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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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他像他首次独立纂修的《和州志》（安徽和县），还有他晚年的作品——最能体现其修志理论的《湖北通志》，都是在志稿刚刚完成的时候，由于地方长官换了人，新上司不喜欢他的理论和文字，终于功亏一篑，未能刊刻，以致散失。只有他自己手里保存的一部分稿子，后来被收入他的文集中。
图8 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据《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
章学诚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著有《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独树一帜。他用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地方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说。
章学诚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地否定了地方志只是地理书的旧观念。他认为方志属史，他说：“志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这个观点，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隋唐以来地方志发展的实际情况，大大地开拓了地方志的内容和范围，在方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次，章学诚在宁波遇到戴震。戴震比章学诚年长15岁，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不大瞧得起章学诚，“盛气凌之”。章学诚并不畏怯，就地方志的性质问题和戴震进行了一场辩论，有理有据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反驳了戴震的观点。
从方志属史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章学诚对地方志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修志不是为了炫耀学问，应该讲求实用。应该像修史一样详近略远，用不着每部地方志都从古代讲起。如果前人已经修了志，后人只要续修和补缺就可以了。地方志的重要任务是为国家修史准备资料，所以不能只是汇辑旧文献了事，而应该特别重视搜集保存当代文献。他说，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也写了上古三代的事，有的地方写错了。古代的事情写错了不要紧，古书都在，人人都能考证，自然会发现他的错误。但是，有关秦汉的事，人们就要以司马迁的记录作凭据了，如果他记得不详细，后世又根据什么来考证这一段史实呢？这种看法，和乾嘉学者的唯古是尊，真是针锋相对。当时考据学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章学诚却敢于卓然独立，提出创新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
此外，章学诚还具体地设计了方志的体例，并且从人员分工、收集资料、制定凡例一直到怎样拟标题、编附录，总结了一整套修志程序和工作方法。他分析了省、府、州、县各类型地方志的特点，指出它们应该各有各的宗旨和编例，不可以互相混淆。他还建议州县常设“志科”，派专人负责经常收集整理新资料，为修志作储备，免得资料失散，也免得修志时临时抱佛脚。他把这些主张写成了《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等许多篇论文。它们集汉唐以来方志理论之大成，为我国方志学初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我国方志学诞生的标志。章学诚则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
章学诚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敢于创新，他的思想却另有相当迂腐陈旧的一面，如主张志书要颂扬“皇恩”，要有益于“风教”，要传述忠孝节义等等，这些也都贯穿在他的方志学理论和他修的志书中。
除理论上的建树外，清代方志学还有一片重要的园地，就是旧志的整理。其中最有成绩的是对古地志的辑佚。
辑佚是一种整理古籍的方法，“佚”也写作“逸”，是“散失”的意思。我国宋代以前的地志图经大部分都散失了，有的在其他古籍中还保留了一些被引用的篇章、段落或句子。辑佚就是把这些零散材料找出来，加以整理汇编，尽可能重现这部著作的原貌。这对于我们了解地方志发展演变的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辑佚在清代非常盛行。辑古地志最有成绩的是王谟，他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中了进士以后，情愿不做县官，而去做清苦的府学教官，以便一心在古书中披沙拣金。他本来想辑刻一部篇幅巨大的《汉魏遗书钞》，包括经、史、子各类书籍，后来逐渐认识到地理书的重要性，就在完成“经”的部分后，将主要的精力转向地理，一共辑出古地志近400种。这时他已经80多岁，又贫病交加，没有能全部刻印出来，现在能收集到的只有70多种了。中华书局将它们汇影出版，称为《汉唐地理书钞》。后面还附了清陈运溶所辑的66种湖南古地志（原来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此外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也辑了约60种唐以前的地志。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曾从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中辑出若干种地方志，现在《永乐大典》已失传，这些辑出的资料就分外可贵了。
清代学者对许多旧志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内容、体例作了深入的考证和探讨，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大量题跋或提要，探讨旧志的编纂年代、编纂者的生平和版本流传情况，评论志书的优劣得失。这同样是总结修志经验，指导修志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如章学诚就曾写过《书吴郡志后》、《书姑苏志后》等七篇志书评介。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有几百篇地方志的提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也有近200种志书的题要。这些工作，为后来方志目录的发展和对旧志的进一步整理作了重要的准备。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整理旧志方面别开生面。他在明朝末年，面临着国家忧患交迫的局面，想要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就开始从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搜集一切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记载，包括地形、关隘、兵防、赋税、农政、手工业、矿产、水利、交通等，分地区汇集研究。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参加抗清运动失败，在各地颠沛流离，仍然一面收集资料，一面实地考察。他以20多年的时间，辑录了以方志为主的1000多种资料，终于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顾炎武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整理旧志的经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方志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顾炎武是系统地整理地方志资料的先驱，他为后人开创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广阔的道路。
方志学的诞生，说明中国地方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更自觉的发展阶段。发源于遥远古代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巨流。作为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无论历史的风云怎样变幻，它都将继续得到传承。
第七章 坎坷、变革和新生的历程
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紧密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志也越过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高峰，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岖曲折的路程。
第一节 坎坷和探索的38年
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结束中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公元1911年以后的中国，依然内外交困，政局动荡不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即使自身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并没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这个“办法”，并制订了《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措施，在全国起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有哪个角落可以让人们安下心来修志呢？
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等等许多问题。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间两次改组，花了15年时间才编成一部通志稿，由于日寇侵略，没来得及印刷，稿子被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已经损失大半，终于未能成书。上海通志馆为编上海志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因日军进攻上海，通志馆关闭，修志半途而废。贵州通志馆成立于1919年，四年后因滇军军阀唐继尧入侵贵州而停顿。1930年恢复，不到一年，又因军阀内讧而中断。1935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再次组织修志，其中数经人事变迁，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贵州，再次中断。《贵州通志》虽然侥幸没有夭折，但断断续续直到1948年才成书印出，前后竟然花费了30年。各省通志馆的命运大致差不多。
省志如此，基层地方志的境遇当然不会更优越。曾与蔡锷将军有八拜之交的修承浩老先生，以花甲之年受聘修湖南沅陵县志。由于兵荒马乱，书院和各种公共场所全成了屯兵之处，为了寻找一块可以安身修志的地方，几次“挟策抱牍，狼狈迁居”。最后总算在寺庙中借得一席之地，花费一年零八个月，于1931年8月将志书编成，却又无钱刻印，只好长期将志稿藏在家里。安徽阜阳县从1935年动手修县志，收集采访两年多，将要成稿时，抗日战争爆发，阜阳虽然没有沦陷，但是敌骑逼境，无有宁日，1938年又遭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县城陷入一片火海，幸而志馆工作人员从大火中抢出了部分志稿。到1944年才能重新坐下来根据旧稿续编，于1947年得以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后的38年中，方志事业的处境何等艰难。
不过，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的编纂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浙江省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便设立了通志馆并开始工作。黑龙江通志局、广东通志馆、福建修志总局，也都是建立或恢复在北洋政府正式下达修志通令之前。如果按现存的志书计算（不考虑亡佚的），方志全盛时期的清朝，每年平均有志书18种，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的民国方志有1500多种，每年平均达到31种。有些边远省份，修志的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享国近300年的清代。像西藏在清末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像样的县志，民国时期却修了13种县志。
这一时期，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继承了清代学者修志的传统，积极参与编写地方志。他们既有我国传统学术的深厚功底，又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痛心于山河破碎，国运衰微，往往通过地方志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们对地方志从内容到体例作了一系列改革的尝试，编出了一批很有新意的志书。这些志书着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重视科学，重视民生，重视能够振兴中国的实业，给方志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上海川沙）、史学名家柳诒徵、黄焕镳编纂的《（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历史学家兼方志学家李泰棻编纂的《（民国）阳原县志》（河北阳原），都是民国前期方志的代表作。它们都以大量篇幅反映了近代文明的进展。《（民国）首都志》中，新创设的类目如气候、警政、司法、外交等占总篇幅的4/10；交通、礼俗、方言、宗教等，在旧志里只是其他类目的附庸，在这部志书中都大大扩充，蔚为大观。《（民国）阳原县志》的“农业”一项，分为富农、自耕农、半租农、全租农、全佃农五种，分别记述他们的生产状况，确实是以实际的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绝非照搬旧志格式者可比。又独创“生活”一门，从衣服、首饰、饮食、娱乐几个方面记录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具体的吃、穿反映贫民与富人生活质量的差别。并在卷首配发照片，将富人与贫民的服饰、住居作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八年抗战时期，许多文化教育机构迁到大后方，一些学者在颠沛的流亡生活中仍然修志不辍。教育家、语言学家黎锦熙随北京师范大学西迁陕西。他提出，文化界人士要对抗日救国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给所有的地方修县志”（《洛川县志自序》）。因为地方志可以作为探索救国之路的依据。他自己身体力行，先后主纂了陕西的城固、洛川、宜川、同官（今铜川市）、黄陵诸县县志，都是当时的名志。
黎锦熙的《（民国）洛川县志》，淘汰了旧志中的“宦绩”、“封爵”一类过时的篇目，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像“农业”类加上了“地政”，成为“地政农业志”，中有“全县地价之估定”、“城市地籍之整理”、“土地分配”、“土地利用”等细目；“财政志”中有“人民负担”一目；“卫生志”以翔实的数据记载洛川人民的饮食、营养和体质状况；他还结合自己的专长，调查洛川的方言俗谚歌谣，设立“方言谣谚志”，都是既新鲜又实用的。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洛川县志》都不厌其详地记载，“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韩赓丞《洛川县志跋言》）。同官县、黄陵县诸志，体例都和《洛川县志》大体相同。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努力将科学知识带进地方志。记人口，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多少户、多少“口”，有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率、年龄构成，既有动态的调查，也有静态的分析；记气候，不再仅仅是记录“灾异”，描述灾变，有了雨量统计、雨量分布、气象变化的历年比较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迁到贵州遵义以后，研究人员张其昀带领研究生，用科学方法详细考察了当地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生产、交通、民族、史事等，编了一部体裁全新的《遵义新志》。1945年，顾颉刚、傅振伦等曾组织当时云集于四川北碚的各种学术机关的科学工作者，各人发挥专长，合作编纂《北碚志》。预计全书分为八编：大事编、地理考、政治略、经济略、文献略、社会略、列传、聚落记。书后有别录，包括文征、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