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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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亦不应以大革命时代看我。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专此布复。并望独立。
朱德
十一月六号
山西昔阳县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爷爷一方面嘱咐陈奶奶变卖南溪家中的书籍财产以接济“尚在饿饭中”的两位老母，一方面嘱咐陈奶奶“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这种坦诚，既包含着爷爷对陈奶奶的信赖，也可以看出陈奶奶是多么明理贤惠的女人。
陈玉珍奶奶又苦苦熬过了抗日战争的八年，解放战争的四年。在期盼中度日，终于盼来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也不可能恢复与陈奶奶的家庭，但爷爷深知陈奶奶对他的感情，对他的贡献、为他做出的牺牲。爷爷在1950年2月给陈奶奶写了这样一封情深意笃的信，并安慰她“好自为之，自作主张”。全信如下：
玉珍：
自别后，你多受惊恐，无日不神飞左右，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谢谢你。
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不是其它。今日南溪已得到解放，你们是能家居做事的，当无他顾虑，努力从事生产，自能享受余年，亦应努力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更多光荣。南溪当道，今日当然是我们的同志，无论军政党都是保护你们的，多与他们见面，如果在南昌时一样态度对之，自然使你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你们家中事亦可如此好好解决。我今年六十又四，食少事繁，身体日弱，个人私情、家事等等，不能不使我置之度外，望你好自为之，自作主张。来信云，你事繁任重，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今后如有十分困难时，当托同志照顾一切，如能自立总以自立为是。你的侄儿女辈，如有革命志愿，家中不依靠他们为生活的，我可介绍培植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
祝你的身体好，并祝你的伯母健康。
朱德
（50年）二月十日夜
解放以后，我父亲一直与陈家保持着书信联系，并在五十年代受爷爷之托专门回四川去探望陈玉珍奶奶……
想起父亲的养母，我真为爷爷曾得到过这样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感到庆幸，同时也为父亲曾有这样一位养母而感到幸福。在那样激烈变革动荡的大时代，她嫁给了像爷爷这样投身于时代大潮中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温馨的小家庭的。可以说，陈奶奶一生都在期待、风险、艰难中度过，她以无限的爱心照料了爷爷的母亲，养育了爷爷的儿子，她为爷爷奉献了一生，也可以说是为中国的时代大变革奉献了一生，她值得我深深的尊敬和爱戴。
战火中的情缘
1939年，爷爷和奶奶康克清在山西晋东南。
奶奶给我讲过我父亲的两位母亲和爷爷的故事，也讲过她以及她和爷爷的故事。
奶奶康克清，原名康桂秀，她的一生也和爷爷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奶奶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的一户贫苦的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童养媳”。
1926年，她十五岁，参加了罗塘乡妇女协会。第二年，她又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万安暴动”。暴动失败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查，她被迫离家出走。1928年夏天，她又和她的叔叔一起随万安游击队上井冈山投奔红军，成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女红军中的一员。
奶奶上井冈山不久，就认识了时任红四军军长的爷爷和党代表毛泽东委员。那时，爷爷的妻子叫伍若兰，是在1928年初爷爷发动湘南起义时和爷爷结婚的。奶奶说伍若兰“一直同朱军长在一起，她能双手打枪，经常带着两支短枪。”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大规模“会剿”突围下山，进军赣南。在一次战斗中，伍若兰身负重伤后被敌人抓捕，她在敌人的多种酷刑下坚贞不屈，最后被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处决。行刑后，敌人又把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沿江示众。
奶奶说：“伍若兰的牺牲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她是我参加红军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同志，又是我们妇女组的骨干，……有许多优秀的好品德”；“ 伍若兰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她身材稍高，显得精悍，皮肤棕色带红，齐耳短发全藏在军帽里。从远处看，人们常常误把她当作男的”；“她还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妇女组写大标语差不多都是她动手。有一次，她带着两个女同志外出写标语，十几个敌人向她们袭击，被她打死四个，其余的落荒而逃……”
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这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占领的最大城市，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就在这休整期间，妇女组的组长曾志找我奶奶谈话，要把她介绍给我爷爷。曾志说：
“朱军长十分喜欢你，组织上希望你能跟他结合。打从伍若兰壮烈牺牲，他精神上很痛苦。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安慰。”
奶奶一听，说：“他是个好军长，好领导，但当我的丈夫可不行。伍若兰牺牲了，你们来找我，找错了人。”奶奶说她跟爷爷差得太远，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
那天下午，奶奶想不到爷爷亲自来找她，和蔼地说：
“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爷爷说得那样真诚、恳切，奶奶真是难以回绝。
爷爷看出奶奶一时拿不定主意，表示让奶奶再想一想，早点给他一个回答。
奶奶立刻去找妇女组的姐妹商量，找到两个，都说“这可是个好事，你别再犹豫啦！”
奶奶还是没有想好。
第二天，曾志又来找奶奶，说：“还有什么不好想的，朱军长那么好，他亲自来求你，你答应不就完啦！”
说着，她把奶奶拉到爷爷的那里去。进门就说：
“我把她送到你这里来，你们接着谈吧。看来我的任务快要完成了！”
曾志说着就走了。爷爷开始给奶奶讲他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
奶奶回忆说：“起先，我不想听，但是他那缓慢沉着的话语，他那动人的经历渐渐吸引了我。我像听故事一样对他的经历感到有兴趣，不知不觉产生了想了解他的愿望。我像在无路可走的山坳里，渐渐走出了峡谷，对他产生了新的感觉，认识到他的许多长处。他虽是个军长，却又和蔼可亲；他担负革命的重任，却又像个士兵。同他在一起，自己有种平等的感觉，虽说他比自己要大二十多岁，却是个难得的好人！自从伍若兰牺牲以后，他确实需要有个人和他共同生活，互相照料。……我的思想开始松动，防线渐渐消失。但我有少女的自尊，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爷爷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可以吗？”
就这样，爷爷和奶奶在长汀辛耕别墅结了婚。
当天晚上，奶奶对爷爷说：“我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
爷爷完全同意，还说：“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当官太太的人就不能革命。我有警卫员照顾，许多事我自己都能干，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婚后，他们一直过着紧张忙碌的战争生活。爷爷率领部队南征北战，奶奶也一直跟随爷爷，并且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快就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
爷爷从不让奶奶专门为他料理生活，以便使奶奶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在瑞金时，奶奶曾多次变换工作，从总部警卫团到交通队，从军委机要局到妇女义勇团、总部直属队。然而，她从无怨言，总是愉快地接受任务，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奶奶和爷爷是一起参加红军长征的。在历时两年艰苦卓绝的征途上，奶奶和爷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爱更深。长征到陕北后，奶奶到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
奶奶在回忆中还记得，她在抗大学习时，爷爷常到女生队同她们一起打篮球赛，本来是分在两个队里。
“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我见球传到他手里，就叫：
‘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
他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来，我接到球就跑到对方篮下投篮，或是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他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
‘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
‘啊！啊！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
总司令有些不大好意思回答，可是等到争夺激烈的时候，他只顾抢球，一听见我喊：
‘快！快把球传给我！’
他又飞速把球传过来，同我一个队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同他一个队的人气得撅嘴：
‘老总！你怎么又传错球了？’
后来，她们见他很难改过来，就不再传球给他。但是这样一来，她们等于少了一个队员，所以过不多久，又恢复了老样了。同老总一个队的人感到吃了亏，又重新编队，除了我和老总外，其余的大换班，掉了个过儿，谁也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嘻嘻哈哈，大家玩的十分愉快。
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到延安采访后，写了爷爷和奶奶的婚姻“是令人称颂和羡慕的”。她说，她曾与爷爷奶奶和周恩来一道在总司令部里吃饭，见奶奶顽皮地敲着爷爷的手臂，而爷爷——这位红军的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他这个年轻的爱妻，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她还说，奶奶提起爷爷时，从不曾称爷爷为丈夫，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叫爷爷为“同志”。当时就想，这是多么罕见的一对，而且各自又有着多么惹人敬爱的个性啊！
威尔斯的这番话，实实在在地勾勒出了爷爷和奶奶之间那种革命同志式的夫妻关系。
1939年，爷爷五十三岁生日是在太行前线过的，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军民们纷纷前来祝贺。作家杨朔写了一首盛赞爷爷的诗：
立马太行旌旗红，
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
力挽狂澜万古雄。
为表示谢意，爷爷步杨朔原韵复诗一首：
华北收复赖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
河山依旧战旗红。
奶奶也同太行军民一样，加入到祝寿的队伍中，她给爷爷写了一封洋溢着真挚情感的生日贺信，其中写道：
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
爷爷和奶奶的关系一直是融洽、和谐的。爷爷和奶奶的婚姻生活，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服从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每当谈起奶奶与爷爷志同道合的夫妻生活时，奶奶总是洋溢着幸福之情，她为爷爷而自豪。奶奶虽然一生没有生育，但把我们视同己出，正因为这种更深厚，更博大的爱，爷爷和奶奶婚姻生活才变得超乎寻常的充实。
奶奶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南泥湾和爷爷的名字连在一起
1941年春，爷爷勘查南泥湾，同当地的农民亲切交谈。
我十几岁的时候，挺喜欢唱《南泥湾》这首歌。有时不自觉地就哼哼几句：“如呀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有一次，我哼哼这首歌的时候，奶奶问我，“你知道爷爷和南泥湾的故事吗？”
“不知道。”我想，爷爷是总司令，管打仗的，能和南泥湾挂上边吗？就说：“南泥湾不是大生产的事吗，和爷爷有什么关系？”
奶奶说：“南泥湾可是你爷爷发现的，也是你爷爷领导开发的。”
于是，奶奶给我讲了爷爷和开发南泥湾的故事。
那是1940年5月，爷爷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这次回来，中央就不再让他回华北前线了，而是让他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当时，由于日本侵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而国民党顽固派又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使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成了当时最严峻最尖锐的问题，它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持久抗战，能不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毛主席发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爷爷为了把这个号召落实好，主动挑起解决边区经济困难的重担。
爷爷通过调查了解到，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土地瘠薄，要负担几万干部、战士的吃穿，确实是件难事。有的部队机关得不到供给，吃不饱，穿不暖，非常非常困难。爷爷先后奔赴各地考察边区资源，与各地协商发展生产问题，并在《新华日报》、《团结》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吃饭、穿衣、日用品和军需的事。这件事不办好，抗日战争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他号召军民行动起来，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搞成全国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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