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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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北宋开始，“图经”这个名称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被“志”所代替。北宋元丰年间官修的《九域图》，因为没有图而改称《九域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严州（浙江建德）几种志书的名称，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的脉络。严州在宋代一共修志五次，前三次都称为图经，都失传了。第四次修于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起初仍题名《严州图经》，后来被改称《新定志》，两个名称并存，说明这时候“图经”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区别。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第五次再修，就径直称为《新定续志》了。
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罗鉴为新完成的《罗山志》（江西崇仁）写序，序中说，这次修志是“以祥符图经为祖”，而修成后却“名曰《罗山志》”。又，南宋人笔记《宾退录》卷四有这样的记载：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胥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都可以证明，在南宋人看来，“图经”和“志”是同一种东西。而且，以“志”的名称取代“图经”，显然是大势所趋。
北宋以“志”命名的志书，现在知道的只有20多种，比“图经”少得多。其中宋敏求的《长安志》（陕西西安）最受后人推崇。宋敏求做过宋朝的编修官，参与过《新唐书》等多部重要著作的编撰，自己家里藏书30000卷，本人的著述也很多。他还纂修过《河南志》（河南洛阳）20卷，可惜散失了。同时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曾为《河南志》写过一篇序，只有这篇序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称叹《长安志》和《河南志》内容的充实：“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市、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志书和《吴郡图经续记》都是学者的个人著作。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见闻，对于丰富志书的内容（特别是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南宋，称为“图经”的志书数量锐减，“志”的数量猛增。现有名称可考的“志”有200多种，大大超过了“图经”。这200多种志书遍及南方各省，有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还有镇志。我国现存最早一部镇志《澉〔gan敢〕水志》（澉水是浙江海盐的一个镇），就是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纂修的。
南宋偏安于富庶的江南，100多年中环境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加上修志制度日益完善，大多数志书由才学之士主纂，一些文人学士痛心于中原失陷，常将故国之思，兴亡之慨寓于修志之中；所以南宋的志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现存的20多种南宋志书中，不少是历来公认的名志。
南宋首都临安（浙江杭州），曾在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三次修志，后人合称《临安三志》，都是宋志中的佼佼者。《（乾道）临安志》在现存南宋志书中是最古的一部。它也是现存最早的杭州地方志，后面的两部《临安志》都是以它为蓝本的。它的纂修者周淙曾两度任临安知府，关心农事，兴修水利，多有善政。原书有15卷，现存只有第一至三卷。《（淳祐）临安志》早年亡佚。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意外地在书市上发现了它的残抄本六卷，学者和藏书家们如获至宝，甚至赋诗相庆，欣吟“宋室江山存梗概，乡邦风物见繁华”；“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近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永乐大典》残卷中，找到一篇陈仁玉写的《淳祐临安志序》，才确知这部官修方志原有52卷，分为12门99类，全文有“数十万言”。也才确知它的主纂者是陈仁玉。在现存的第五至十卷中，保存着它前、后两志中都没有的一些重要材料，所以不能因为篇帙不全就轻视它。《（咸淳）临安志》原有100卷，现存95卷，是三部志书中保存得最全的。它的纂修者潜说友，曾兼任过临安知府，很有能力，但因趋附奸相，后来作平江府（今苏州市）知府，元兵临城时又弃城先逃，被认为人品微不足道。但他编的这部志书，在现存宋志中是内容最详实的，而且体例完善，对于疑难问题或史料记载说法不一的，都加以考证，说明依据，对乾道、淳祐二志的记事多所订正，它的史料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公认。
此外，如高似孙的《剡录》（浙江嵊县），在卷首立“县纪年”，这是县志设立编年大事记的开始；又在第五卷中收进晋人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的著作目录和阮、王、谢的家谱目录，开地方志收本地人著作的先例；都很有新意。南宋的几种《四明志》（浙江宁波）、罗愿的《（淳熙）新安志》（安徽歙县）、杨潜的《（绍熙）云间志》（江苏松江）、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江苏苏州）、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等，也都有盛名。
两宋时期，图经、方志显然早已是地方官的得力助手。北宋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官到雷州（广东海康），刚到达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经在道旁拜迎，并且首先送上图经。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胡太初被调到汀州（福建长汀）做官，亲朋都说这个地方“僻远而难治”，他就在赴任之先，辗转找到曾在汀州做过官的人，要求借地方志看看。可见南宋地方官离任时，往往还要带走一部当地方志，留作以后参考。
我国方志学家张国淦在考察了早期方志的发展过程后总结说，隋唐以前，方志的门类“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而且是“分别单行，各自为书”。他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现代方志学家普遍认为，我国地方志到南宋基本定型。从此，中国地方志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第六章 攀向古代方志的峰巅
元明清三朝，我国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动下稳步前进，走向它的鼎盛时代。
第一节 走在稳步发展的路上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辖着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疆土。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继承了前朝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编纂地方志。
据统计，现在可以考见名称的元代方志有200种左右。这个数字虽然少于南宋，但考虑到元朝历史不到100年，可以说它的成绩比前朝毫不逊色。而且南宋的志书局限在长江以南，到了元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志书的分布才重新扩展到北方。
随着“省”的设立，元代出现了我国的第一批省志。见于记载的，有《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元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地区）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奉中央政府之命编修的。完成后马上呈报，没有刊刻，结果都没有逃出佚亡的命运。
现在还能见到的元代区域性方志总共只有十几种，多数都深受后人的赞赏。
元代的志书比较注意纪实，编纂者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物，记载惟恐不细不详。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做法当然十分受欢迎。例如元初徐硕的《（至元）嘉禾志》（浙江嘉兴），一共32卷，“碑碣”一门占了11卷，从三国到南宋，只要是石刻文字都尽量收罗，其中有许多是一般人没见过没听说过的。仅这一部分，就为研究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古文物保存了一大批有用的资料。袁桷〔jue绝〕的《（延祐）四明志》（浙江宁波），“赋役考”下列了33个子目，其记载之细致可以想见。元末的李好文，曾两次在陕西担任重要职务。他关心民间疾苦，凡经过的山川、城邑，必定要实地查访考察。他认为“泾渠之利”和百姓的衣食相关，所以特别重视水利。他的《（至正）长安志图》（陕西西安），又称为《长安图记》，一共两卷，一卷记述长安宫阙、陵寝、坊市、古迹等的沿革，另一卷专记水利，从先秦的郑国渠讲起，历叙各泾渠的变迁、洪堰制度、用水则例、屯田的设立等等，分析水利和水害，并配有详备明晰的泾渠总图和灌溉图（图5），以特色鲜明和切合实用备受称道。
此外，如元末至元年间的《齐乘》，实际上是山东第一部省志，不过它不是官书，而是纂修者于钦独力完成的。于钦以本地人写本地事，又广阅经史，对当时当地的政治、风俗、人物都作了认真的探讨，颇有自己的见解。熊梦祥的《（至正）析津志》，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北京志。这是元朝人讲述元大都情况的书，所以十分珍贵。可惜这部书已经散亡，据记载原来有34目，不知道有多少卷。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将它的残章断简编成了《析津志辑佚》一书，只有薄薄的一册，仍能看出它工细详实的风貌。还有冯福京的《（大德）昌国州图志》（浙江定海）、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江苏南京）、骆天骧的《（元贞）类编长安志》（陕西西安）等，也都是比较优秀的志书。
图5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中的泾渠总图
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王祯，在做安徽旌德县令的时候，主编了《（大德）旌德县志》。他用自己创制的一套木活字和自己发明的转轮排字架试排试印，全书六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600部，比雕板印书快得多。他把木活字的制作方法和这次试印的经验详细记录下来，收在他的名著《农书》中。这在方志史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官修的《大元大一统志》，则代表着元代地方志的最高成就。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兵攻下了宋朝抗元的最后一个据点——今广东新会县南面的崖山。陆秀夫背负着宋朝末代皇帝七岁的帝昺投了海。南宋灭亡，中国重新统一。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大学士、西域人札马里鼎建议说：“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图，宜为书以明一统。”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同意，编修全国总志便由此开始了。志书完成以后，许元壬奉命作序，对这部书的编写意图讲得更明白。这篇序指出：修这部方志不仅仅是供人增长见闻而已，而是要宣扬大一统的国威。要“垂之万世”，让后人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要“播之臣庶”，让臣民都知道生活在一统之世，政治清明，时势安定，臣子要各尽其职，百姓要各尽其力，维系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共同巩固这个一统，使国家同天地一样长久。所以，这部总志就命名为《大元大一统志》。
《大元大一统志》初次完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共750卷。元成宗时续修了一次，完成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增加到1300卷。它既概括了元代的现实状况，又充分采择历代旧志和其他图籍，关于边远地区，则有新编的辽阳、云南、甘肃等图志作为依据，古今兼备，类目完善。过去历朝编修总志，体例各不相同，到了《大元大一统志》，才有了一个规范。明清两朝修总志，都是拿它作范本，但都没能达到它的规模。这部志书到明朝已经佚失，只剩很少一点残卷，今人金毓黻〔fu符〕曾收集它的残页和佚文编入《辽海丛书》中。又有赵万里经过20年的努力，汇聚它的残篇零句，重新厘订校辑，编成10卷，单行出版，题名《元一统志》，这是现在较为通行的本子。
元以少数民族君临中原，正像俗话所说的“人生地不熟”，却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中，在修志方面成绩斐然可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地方志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已经构成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到志书缺了，陈旧了，一般官员甚至在野的学者文人，都会主动站出来建议、呼吁，或者径自执笔重修。他们是出于对历史、对家乡、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一定等谁下命令，也不一定要受谁的委托。传统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无形的力量，它推动着地方志不断地稳步发展，也促使每一个新来的统治者很快就对地方志刮目相看。
第二节 “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
历史翻到公元1368年。这一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八月，明朝的北伐军进占元大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出身于农民领袖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全国百废待兴：行政机构要重建，户口要清理，田地要重新丈量，赋税要赶紧整顿……无数紧急的事等着办，他却没有忘记首先将修志提上日程。
明代曾经五次修总志，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中就修了三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诏令儒士：“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见《明史·艺文志》）到年底就完成了《大明志书》。但此书已失传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详记郡县的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修成《环宇通衢书》，专记全国的交通驿程。这三次修志，重点在地理和交通，看来是为了应付整理全国行政区划和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统之急需。
认认真真地打算编一部高水平的总志，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明成祖计划修一部《天下郡县志》，不但组成了以户部尚书夏元吉为首的规格相当高的工作班子，而且由礼部派遣官员，分路到全国诸郡县，去采访故实事迹和收集旧志。但是，由于明成祖去世，这个宏伟的计划没能完成。直到代宗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才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寰宇通志》119卷，并颁行于天下。一年之后，发生了史书所谓的“英宗复辟”。因战败被蒙古瓦剌部俘去后来又放回的明英宗，趁他的弟弟代宗病危，发动政变，重新夺取了皇位，《寰宇通志》立即遭到全盘否定。英宗声称这部总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