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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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十八至八十七为“田赋志”，下列的类目有：“田赋”，记历代田数和田赋数；“户口”，记历代人口或户口数；“杂税”，记田赋以外各种税收的名目和税额；“仓储”，记山东各地粮仓的位置和储量；“荒政”，记历届政府的救灾防灾措施；“盐法”，记盐税制度；“关榷”，记海关和内地税关的设置时间、征税名目、征税数量等。
卷八十八至一○九为“学校志”，记各级学校的地点、设置经过、学生名额。又有“举人表”、“进士表”，一一列出山东文武科举人、进士的姓名和中举时间。
卷一一○至一一三为“典礼志”。山东有五岳之首的泰山，又是孔子的故乡，封建皇朝常常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典。典礼志详细记录历次典礼的经过和仪式，包括举行仪式用什么器具，用什么乐器等等。同时也记载其他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礼仪。
卷一一四至一一七为“兵防志”。“兵”指兵制，记录了山东省历代军事机构和兵制的变迁；“防”指海防和内地的驻防，详记山东境内军队驻防地点、人数、驿站的位置等。
卷一一八至一二六为“河防志”，按年记载山东境内黄河的变迁、历代治理黄河的措施和治理的经过。有“河工职官营汛表”，列出历代治河官吏的姓名和他们分工的河段。卷前冠有“山东黄河全图”（图2）。另设专节记载山东境内小清河、运河和海运的状况。
卷一二七至一五二为“艺文志”，分为“经籍”和“金石”两部分。“经籍”是历代山东人著作的目录，附有简单的介绍；“金石”是山东铜器、石刻的目录，附有铭文、碑文的年月、撰著人和书写人，重要的还收录了碑铭全文。
卷一五三至一九八为“人物志”，记载山东历代名人，又按照人物的特点分为“名臣”、“循吏”（奉公守法的官吏）、“儒林”（学者）、“文苑”（文士）、“忠义”、“孝友”、“独行”（有特出行为的人）、“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列女”（有才能的或节孝的女子）等等。
卷一九九至二○○为“杂志”，记载无法归入以上各类的事物，如“寺观”、“仙释”（著名的僧道人物）、“侨寓”（居住在山东的外地人），还有各种琐碎的传闻逸事，如关于天上织女下嫁董永的故事，及传闻的董永墓的位置之类。
图2 《（光绪）山东通志》卷一一八山东黄河全图
此外，在正文之前，另有“列圣训典”、“至圣世纪”两类。“列圣训典”记清朝历代皇帝对山东的指示；“至圣世纪”是孔子的年谱。将它们放在各卷之首，是表示尊崇的意思。
大部分府、州、县志并不是像《（光绪）山东通志》这样的鸿篇巨制。有些志书只有十卷八卷甚至一卷两卷，但是内容大体相似。例如《（嘉靖）太平县志》（浙江温岭）只有八卷，其中“地舆志”二卷记地理；“食货志”一卷记经济；“职官志”二卷记官制和历代任职官员的姓名；“人物志”二卷记历代名人；“外志”和“杂志”一卷记杂事轶闻。以“简”闻名的《（正德）朝邑县志》（陕西朝邑）只有两卷七个类目，上卷分为“总志”、“风俗”、“物产”、“田赋”四类；下卷分为“名宦”、“人物”、“杂志”三类。
这样多姿多彩的内容显然无法用单一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地方志在体裁上也是兼采了多种著作体裁的长处。从上面《（光绪）山东通志》的例子可以看到：它用地图来表达山川城乡的位置和距离；用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历朝大事和各种事物的沿革变迁；用表格来列举文武官员和举人、进士的姓名、简历；用目录的形式介绍当地人的著作和当地文物；用传记的形式记载名人事迹；用随笔杂著的形式记录轶闻杂事。还有不少地方志在“艺文”部分，仿照诗文集的形式编录赞颂当地名胜古迹或反映当地民情风俗的诗词和文章。地方志的体裁，同样体现了“综合”的风格。
第三节 地方志的第三个特点：资料性
地方志的主要任务是记录事实，积累资料。许多地方志出于名家手笔，写得文采动人。但是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地方志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绝不允许想象和虚构。如《（同治）竹溪县志》（湖北竹溪）卷十六记1862年的一次极光，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而地点、时间、方位、过程、情状都十分确凿具体：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大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凄凄然，光芒闪烁。 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许始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地方志只回答“是什么”，不回答“为什么”，它的任务不是阐述理论或探讨规律，这是它同一般科学著作不同的地方。当然，编写地方志的人，对人对事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从地方志的字里行间，编纂者的立场观点处处可见。例如，将皇帝的训示放在卷首，或大量记述女子“未嫁殉夫”之类，显然意在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但它的观点都是贯穿在材料的取舍或事实的叙述中，绝少由编纂者站出来发议论。有些严谨的编纂者还一一注明资料的来源出处，以备后人查考。一般科学论著都是围绕一两个主题思想或中心论点来组织材料，安排章节。地方志却基本上是类似上述的《山东通志》、《太平县志》、《朝邑县志》那样，横分若干门类，各类相对独立，并没有什么中心论点贯穿其间。它的编排原则是便于查找，这正是资料书的特色。
参与修方志的，都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正如清朝的张恕所说的：“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鄞县志序》）官修方志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更可以利用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官方文件档案，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力开展实地调查。因此，地方志中许多记载根据的是不见于他书的第一手资料，切实可信，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第四节 地方志的第四个特点：连续性
地方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常常变更，新的事物在不断出现，人物代代更替，户口、田亩、赋税年年都不同……，所以，编修地方志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资料陈旧过时了，方志就需要重修。历代中央政府为了能准确及时地掌握地方的情况，往往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地编写新志。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一般隔几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灾荒或战争引起社会大变动以后，重修志书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我国大多数地方都曾多次编修地方志。多的像江苏常熟，在明清两代曾修志20几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
对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习惯上在方志的正式名称前标明纂修时代，以示区别。如浙江嵊县志，现存的就有：宋代的《（嘉定）剡录》10卷；明代的《（弘治）嵊县志》10卷、《（万历）嵊县志》13卷；清代的《（康熙）嵊县志》12卷、《（乾隆）嵊县志》18卷、《（道光）嵊县志》14卷、《（同治）嵊县志》26卷，以及1918年修，1932年又续修的《（民国）嵊县志》32卷。这样连续地编修地方志，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可贵的传统。如果从隋唐时代各地要定期向中央编报图经（早期的地方志）算起，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一千多年。
编修新志的办法，可以是将旧志作基础而核实补充，也可以编续志，就是只收编上次地方志修成以后的新资料。不论用哪种办法，总是以反映从上一次修志到现在的情况为主。所以，地方志不仅有地区特色，还必然带着它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深深的印记。地方志的类目也总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增加或调整。例如，最早人们只知道从古典文献中去了解历史。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金石学，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了古代的金石器物。从宋代开始，地方志才普遍有了“金石”、“碑记”这一类类目。河南安阳是殷朝故都，早已是著名的文物之乡，清朝末年又在这里发现了甲骨文，这个新的考古发现震惊了天下。《（民国）续安阳县志》就在“续金石录”之后，又增加了“甲骨文”一项，不但有关于殷墟文字的著作书目、甲骨文出土遗址的摄影和考证等等资料，而且还选择拓印了100多片甲骨卜辞，以反映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明代边患严重，明志中“兵防”的内容就很突出。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志书中就大量出现了有关对外交涉、租界、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门类。
正因为每一部志书都以记录最近一段时间为主，时间近，就便于调查，便于核实，就能够记载得比较准确和详细，能够将许多可能转瞬即逝的材料保存下来。将同一地区一次又一次编修的地方志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古今资料的总汇，可以连续考察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将各地历代的方志合起来看，就可以连续考察整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其资料的丰富与完备，是任何其他著作无法相比的。
地方志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极好的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教科书。从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南宋哲学家朱熹曾做过南康军的知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划的一种，和州、府平级），到任的时候，下属官吏载酒相迎，他却首先问志书带来没有。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过去编的地方志尽管存在种种不足，由于它的资料详明，对于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29年红军打开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9年以后，他每到一地视察，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志书。地方志成为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千百年来，中国大地历尽沧桑。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殒落了，多少煊赫一时的皇朝消失了，中国地方志的编研工作却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见兴旺发达，这和它的上述四大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二章 中国的地方志
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化的瑰宝。地方志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品类齐全，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古籍之林中独具风采。
第一节 现存的中国地方志有多少？
中国历代究竟修过多少地方志，已经难以统计清楚了。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了我国190个较大的图书馆的馆藏，共有1949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8264种。其中天津26种、宁夏32种、青海39种、西藏44种、内蒙古48种、台湾49种、海南50种、北京55种、黑龙江65种、新疆81种、吉林93种、辽宁130种、贵州、上海各139种、甘肃198种、广西221种、云南287种、福建315种、湖北332种、安徽379种、广东395种、陕西、湖南各401种、山西431种、江西477种、河南528种、江苏540种、山东541种、河北567种、浙江590种、四川671种。
这个数字，绝不是现存地方志的全部。首先，它不包括全国总志和各类专志；其次，还有不少方志保存在其他图书馆或个人手中。近年来，各地在编修新方志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不少《联合目录》没有记载的志书。例如，湖北省来凤县在孝感的《向氏家谱》中发现了一部清初的土司志——《（康熙）卯洞司志》六卷。卯洞司是个很小的土司，“土地不过弹丸，编户不过数十”，居民都是土家族。土官姓向，从明初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已传了13代。这部志书完成于清康熙年间，记事很齐全，是一份难得的研究古代土司制度和土家族史的资料。它从来没有刊刻过。清嘉庆年间，向氏的后人在编族谱时，将它作为附录，手抄了几套，才得以保存下来。又如贵州的《（光绪）桐梓县志》三十卷，它的稿本一直由编纂人赵彝凭的后代收藏。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三种稀见的陇右方志，都是稿本或抄本，是在杭州刘子亚的私人藏书中发现的。发现民国时期的志书就更多了，如湖南社会科学院收藏有1931年完成的《（民国）沅陵县志》手稿；云南江川县县图书馆藏有1934年完成的《（民国）江川县志》稿本等等。据统计，这一类发现目前已经超过500种。此外，台湾地区的收藏是根据1960年公布的资料编入的，并不齐全，而且同样没有包括私家藏书。香港地区的收藏则没有计算进来。
对于流散在国外的地方志，《联合目录》只记载了已知的极少数孤本珍本。世界各地一共保存着多少中国地方志，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
中国地方志早已走向世界。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华政策的需要，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特别注意收集中国的地方文献。他们通过学者、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或是收购或是掠夺，从中国弄走了大批地方志。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图书馆，几乎都藏有中国地方志，其中有一些稀见的版本，在它的故乡中国反而看不到了。
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典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有人根据各种目录调查，从公元1694年到1807年，传到日本的中国府、州、县志就有800部之多，涉及18个省份。近代以来，日本以侵略中国为目标，更加勤于搜集中国方志。我国有些著名藏书家如浙江陆氏皕〔bi必〕宋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若干珍本，都陆续卖给了日本。 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