修通志上报翰林院，并且将贾汉复的《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颁发天下，作为示范。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礼部又奉旨督催。一时各省纷纷设立志局，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各省普遍修了通志，有的甚至修了两到三次，为编纂《大清一统志》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大清一统志》前后修过三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5朝，150年没有中断。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月朝廷正式设立一统志馆。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第一次成书342卷；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续修成500卷，这个续修本被编进了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第三次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增加到560卷，由于它记述的事实到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庆志》当时没有刊印，直到194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
清朝皇帝不仅对修志的组织、进度抓得很紧，而且对志书的内容和质量往往亲自过问。例如，雍正皇帝曾严旨斥责广西巡抚李绂〔fu浮〕主修的《广西通志》“循私”，一怒之下，这部《广西通志》被焚书毁版，同时命令各省督抚都要将本省的通志重新修订一遍，“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果一年内不能完成，可以宽限到二至三年。果然修得又快又好，可以考虑总督巡抚升官；如果拖延日子，成书又草率滥略，就要“从重处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乾隆皇帝同样亲自审读志稿。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上谕曾明确要求，为了加快一统志的进度，志稿要“随缮随进，候朕审定”。有一次，一统志馆的官员进呈松江府（上海松江）清朝人物的传记，他读后发现其中没有曾做过刑部尚书的张照的传，就指示说：这个人虽然有过失，但是很有才学，书法精工，为海内所推重，不给立传“实属非是”。如果各省有类似情况，也都要查明补上。在皇帝的督责下，《一统志》的纂修官无不兢兢业业，严谨踏实地工作。编好的稿子由专人一校，副总裁二校，总裁三校，抄成清样以后如发现问题还要校改。所以《大清一统志》是历代总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
为了配合国家编写总志，各省编写通志，以及光绪年间编写《大清会典》，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总督巡抚都一再向全国州县催修志书。雍正年间并明确规定志书60年一修。因此，清代方志之多居历朝之首。现存的8000多种地方志中，清志有5000多种。而且品类更加丰富，省、府、州县、旗、关镇、土司、盐井等等无不有志。
乡镇志在清代大批出现。自明末清初以后，地方手工业和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集镇经济迅速崛起。道光年间，江苏吴江县的乡镇人口已占全县总人口的35％；广东仅佛山一镇就有五万织布工人分布在2500家工场中。尤其是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名乡名镇星罗棋布，又是历代人文荟萃之地，修乡镇志更是盛行。江苏省现存的清代乡镇志约百种左右，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浙江有77种，仅次于江苏。像江苏吴江的《（嘉庆）黎里志》、《（道光）震泽镇志》，上海嘉定的《（乾隆）真如里志》和《（嘉庆）南翔镇志》，浙江吴兴的《（乾隆）乌青镇志》、宁波的《（康熙）桃源乡志》，以及广东佛山乾隆、道光年间的《忠义乡志》，安徽贵池的《（康熙）杏花村志》等，都很有名气。
近年还发现了清志中惟一的一部街道志——《冈志》（也称为《冈上志》）。这也是我国旧志中独一无二的一部街道志。记述的是今日北京宣武区的牛街和它附近35条胡同的情况。以牛街为中心的这一地区，自清初以来，就是北京最大的回民聚居区。《冈志》没有署著者的名字，据考证，它的著者可能是清朝康熙年间太医院的医生赵士英。赵士英是回族人，所以，它又是回族人写回族居住区的惟一的志书。这部志书的主角不是达官贵人，而是牛街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中记了七八十位回民的事迹，大多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它也保存了若干弥足珍贵的伊斯兰教史料。例如它记载了三种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其中有两种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部对于研究北京史、研究回族史和研究伊斯兰教史都很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志，清嘉庆年间就在牛街回民中流传，但一直没有刊刻，到本世纪20年代左右失去了踪迹，只有几个抄本保存在个人手中。现在已由研究人员将抄本整理注释，1991年由北京出版社排印出版。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野震动。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上下要求变革图强的呼声很高。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