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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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野震动。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上下要求变革图强的呼声很高。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决心变法，在103天内，先后发布了数十条除旧布新的诏谕，其中之一，就是罢科举，开学校，将各地旧式书院、祠堂、庙宇改为各级学堂，兼授中学和西学。此后，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还颁布了一个《部颁乡土志例目》，列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15个类目，作为编修乡土志的统一规范。于是乡土志作为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地方志这个大家族。现存的乡土志有500多种，绝大部分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05年至公元1911年）之间修的。许多乡土志的编纂者，怀着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以培育儿童的爱国主义为己任。如王永江在《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赞皇乡土志》卷首有一篇《编者题辞》，说明编辑的宗旨：“大地椭圆，万国罗列。列强称雄，弱则败灭……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心，始自一方，请与幼学，说我赞皇。”都表明了编纂者的深心与厚望。乡土志浅显，简明、通俗，一般篇幅不长，但也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而它对于儿童的启蒙作用，却是其他书籍所不可替代的。
随着清代统一大业的进展，清代的地方志真正走遍了全国。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shuang爽〕归附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了台湾，随即设置了台湾府。第一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就在他的任期内，和诸罗、凤山县令季麒光、杨芳声一起，纂成了《（康熙）台湾府志》，这是台湾省的第一部志书。在此后的90年中，《台湾府志》续修过五次。此后，到清朝末年，还有一部《（光绪）台湾通志》问世。
清康熙年间，曾派遣西方传教士到全国各地用西法测绘地图，但是当时没有深入新疆，只测到哈密为止。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新疆地区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结束了，清政府随即派左都御史何国宗率领测绘人员携带仪器前往新疆，在军队的保护下，实地测绘新疆的山脉、河流、沙漠、草原，绘制地图。又派大学士刘统勋随同前往，就地考察山川地理的古今沿革。他们踏遍了天山南北，最远到达克什米尔地区。最后，由刘统勋汇总资料，写成志书初稿送到北京，又经过傅恒等人加工定稿，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48卷（图7）。这是新疆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清代有关新疆的最重要的一部志书。
图7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的西域全图
远处边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出现了一部《西藏志》。《西藏志》不分卷，也没有著录作者，传说是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所作，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它的内容比较简略，又没有人物传记，但它作为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自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极为研究西藏学的人所重视。
在政府大力倡导，各地竞相修志的风气下，各省府州县的长官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同时由于清政府不断兴起文字狱，相比之下，修志毕竟是一个风险较少，相对安全的领域，所以，清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加入了修志的队伍。例如戴震修《（乾隆）汾州府志》（山西汾阳）、钱大昕〔xin辛〕修《（乾隆）鄞县志》（浙江宁波）、《（嘉庆）长兴县志》（浙江长兴）、章学诚修《（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洪亮吉修《（乾隆）淳化县志》（陕西淳化）、《（嘉庆）泾县志》（安徽泾县）、缪荃孙修《（光绪）顺天府志》（北京）等。学者们在做学问方面训练有素，对志书的体例、篇章结构、编纂方法等等都非常讲究，又各自学有专长，往往将自己的治学心得贯穿到修志中去，使所修的志书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有些知识渊博的学者自己做了地方负责官员，亲自指导修志，更有条件将自己对于地方志的种种见解付诸实施。例如主修《（嘉庆）广西通志》的广西巡抚谢启昆，本人著述宏富，在学术上深有造诣。他在升任巡抚的第二年就开馆修志，并亲自发凡起例。他仔细研究了历代志书的体例，取长舍短，写出《修志叙例》23条，对编纂通志提出了非常切实具体的要求。《（嘉庆）广西通志》的主纂胡虔，一生勤奋治学，精于考据，又曾参加过多部地方志的编纂，富有修志的经验，很好地贯彻了谢启昆的意图。例如，谢启昆认为，过去被贬谪到“瘴疠之区”的官员，往往是正直之士，或是触怒了权奸，或是受小人倾轧，他们的高风亮节，至今还在边疆流传。所以《广西通志》在记载官员政绩的《宦绩录》之后附有《谪宦录》，专记从三国到明代被贬谪到广西的官员。谢启昆认为作志应当以详备为宗，但又不能冗滥，因而这部志书采取的资料十分详备，并吸收某些宋志的长处，将所引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如果资料有谬误或已和当前情况不符，就另外加按语说明，使后人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可靠。所以，《（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一代名志，很受学术界推崇。晚于谢启昆的阮元，同样以博学名重一时。他曾历任浙江、江西等省巡抚和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对修志多有建树。他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就全以谢启昆的体例为本，可见谢志在当时的影响。
清代地方志绝大多数是官修，私人修的志书，大多不敢以“志”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志有所区别。例如康熙年间林本裕著《辽载》（辽宁），全按方志体裁，但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声明说，他写这本书，不过是把他父亲讲述的一些地方琐事和历代故实参照史籍记载下来，使子孙不要忘了先人热爱故土的一片心意。至于以修志来颂扬盛京（辽宁沈阳，清入关以后将这里作为“留都”）的宏伟气象，自有辉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志》）在，岂是草茅之人敢参与意见的呢。江苏无锡秀才黄印〔ang昂〕不满于本县县志的简陋，用16年时间著书12卷，题名为《锡金识小录》，意思是只能算给县志拾遗补缺。此外，如方式济所著的黑龙江志名为《龙沙纪略》、师范著的云南志称为《滇系》、张澍著的四川志称为《蜀典》、刘宝楠著的江苏宝应县志称为《宝应图经》等。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志中的名作，我们在了解清代地方志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们。
封建政府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既将地方志推向了繁荣，也给地方志加上了桎梏。清朝对修志控制极严。清初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使地方志遭到大规模的摧残。许多明以前的特别是明代的方志被窜改、删削甚至禁毁。至于新编的志书，各省通志必须经过皇帝审查，府州县志必须经过总督巡抚衙门审查，才能定稿。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场盛行的敷衍因循、请托受贿等等腐败作风，清代方志忌讳隐瞒的现象很多，应付公事、草草成书的也不在少数。
不过，清代地方志成书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证明方志确实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代。此外，清朝作为古代方志发展的顶峰，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那就是方志学的诞生。
第四节 方志学的诞生
飞驰的岁月，不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人们一面实践，一面思考，对于地方志的性质、特点、功用、内容、编纂方法，以及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常盛不衰的奥秘，探讨得越来越深入，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这就是方志学。
一开始，人们对于地方志的思考和见解，多见于志书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郑兴裔《广陵志序》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说明他认识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关系。宋代刘文富《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代董弅〔fen粉〕《严州图经序》也说，修志并非仅是为了应付闰年呈报的制度，而是要“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害，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利名节”。就是说，修志是为了使执政者了解风俗利弊，以先贤的优良政绩作为榜样。后学晚生读它，可以和睦亲近，有助于恢复古代的淳厚风俗。做官的人和社会名流仔细品味它，有利于保持自身的高风亮节。这是对地方志功用的概括。明代刘鲁生《曲沃县志序》说，修地方志“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记载要详尽，事实要核对无误，对是非善恶要敢于直书）。这是对志书质量要求的概括。这些早期的方志理论非常零散，多半就是这样的片言只语，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无论是组织全国修志，还是具体编纂一部志书，必定先有一个总体设想：为什么修志？要编成什么样子？这个总体设计，就是政府颁布的修志条例，或是志书的凡例。这个设想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一定要先考察前人的做法，再研究当前的情况来决定弃取，或加以创新。所以，修志的条例和凡例，是前人修志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也是方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
宋元以前，这种编纂方志的设想和计划很少见于记载，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像汉代要求全国上报“郡国地志”，隋唐时期在全国普修图经，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那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南宋，志书中才开始出现“凡例”，如《（淳祐）玉峰志》（江苏昆山）有凡例五条，但极其简率，只是列了几条收录资料的范围。稍晚，有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所附的《修志本末》，除记述修志经过外，它将修志的全过程作了清楚的归纳，分为四个方面：定凡例（确定全书框架结构、门类设置、编写要求）、分事任（编写人员如何分工）、广搜访（怎样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资料）、详参订（怎样审订志稿以保证质量）。这是方志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让我们知道宋朝人在修志方法上已达到怎样的水平。
明朝永乐年以后，不仅政府制订了修志条例颁告天下，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志将凡例印在书中，它们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细致周到。如《（成化）新昌县志》（江西宜丰）的凡例规定，人物立传要根据政绩和德行，不专以官位大小作标准。政绩好德行好的立大传，否则只在名字下面加个小传就可以了。《（嘉靖）许州志》（河南许昌）的凡例说，地方志不是世家大族的家谱，所以那些封赠士大夫之家的诰敕之类一概不收。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省发了个《修志牌照》，列了23条，其中规定，记古迹“需考明某代某人，将事实备细注明，不可以小说搀入”。记土产，“非本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载，须载其特产者”。诸如此类，很明显都是针对过去修志中的流弊提出来的。它们同样表达了修志人对志书性质、功能和质量标准的理解。不过，它们也同志书序、跋中的那些片断见解一样，不免就事论事，分散零碎。直到明末清初，在方志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著作。
清代中叶以后，许多学者参与修志，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指导修志实践，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方志理论就在他们的切磋争鸣之中一步步完善起来。当时的方志学界主要分成两派：
一是地理派，也称考据派或旧派。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威慑和政府的提倡，到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了一股注重考据的学风。一批学者潜心考订古典文献，从古书中搜集证据，辨别真伪，订正谬误，注音释义，对整理古籍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嗜古成癖，陷入不切实际的繁琐考证，认为只有考据才是做学问的正道，轻视考据以外的一切学问，以致严重地脱离实际，不通世务，在学术史上被称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地理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洪亮吉等都是乾嘉学者中的大师。他们用考据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来研究地方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地理派墨守汉唐以来对于地方志性质的传统看法，认为方志属于地理书。戴震说：修志就是考证地理，只要尽心把地理沿革考证清楚，就没有别的事了（见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洪亮吉也说：“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跋新修庐州府志后寄张太守祥云》）他还主张修志要言必有据，“贵因袭而不贵创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泾县志序》）。当代新出现的事物，当然不可能在古代典籍（“载籍”）中考证出根据来，按照他的这个主张，就只能都算作靠不住的“传闻”了。这一派修的志书，致力于广泛搜辑旧文献，逐条作精详的考证，材料丰富，证据确凿，在方志界树立起严谨治学的榜样，有利于纠正那种不负责任的盲目抄袭甚至凭空捏造的歪风。但是他们厚古薄今，不相信、不采纳除古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不重视反映当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把志书禁锢在狭窄的古地理研究的领域里，当然要大大影响地方志的实用价值。
另一派是历史派，也称为新派，它的代表人物是章学诚。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图8）字实斋，会稽（浙江绍兴）人，幼年时体弱多病，并不聪明，每天读书不过几百字，还显得很吃力，但是特别爱读史书，常常有独特的见解。他参加过七次乡试，到40多岁才中举人，第二年考取进士，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所以不去做官，以写作、修志、讲学度过了困苦而不安定的一生。他一生曾参与修纂十几种地方志，但只有《（乾隆）永清县志》（河北永清）完善地保存了下来，其他像他首次独立纂修的《和州志》（安徽和县），还有他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