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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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陆氏皕〔bi必〕宋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若干珍本，都陆续卖给了日本。 内忧外患交困的旧中国，政治腐败，国弱民贫，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珍品。我国方志学家傅振伦痛心地回忆说，当年日本人在北京琉璃厂书店收买古今方志，“不是计书论值，而是规定积书高达一手杖给一元。”现在日本各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几千部，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其他国家。根据日本人山根幸夫编的《日本现存明代方志目录》（1971年增补版）统计，仅日本12个图书馆所藏的明代方志就有300多部，其中57种国内已经失传。
美国搜购中国古籍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1918年以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几次派人到中国各省采购地方志，如1933年曾买走了山东人高维翰用20年时间收集的100多种山东志书。现在，中国地方志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特藏之一，1942年统计已有2900多种，目前大约已达到4000种。哈佛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中国地方志3500多种。美国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多少不等地藏有中国地方志。在世界上，除中国本国以外，美国藏有中国地方志的数量仅次于日本。
宁波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闻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侵入宁波，曾闯进天一阁，从地方志中查看宁波一带的地形，并且掠走了《大明一统志》等几十种地方志和舆地图书。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大量上千年前的古写本重见天日，这一重大发现令全世界啧啧称羡。 自此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陆续闻风而来。盗走了敦煌宝藏中的大批精品，其中包含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写本残卷。这些稀世之珍，现在大部分保存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据1957年巴黎出版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记载，欧洲英、法、意、德、比、荷、瑞典七国的25个藏书单位，共有中国地方志1434种。其中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
如果把这些都加在一起，不算重复的，现存于世的中国地方志大约在万种左右。据估计，现存中国古籍的总数为八至十万种，那就是说，地方志占了中国古籍的1/10。
第二节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地方志
但是，中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还有更多的地方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传到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相继湮没了。
在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前，书籍靠手抄，难以广泛流传，所以多数不能保存下来。南齐的陆澄曾辑录160家地理著作，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补了84家，汇编成252卷，称为《地记》。过了不过100来年，到唐朝贞观年间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这200多种书的原本已经9/10找不到了。再过几百年，到元明两代，《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书也已十不存一，连陆氏、任氏的汇辑本也失传了。可见古代书籍的散失有多么严重。
即使在印刷术发达起来以后，也有许多地方志从来没有刊刻过。或者虽然刊刻了而印数却很少。明清两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之后，向上级报送几部，稿本或书板就藏在府县衙门，平时鼠咬虫蛀，潮湿霉烂，不时遭到水灾火灾，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战争，府县衙门更是首当其冲。如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明代修过五次志书，明末天启年间滹沱河水患，“俱没于洪水”。湖北房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就编有志书，在明末战乱中书板被毁。到清康熙年间重修，过了15年又“板毁而书亡”。吉林的临江县（今浑江市临江区），曾于1926和1928年两度重修县志，两次都因失火，原稿全部烧毁。1930至1931年再次重编，随即遇到“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已脱之稿，尽付劫灰”。翻开各地修志的历史，这一类令人伤心惋惜的记录随处可见。
历代皇朝都曾经投入巨大的财力组织修志，修好的方志集中到中央，精心构筑了坚固的书库，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其他图籍一起妥善保管。但即使是这些得天独厚的皇家藏书，同样屡屡葬身于大规模的战争或火灾之中。如唐朝皇室的藏书一毁于“安史之乱”，再毁于唐末战乱。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一场大火烧光了皇室藏书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的三万多卷图书。此后，宋朝的皇室藏书又在宋金、宋元战争中两次被毁。这些被毁的图籍中都包含着大量地方志。明朝政府曾经收集保存有不少宋元方志。明初编辑的《永乐大典》一共两万多卷，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中许多宝贵的资料就是来自地方志。明末的战乱，是图书的又一次浩劫，编《永乐大典》的人曾经看过、用过的不少宋元志书，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了。《永乐大典》有一个正本，一个副本，正本也在明末战乱中被毁，副本则在清末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国联军的焚烧，丧失殆尽，幸免于难的部分仅及原书的千分之三，也多数被劫走。许多仅靠《永乐大典》得以保存的宋元方志资料，终于随同《永乐大典》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往往殃及地方志。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诸侯国的“史”和“记”，从现在看来，都是珍贵的地方文献，由于其中往往有对秦国不恭的文字，所以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尤其难逃厄运。
清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为了取缔不利于清政府的思想，盛行文字狱。一些地方志就因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禁毁。规模最大的一次禁书是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征集天下图书一一审查，凡内容有不符合要求的，统统销毁，或者部分抽毁挖改。有些地方志中至今还能看到删改的痕迹。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安徽巡抚奏请检查天下郡县志乘，乾隆皇帝批示令各省照办，仅安徽省查出上缴的就有《黄山志》、《宁海志》、《吴县志》、《金山志》、《松江新志》等多种志书。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成为地方志散失的主要原因。除了流散到国外的以外，还有不少方志毁于侵略者的炮火。例如，《（道光）广东通志》书板藏在广州越秀书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所毁。远东著名的上海东方图书馆，经过几十年惨淡经营，收藏地方志2600多部，其中有140种珍贵的元明版本。1931年“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先遭日机轰炸，又被日人纵火，它的50多万册藏书连同这些地方志全部被烧光。更有许多新完成的志稿，由于国难当头而不能出版，在战火和流徙中散失。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夭折了，使多少修志者的心血付诸流水。
这些被湮没了的地方志，其中一部分在历史上还留下了一点影子。它们在其他古籍中被引用过，或者被提到过，有的只留下一个书名，有的可以知道作者和成书时代，有的还保存下来一些断篇零句，或者有几句关于它的简单介绍。仅是这些“有据可查”的，数量已经极为可观。
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记录了元代以前的方志类图书2000多种，其中现存的不过40种左右。有人根据各种目录统计，明代地方志失传的约为现存数的将近两倍。清代早期方志佚失的也不在少数。从地区来说，如元代
以前山东地区地方志有名可考的有36种，幸存至今的只有元代编纂的《齐乘》一种；元代广东地区可考的地方志有14种，只剩下《（大德）南海志》一种，还不是全本；明代浙江有据可考的方志有637种，现存的仅102种；1911年前的贵州地区方志可考的有271种，现存只有89种，还不到1/3。至于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志究竟有多少，那就无法查考了。
枯燥的数字，蕴含着确切的事实。我们不能不为我国历代修志的规模惊叹，不能不为国家的多难和文献的散亡扼腕叹息。而那些穿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幸运地留存到今天的地方志，就越发值得我们珍惜了。
第三节 繁荣的地方志家族
中国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随着它所记叙的范围不同，有着许多不同的种类，有繁有简，有分有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方志大家族。
这个地方志家族有三大类成员：
第一类是全国总志，又称为“一统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区域为纲，用地方志的体裁记述全国的情况。著名的全国总志有隋代的《隋区宇图志》、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等。
第二类是地区志，它专门记述某一个地区。地区志在地方志中占绝大多数，按照历代行政区划的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
省志。省这一级行政区划是从元代开始设置的，当时全称为“行中书省”，简称“省”。以省为范围编修地方志也是从元朝开始的。明代省志大多数称为“总志”或“通志”，到清代则通称“通志”。如明朝成化年间纂修的河南省志称为《河南总志》，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编的都称为《河南通志》。明清两代的湖广省（包含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有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编的《湖广总志》和康熙、雍正年间编的《湖广通志》。
府志。如《（成化）杭州府志》（浙江杭州）、《（雍正）抚州府志》（江西抚州）。唐代只有建都的地方才称为府，宋代渐渐将大的郡升为府，明清两代的府是省的下一级行政区划。
州志。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从东汉末年开始。明清两代的州有两种，大多数隶属于府，称为散州；一部分直属于省，称为直隶州。如山西的代州，管辖的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山西的代县、繁峙、五台、原平四县，原来是散州，明朝有《（万历）代州志》，清雍正年间改为直隶州，乾隆年间修的志书就称作《直隶代州志》了。
厅志。如《（光绪）赤溪直隶厅志》（广东台山）、《（宣统）丹噶尔厅志》（青海湟源）。清代在新开发的地区设厅，也有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散厅隶属于府；直隶厅隶属于省。
县志。如《（康熙）历城县志》（山东历城）、《（乾隆）万县志》（四川万县）。我国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就开始在边境设县，逐渐发展到内地，后来由秦始皇推行到全国。县志大约占我国现存地方志的70％。
乡镇志。以低于县的行政区划作为记述范围，有乡志、镇志、里志、村志等。如《（康熙）杏花村志》（安徽贵池）、《（乾隆）真如里志》（上海嘉定）、《（嘉庆）南翔镇志》（上海嘉定）、《（民国）曹娥乡志》（浙江绍兴）等。历代政府发布的修志条例和命令，都只限于要求编修县以上的志书，从来不曾要求修乡镇志，所以，乡镇志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乡绅或文士私人纂修的。由于不是官书，忌讳和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比较少；由于记述的范围小，对社会和民风更能体察入微。宋代已有乡镇志，到明清时逐渐盛行。
都邑志。也就是城市志。如《（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等。
此外，还有一些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
卫所志。卫是明代军事编制的名称。明代在军事要地设卫，每卫5600人。驻在某地就称为某卫，如建州卫、天津卫等。卫的防地有时可以包括几个府，有的兼管地方行政。卫志往往由它的长官（指挥使）主修。卫以下设千户所，每所1200人；百户所，每所120人，有的所也有志书。
边关志。专记边防要塞的情况。有边防重镇的志书，如《（万历）延绥镇志》（陕西榆林地区）；有重要关隘的志书，如《（嘉靖）山海关志》。
土司志。又叫土司司所志。明清两代，在西北、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由当地头人世袭的土知州、土知县、招讨使、千户、百户等文武官职，管辖本民族地区，这就是土司司所。它的志书，便由土官主修。如前述的《（康熙）卯洞司志》；广西恩县境内的白山司，有土司王言纪主修的《（道光）白山司志》等。
盐井志。元代开始设官管理盐井，称为“提举”，本来只管盐务，明清时逐渐兼管当地的民政刑政。盐井志只见于云南，如《（康熙）黑盐井志》、《（乾隆）白盐井志》。
这些特殊区域的志书各有特色。边关志、卫所志着重记述有关军事的情况，像山川、要塞、兵马粮秣之类；土司志突出民族事务；盐井志着重记盐务。但它们也有和一般州县志相同的地理沿革、古迹、物产、人物等内容。
还有一种比较简略的区域志称为乡土志。如《耒阳县乡土志》（湖南耒阳）、《永嘉县乡土志》（浙江永嘉）等。乡土志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的产物，是按照地方志的体裁，编来给小学堂做教材的，所以十分简短通俗。现存的乡土志绝大部分都是清末修的，民国时期也修了少量的乡土志。
第三类是专志。专志专门记述某一地区的某一项特定事物。如山志记述山脉。我国各地的名山几乎都修过志书。水志记述河、湖、塘、泉等，如《通惠河志》、《金沙江志》、杭州有《西湖志》、南京有《莫愁湖志》、济南有《趵突泉志》等。名胜志记述一地的名胜古迹，如北京的《潭柘寺志》、苏州的《寒山寺志》、《沧浪亭志》、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志》、山东曲阜的孔子故里有《阙里志》、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有《精忠岳庙志》、河南南阳诸葛亮故居有《卧龙岗志》，等等。风土志记述一地的风俗、民情、特产；金石志记述当地的铜器、碑刻等文物；经籍志或艺文志专介绍当地人的著作；人物志专门记述当地著名人物。总之，专志的数量和品种都十分可观，而且往往不止修过一次。仅清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