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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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山东志书《齐乘》的作者于钦，是山东人，在山东做官。他看到故乡经过多年战乱，古志已经荡然无存，决心自己动手修志。他常常说：“我生长在齐，怎能不把齐的山川、位置、城邑、物产、灵秀的人物和各处的疆界都记录下来呢？”他踏遍了故乡的田野，到处访问乡老，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于钦去世的时候，家境萧条，这部志书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重要的遗产。由于它所依据的不仅是文献资料，而且有许多亲见亲闻，一直很受后世的推崇。
四川的大足石窟，开凿于晚唐至两宋。它分布在大足县境内20多处地点，一共有五万多尊石刻造像。这个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曾经湮没于荒草衰烟之中几百年，早期的志书从来没有记载。清朝嘉庆年间，四川屏山知县张澍一度代理大足的政事，同时，代为主修大足县志。张澍是个博览经史的学者，不满足于照抄旧志，更不因自己是临时代理而马虎敷衍。他不顾坡陡路滑，奔波在大足的山山岭岭之中，对各处的石刻作了多次考察，写了十几篇考察文章，并将考察结果记入大足县志的“山川”、“古迹”篇，从而引起了后人的注意。现在，大足石窟已经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人称张澍是大足的第一个研究者，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有些编纂志书者自己身处逆境，或者面对着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视方志事业重于一切，坚持修志不倦。
黑龙江的最早一部志书《龙沙纪略》，是它的著者方式济在流放生涯中完成的。方式济在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进士，两年后就发生了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戴名世《南山集》案。由于戴名世称赞并引用过方式济的祖父方孝标的著作，早已去世的方孝标被开棺戮尸，方氏全族受到株连。方式济随同他的父亲被流放到卜魁城（今齐齐哈尔）。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方式济留心收集当地历史文献，加上实地调查，写成了《龙沙纪略》。由于它的记载详实，而且中国古籍中对边疆地区的记载比较少，这部书成为后人研究黑龙江的重要典籍。
《（光绪）山西通志》的实际主纂者杨笃，一生和地方志结了不解之缘，也和紧张而清苦的生活结了不解之缘。他在36岁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宁县志》（河北阳原），由于编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请他修志的纷至沓来，竟在24年中主编了13部志书，平均不到两年一部。在编《（光绪）蔚州志》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庙里，常常工作到鸡鸣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庙里写了一付对联，这是他修志生活的生动写照：
满屋图书横古墨，
虚堂鬼神伴孤灯。
杨笃45岁时受聘纂修《（光绪）山西通志》，此后，几部志书齐头并进。后来《山西通志》主纂者王轩去世，他又毅然担当起主纂的重任，更是不顾劳累和疾病，惟恐志书不能完成。冬天，寒风霜雪伴着冷砚孤灯，手指冻肿冻裂了，血流到指甲上，仍然不肯停笔。亲人在故乡病危，也顾不得回家探望。他说：“一身寿命的长短，就听天由命吧。如果三晋（山西）的文献记载到我手里断绝了，罪过不是更大了吗？”他60岁的时候，《（光绪）山西通志》终于脱稿。同一年，他本人也因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
高照是《（光绪）直隶和州志》（河北邢台附近）的主纂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靠经商为生，但很有文才，平时就热心搜集和州文献，写了上百篇当地人的传记，又为和州旧志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和补订，为重修和州志做了许多准备。他说：“和州是我的家乡，是我生活憩息的地方。半生中耳闻目睹的事情，如果竟让它们漫漶湮灭了，那是要被先贤们讥笑的。”他向州官建议修志，州里说没有钱，他就捐出家财开设志局。志书修成后，他坚持不肯按州官的意志删改，情愿自己出资刊刻，虽然倾家荡产，到底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高质量的志书。高照修志的时候，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在叫嚣瓜分中国，清朝皇室仓皇逃出北京，和州也“一夕数惊”，他却始终坚持不懈。几任地方官以官方力量没能办成的事，高照却凭着他的不屈不挠的坚毅之志办到了。
也有一些修志者，辛劳一生，却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开花结果，但他们的志向和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纪念。
嘉庆年间天津人蒋玉虹，为修天津志辛勤采访几十年。他不但尽力搜求前人的著述，而且遍行荒郊古庙中，遇到断碑残碣，都要剔去尘土，细细辨认它的字迹。一生积累的资料，分门别类有几十本。后来的《（同治）续修天津县志》，就是以他的资料为基础增补而成。他的心愿，总算由后人实现了。
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人谢迈度，生于清末，从青年时代就有志于撰写束鹿县志。他朝求暮索20年，作了大量资料准备，并且费许多周折找齐了清代编纂的五种束鹿旧志以备参考。1937年春，他被聘担任束鹿县志总纂，在北平（北京）开馆修志。正当他打算一展抱负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河北沦陷，束鹿县政府溃散，支持他修志的县长南逃，修志的经费来源也断绝了。这时他自己在北平办着一个小小的文化书社，便靠着这点微薄收入，继续整理旧志和编写新志。尽管家庭生活日益拮据，妻儿责备抱怨，他仍然不改初衷。他对友人说：“我正在专心于著述，哪有工夫屑屑计较柴米油盐。文人死于贫困的比比皆是，我久处于困苦孤独之中得以不死，全是因为牵挂着修志啊。”他终于将束鹿旧志全部校勘完毕出版，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束鹿县志稿》，但由于生活贫窘，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力量支持刊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谢迈度在北京仍然念念不忘家乡修志的事，临终时嘱咐女儿将他的全部手稿和资料送回家乡，交给政府。他以自己的一生积累，身后还在继续为束鹿的修志事业作贡献。
浩如烟海的志书，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放眼四望，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的后继者正踏着前人的足迹走来，其中就有山西省交城县的燕居谦。
燕居谦是山西交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交城已经有100年没有修志了。正当他和大家一起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时候，发现患了胃癌。手术后，医嘱休养一年，他却一年没有停笔。1990年，他的胃癌已发展为晚期食道癌。这正是志稿进入总纂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纂的主笔，燕居谦面临着严峻的抉择：立即住院手术，可能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但至少要有一两年辗转于床榻；或是立即回去工作，争取在有生之年将志稿完成。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他说：“让我把生命留给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事业吧。”“大家不要为我悲伤，人迟早有一死，一个人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献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他想的是，在他的笔记中和记忆里，还保存着许多来之不易的资料，有的是在被采访人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抢救下来的。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历史，怎能让它们随着自己短暂的生命一起泯灭呢？他说，一定要完成志稿的总纂，“也算我——一个交城人民的儿子献给故乡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时，我就死也瞑目了。”
燕居谦不顾亲友的恳求和众人的劝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为了排除一切干扰，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他独自住进天宁古刹文昌阁中。庙前参天的松柏陪伴着他，强烈的事业心支持着他，修志前辈扬笃的事迹激励着他，他以重病之身，连续三个月，以每日万字的进度，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县志总纂稿。之后又过了三个多月，他安心地停止了呼吸。
在今日的修志队伍中，何止一个燕居谦！
这里所说的，只是从古至今千千万万方志编纂者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才、学、识、志，是我国历代修志者优良品格的一个缩影。正是这一颗颗知名的不知名的星星，汇成了中国地方志这一片璀璨的星空；正是这一棵棵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草，铺就了地方志事业的满目青翠。他们留下的不仅是修志的累累硕果，还有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对乡土的挚爱，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对地方志事业的专注和执着，以及那种不慕荣利，不避艰辛，严谨而刻苦的治学精神。今天，这些优良的传统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前人的。
第九章 一座待开发的宝藏
历代封建政府虽然很重视地方志，但是他们对地方志的认识相当狭隘，主要是看重它“资治”（辅助统治）的作用。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江苏东海）去做剌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比如行医，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书就是经过验证的药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据方子来治病。清朝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县）有个太守也说过：“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宁府志序》）长期以来，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这个狭小的天地中。
科学文明的进步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地方志的真正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志书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物产的丰饶，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对侵略压迫的坚强不屈；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和生产经验的记录；看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地方志的“资治”作用仍然存在，但早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涵义，它不但是各级领导者认识国情的教科书，而且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决策参谋。地方志是一座信息密集的知识宝库，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它的多方面的功能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第一节 丰富的资源信息
地方志中关于地形、山川、土壤、物产的记载，对于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制订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往往有直接的启发。
早在1937年，地质学家章士钊已经注意到方志中矿产记录的价值。他辑地方志和其他文献编成《古矿录》，于1954年经修订后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质工作者更广泛收集志书的记载，编成《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冶炼》、《中国古今铜矿录》，并根据地方志提供的线索查明了一批矿藏。近年来，各地区也往往以地方志作为寻找矿藏的向导，如浙江曾根据《（光绪）诸暨县志》的记载，探明了金涧山金矿，现在已经投入生产；贵州省石阡县根据《（民国）石阡县志》中所记的煤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重新普查本县煤矿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开采；据安徽《（道光）繁昌县志》记载，繁昌曾发现一块“紫玉”，后来做成用器，“献于太庙”。经过省地质队勘探，这里的墨玉石（紫玉）确实质地优良，而且储量颇丰，是制造建筑装饰材料和工艺品的好原料，于是建起了墨玉厂；云南的云龙县则根据旧志中的信息开发了锡矿和银矿，等等。
山东禹城县境内，有一道三四里宽、20多里长的沙河，白沙一片，寸草不生。但是在《（民国）禹城县志》中有一段记载说：“据近村农民察其地性，并非纯沙不毛之地。稍施人工，定堪种植。”这段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过科学考察，证实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于是禹城县决定开发大沙河。他们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疏浚河道，修筑道路，开展多种经营，几年下来，农、渔、副业全面丰收，1987年仅藕、鱼、稻三项收入就达到几十万元。
油茶树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榨出的油称为茶油，是一种工业原料。据清代和民国的安县县志记载，四川安县的自然条件很适宜油茶树的生长，过去曾经大量种植。于是安县决定大力发展油茶生产，为丘陵地区增加了一条致富之路。
陕西千阳县地处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但是根据志书的描述，古时候这里原是林木茂盛，土地肥沃的好地方。宋代曾将它划为牧马良区。清朝以后，山坡被垦殖，森林减少，千阳才逐渐变成了穷山区。地方志中还有当地种桑养蚕经验的记录。千阳县参考这些记载，决定以种草植树，发展多种经营来重新振兴山区经济，并且将种桑养蚕列为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此外，如盛产棉花的陕西渭南县，曾参考明代县志关于棉区分布的记载，调整了本县棉花生产的布局；河南开封龙亭区则受旧志的启发，恢复了开封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特产汴绸的生产。有的地方根据地方志的提示，还发现了一些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旅游胜地。
浙江省建德县的“灵栖洞天”，由彼此相连的五个石灰岩溶洞组成。其中的灵栖洞、清风洞、霭云洞虽然古已有之，但已经淤没了600多年。通过查阅志书，人们很快找到了清风、霭云两洞的位置。再按照志书提示的地点深挖，又找到了另一处溶洞和地下暗河，洞中有唐宋元明历朝题咏几十处，证明它就是旧志所记载的灵栖洞。现在，这里经过疏浚整修，游人可以漫步而入，泛舟而出，成为浙江的一处胜景。
贵州省注意到《（道光）大定府志》（贵州大方）有“黄坪十里杜鹃”的记载，经过考察，果然在大方、黔西两县境内的丛山翠岭之中，发现一条宽约五华里，绵延100多华里的杜鹃林带。10多个品种的杜鹃形成一个罕有的天然杜鹃花园，其中还有不少珍稀动物。现在这里已经开辟为自然保护区，也是被称为“百里杜鹃”的著名游览胜地。
地方志中的这一类信息，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就曾从几千种地方志中大量摘抄编成《地方志物产》等资料。1961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地方志中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