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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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他号召军民行动起来，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搞成全国的模范。
1941年初，春节刚过，大地还是银装素裹，爷爷就带上秘书、参谋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几个人，一起到延安东南八九十里的南泥湾去踏勘，那时南泥湾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方圆数百里渺无人烟，一片荒芜，荆棘遍野，杂草丛生。
爷爷拨开荒草，一锹挖下去，发现下面是黑油油的土地。这一发现使爷爷兴奋异常，他大叫：“南泥湾是个好地方！”
回到延安城，爷爷找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提出军垦屯田的想法。王震很赞同，但说：“这么多部队到哪找开垦的土地呢？”
爷爷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
王震长着一副连腮胡子，大家都叫他王胡子，爷爷也这么叫他。他一听把大腿一拍，说：
“有什么不敢的？只要是你老总说的地方，再硬的骨头我也把他啃下来！”
不久，三五九旅三个团先后开进了南泥湾。随后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和军委炮兵团也相继开到南泥湾或附近地区，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爷爷还带头参加开荒劳动，光着膀子和大家一起干。
大家怕他过度疲劳，关心地说：“我们每人多抡一镐，就把您的活带出来了。”
他笑着对大家说：“大生产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我们多开一分地，战胜敌人就多一份力量。你们替不得，替不得！”
尽管他日理万机，还是与其他同志一样完成了中央机关每人开三亩地的任务，为边区的军民树立了榜样。
1942年，爷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心章、续范亭同游南泥湾，当他看到那片片稻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田野泛起层层麦浪，山上散布着肥壮的牛羊，以及那些纺织厂、鞋厂、造纸厂时，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爷爷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不但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部队和边区人民的生活。
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后，竭力提倡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打算，在三年以前，有些人曾是不了解的。为了实行这一正确主张，朱总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勘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当时，南泥湾是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鸟兽纵横，蒿蓬塞路。当朱总司令踏勘的时候，晚上只能找到一个茅棚住宿。但是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
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胡乔木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朱总司令提出部队屯田的主张，并亲自到南泥湾踏勘，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
以开发南泥湾为代表的大生产运动，落实了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迅速改变了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培养出光耀后世的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渡过了难关，到1943年情况就更好了。是年11月26日，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爷爷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种的一个大冬瓜送到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有人为此还写了一首诗：
工余种菜又种花，
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
逢人先说大冬瓜。
当时，参加英雄大会的延安县劳动模范杨步浩听说爷爷工作那么繁忙，每年还要生产三石粮食上交，就主动提出要替代耕一石。等到收获的时候，杨步浩果然送来了一石新麦，爷爷热情地留他吃饭，带他去参观自己经营的菜园，临走时，又送给他一袋自己种的西红柿。
二十多年后的1971年年底，杨步浩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直招待所住下后，便提出要求，想见见爷爷。当陈水泉秘书将这件事告诉了爷爷后，爷爷说：“杨步浩来了？陕北的杨步浩！”
爷爷已是多年没有这样激动过了，他告诉陈水泉说：
“见！一定要见！他现在在哪？我去看看！”
陈水泉说：“首长，你就在家等着吧，我这就去请他来！”
爷爷说：“好，好！马上请他来！老朋友了。”
当杨步浩来到我家时，爷爷已经候在了门口。
两人一见面，两双大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爷爷把杨步浩迎进我们家的客厅，招呼他在自己身旁坐下，亲切交谈。
交谈中，杨步浩从提包里取出一袋黄澄澄的小米递到爷爷面前，说：“朱老总，这是乡亲们托我带给你的。自打你们离开延安以后，大伙儿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你了，都很挂念你，要我代他们向你问好！”
爷爷手捧着小米，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他问杨步浩：“今年的收成怎么样？老乡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
“我跟老总得说实话，延安这几年的工作没搞好啊……”杨步浩叹了一口气，说到。
爷爷语气沉重地说：“延安人民过去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延安人民的小米，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可是，如今延安解放已经二十多年了，乡亲们的生活还是很苦，我心里很难过，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片刻，爷爷又深情地说：“我很想念延安的父老乡亲们，明年你再来，来看看我。”
杨步浩说：“等冬天没活儿了，我一定再来看老总。”
临别时，爷爷紧握着杨步浩的手，叮嘱他回去一定代向延安的父老乡亲们问好。
第三篇和爷爷奶奶同历劫难
“文革”乍起，爷爷挨批
“文革”期间的游行队伍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这年8月初，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听了康生、陈伯达等人关于北京高校“文革”运动情况的汇报后，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大为不满，并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做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慌，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爷爷、李富春、陈云。林彪从原来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称为“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刘少奇、周恩来、爷爷、陈
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爷爷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开始了。从此，爷爷的处境也随着时局的发展愈发艰难了起来。
1966年国庆节，“文革”刚刚发动，还保持着建国后年年国庆节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的做法。爷爷当时的心情虽然很抑郁，但他在参加天安门观礼时，得知张思德的妈妈从四川仪陇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还是把张妈妈接到了家里，还吩咐要做几个四川菜来招待张妈妈。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和爷爷同一个家乡。
爷爷奶奶和我一起陪着张妈妈吃饭时，爷爷不断地给张妈妈夹菜，并问张妈妈：“家乡的人民还好吗？农民生活怎么样？”
张妈妈说：“还行，还比较安定。”
爷爷听了，说：“农民日子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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