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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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伞兜胤街疚锊返茸柿稀�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地方志中辑出《上海物产资料汇辑》。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根据志书的记载编辑了本地区物产或土特产的资料汇编。这些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国各种资源的现状，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财富。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珍贵记录
我国的科学技术有过灿烂辉煌的历史，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走了下坡路。封建时代的旧志，由于主要是“资治”之书，不太重视记载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尽管如此，历代志书中仍然留下了不少有关科学技术的生动记录。
历代地方志大量记录了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如日月食、彗星、陨石、反常的气候、各种自然灾害、植物的变异和珍禽异兽等。古代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现象，往往把它们看作上天向人类显示的凶兆或吉兆，记入地方志的“灾异”或“灾祥”类，同一些有迷信成分的无稽之谈混在一起。但以现代科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当时当地的观测记录，都是极为难得的科学资料。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曾根据几千种地方志和其他史籍，辑出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月食、超新星、彗星、流星及有关天文学的人物、著作、学说、机构、仪器等的记录一共几百万字，编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有一段时间，中外学者对“太阳活动蒙德极小期”讨论很热烈。由于史书上缺乏1645——1715年太阳黑子的资料，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太阳活动实际停止了”。但是，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看，在我国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中，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记录有12项之多，从而中国学者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太阳活动停止”的错误论断。
地震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地方志中记载尤为详细。1954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建议整理地震史料，供选择厂矿地址参考。于是由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于1956年出版，1980年又加以核实补充成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它汇聚了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的1180次大地震的记录，其中可以断定为八级以上的地震有八次。内容这样丰富全备的地震史料巨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它所依据的8000多种文献中，地方志占了5600种。
方志记载地震，既有时间、地点，又有具体情状的描述。震前有前兆，震后有灾情统计。一次大的地震，波及的各处往往都有记载，如同当时派出了许多观察员在各地同时观察记录。如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一次以陕西华州（今华县）为中心的大地震，有200多种州县志书作了记载。《（隆庆）华州志》卷一○记的是震中地区的情况：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晡时，觉地旋运，因而头晕，天昏惨。及夜半，月益无光，地反立，苑树如数扑地。忽西南如万车惊突，又如雷自地出，民惊溃，起者卧者皆失措，而垣屋无声皆倒坍矣。忽又见西南天裂，闪闪有光，忽又合之，而地在在皆陷裂，裂之大者，水出火出，怪不可状……原阜旋移，地高下尽改故迹。后计压伤者数万人……”
湖北景陵县（今天门市）在这次地震时距震中较远，《（康熙）景陵县志》卷二所记该县感震的情景是：
“地震有声，自东北起西南去，房屋动摇，人民惊骇。”
即使在相距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根据这些记录全面考察这次地震，判断它的震中、震级、力度、范围等。
这1180大次地震的记录，为我国划分震区、规划国民经济建设布局及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地方志中其他有关地质和地理的记载，同样是科学工作者重要的资料之源。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大量利用方志资料研究古城的兴衰演变，总结出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由古代的农牧并茂变成沙漠的历史进程，对于了解沙漠地貌发育的规律，对于如何防风治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贡献。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从方志中发掘素材，研究古代绍兴地区湖泊的兴废、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于农业的影响。1985年6月12日，长江三峡的新滩发生大滑坡。由于科技人员查阅过多种旧志的记载，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地区滑坡的规律和范围，对于这次滑坡的时间、地点作出了准确的预报，所以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所以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气象和自然灾害的记录。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曾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他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将5000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之一就称为“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中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动的情形。此后，中央气象局也曾据方志资料编成《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五百年来我国旱、水灾资料》。山东、安徽等省都曾从志书中辑录汇编本省水、旱、风暴霜雪、蝗虫等自然灾害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是气象、水文等学科的珍贵研究资料，而且对我国防灾减灾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内江市1981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灾过后，他们研究了市志委员会提供的历史上的洪灾记录，就决定调整市政建设的布局，改变了沿江建设的方案。
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他的《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一文中说：“在过去数年间，国际学术界有好几个专门委员会，像农业气象委员会、粮食和农业组织以及土地利用委员会等，要求我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地图。但实际上，已往的中国并没有这种现成的地图。”怎么办呢？他就用八个月的工夫翻查了3000多种地方志，统计志书所载祭祀蝗虫的八蜡庙和祭祀驱蝗神的刘猛将军庙（有这些庙宇的地方当然是蝗灾严重的地方），将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作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图》。再结合志书上关于蝗灾的记载，来研究中国蝗灾的分布范围，并对这种分布状况作出科学的解说。他还用同样的方法，通过志书记载的雹神庙，研究我国雹灾的分布区域及分布规律。
地方志中关于生产技术和科学发明的记载比较零星分散，却往往是其他史籍中所没有的。记载最丰富的是农业和水利。几乎所有的志书都将水利列为重要内容，详细记述本地江河湖泊的利弊、井渠陂塘堰闸的分布和历代的治水措施。许多地方志详细记述了当地农作物的品种、耕作制度、耕作技术，有的附有农具及其使用方法的图解。《（民国）灵石县志》搜集了140条农谚，分成“耕地及施肥法”、“中耕及间苗法”、“占气候法”、“灌溉及除虫法”等10类，都是当地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美国农林科学家施永格在20年代曾利用福建、广东一带地方志的记载研究柑桔的生长规律，取得显著成果。他发现方志中关于土壤和植物的记载对他的研究课题极为有用，就力倡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中国地方志，并在10多年中，自己也直接间接地帮助访购，由此奠定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的基础。
地方志中还保留了许多民间创造发明的史料。如四川地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合江人曹震在陕北创制“代漕陆舟”，行驶在榆林沙漠地带，效率远远高过畜力。苏州的地方志记载，明末苏州人孙云球善于制造光学仪器，用他做的“千里镜”在苏州城郊的虎丘远望苏州城里，楼台塔院好像就在面前，远处山峰的景色也都历历可见。据《（乾隆）丰润县志》记载，现在人们常用的折扇，原来出自高丽国，但是经过了河北丰润人的改进，才得以在中国普及。当时高丽贡使每年冬来春回，都要经过丰润，随从人员往往带些扇子来卖，但是由于做得粗劣，一般人不喜欢。后来丰润人仿照它的样式，用斑竹、云竹、棕竹做骨，请名家画上山水花鸟，于是“丰扇”风行一时。这一类记载，都足以补其他史籍之不足。
难怪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地方志，并且引用另一位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的话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节 社会历史的工笔画卷
地方志中最为丰富多彩的，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记述。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例如太平天国起义，凡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有记录。罗尔纲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一共引用了1600多种各类资料，其中地方志占730种。广东、江西、湖南等省都出版过太平军在本省活动的史料集，都是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至于一些地区性的规模较小的事件，更是主要依靠方志记载。如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期，周之春等在青浦县起事响应，首扎红巾为号，占领了嘉定、川沙、宝山等县，当地百姓踊跃参加，或者支援灯烛、干粮。这段历史，就是保存在这几个县的县志里。
地方志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例如，不少清末的志书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形。上海宝山县由于地处海口，深受鸦片之害。《（光绪）宝山县志》记载，当时宝山县所属的市镇一般都有10多家烟馆，多的达100多家，藏污纳垢，成为社会上的大害，“鸦片流毒，为祸烈矣。”《（光绪）鄞县志》（浙江宁波）记1841年英军入侵时，宁波依赖镇海作屏障，毫无抵抗的准备。镇海失陷的消息传来，宁波城里的文武官员从西、南两个城门一下子全都逃光。英军不战而占领宁波，将市内店铺所积的钱财洗劫一空，城中衙署及祠庙寺观拆毁殆尽。
在广州一带的地方志中，详细记载了1841年5月当地人民自发抗击侵略军的事实。如《（同治）香山县志》卷十六《忠义传》记载：
“雷兆成等十三人，俱沙涌渡头村民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境……，夷入村，带剑携火枪，大肆淫掠。十三人愤甚，帅雷天规……等出，奋力击之，大呼，声振林谷，仓卒无枪械，各执耰〔you优〕锄殊死斗。夷挥剑杀数人，继燃火枪环击，皆死之。夷恐诸乡人至，皆遁。天规五人负伤追之，不及而还。”
同时牺牲的还有一名妇女雷刘氏。她手执木捧随雷兆成等参加战斗，牺牲时年仅24岁。她的事迹被记载在这部县志的卷十八《列女传》中。这是一曲中国人民奋起保卫家乡的正气歌，和一些清朝官员的不战而逃形成鲜明的对照。
通过志书中的经济资料，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耕地亩数、田赋、工商税几乎是每部方志必录的内容，往往有确凿具体的数字。《（民国）巴县志》（四川巴县）记军阀割据时代，巴县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1923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55年。而据《（民国）新繁县志》（四川新都县）的赋役篇，则当地1934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81年。当时四川地区民穷财尽，百姓困苦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户口和赋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志书也十分详细地载有各县、乡、村的户数、人数。例如上海正式有系统的户口记录始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以后历代都有，但仅见于地方志。连续的人口记录反映了我国历代人口的增减和迁移，也间接地反映着历代政治、经济的重大变迁，对于研究中国人口这个大课题极有参考价值。
地方志中也含有丰富的工商业发展的史料。清朝中叶江苏苏州、松江一带的方志，记述了明清时代江南集镇经济的繁荣。如《（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叙述了位于吴江县城东南的盛泽镇的发展。盛泽在明初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到明朝嘉靖年间，居民增加了一倍，多以织绫绸为业，开始形成集市。到清乾隆年间，它的人口已经百倍于明朝，绫绸的产量也增加了10倍，每天日中为市，进行交易，舟楫塞港，街上的人摩肩接踵，四方巨贾载着金钱前来的络绎不绝。《（道光）震泽镇志》卷二记载，到清朝中叶，苏州震泽镇的许多络工已是“取丝于行（牙行），代纺而受其值”。牙行本来只是介绍买卖的，这时已发展为发放原料（丝），组织加工并支付工资。络工们其实已是牙行雇用的工人。这些都是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十分生动的写照。
近代上海地区的地方志，则记录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在上海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特别可贵的是，方志所涉及的不限于上海市区，同时还反映了小县城和乡镇的情况；不限于大企业，也记载了不少中小型企业和一些不很知名的工商界人物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别的书报杂志很少注意的。从这些志书中，还能看到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革，如线袜淘汰布袜，火柴淘汰火石，煤气灯、电灯代替油灯，机制工业品的普及，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和随之而来的抗租、抗税、抢米、罢市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近代经济史料。
在有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别处很难见到的宗教史资料。例如，元代史书中屡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词，五六百年中没有人晓得它是什么意思。直到清光绪年间，才由一位名叫刘文淇的学者在元朝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中发现了答案。据这部志书说，“也里可温”是一种宗教，是从“中原西北十余万里”的地方传来的，它以礼拜东方为主，敬奉十字架。刘文淇由此断定它就是天主教。《（至顺）镇江志》中还具体记载了当时镇江信奉“也里可温”教的人数和户数，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