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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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首诗里，我才理解了爷爷为什么这么喜爱兰花。　

　
　　


　
第二篇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事
　父亲的生母萧菊芳

　　

　　

　


1916年，萧菊芳奶奶（左一）


1917年，爷爷在泸州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左起第二人为爷爷。怀中抱着的是我父亲朱琦。）


1916年下，护国战争结束后，爷爷在四川泸州驻防，担任护国军团长。

　　我父亲朱琦的生母叫萧菊芳，她是在1912年秋天与当时二十六岁的爷爷在昆明成的亲。1916年9月，萧奶奶生下了我父亲，爷爷按照朱家的族谱，给我父亲取名朱宝书，也叫朱保柱。

　　爷爷曾经给我们讲过，没有萧家就没有他的后来。这话得从他投笔从戎说起。


　　1909年1月，刚满二十二岁的爷爷愤然辞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教职，步行跋涉千里，经过七十多天，来到云南昆明。

　　那时候，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的观念。爷爷也不例外，就同好友敬一起去投考刚刚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爷爷在昆明景星街一位姓萧的人家开设的客栈住下后，便由敬写信给一位四川同乡，托他介绍投考云南讲武堂。几天后，敬的朋友就把他两人带到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的驻地巫家坝。在这里，爷爷被告知：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学生，就是参加了考试，恐怕也不能录取。虽然如此，爷爷和敬还是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且成绩都合格。但在发榜时，敬因谎报了云南籍贯被录取，爷爷却落第了。

　　眼看着前途无望，不多的路费又全部花光，爷爷心急如焚，病倒在了萧家的客栈中……

　　萧家当时算是个富裕人家。看到我爷爷虽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但为人诚恳、老实厚道，人品和才华也很难得，便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供给生活所需，还拿出钱来给他治病。

　　在萧家悉心的照料下，爷爷身体很快康复，便决定到新军步兵四川标（相当于团）去当兵。

　　这次，爷爷吸取了上次投考讲武堂时的教训，在入营报名时，便听了别人给出的主意，把籍贯也改为云南，说是长在四川。

　　这一招果然有用，爷爷顺利地进入了军营。

　　新兵入伍基本训练结束时，由于爷爷有文化，被晋升为队部（相当于连部）的司书生（文书）。又过了一段时间，爷爷又被标部（团部）推荐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爷爷投考时又把自己的籍贯填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结果被录取，编在丙班二队习步兵科。

　　爷爷后来回忆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讲武堂的学习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1911年8月，爷爷从讲武堂特别班毕业，被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所辖的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相当于连），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

　　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这时爷爷已是革命党人。他入讲武堂不久即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响应武昌起义，蔡锷和云南革命党人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昆明举行起义。那天，爷爷代替了临阵脱逃的区队长，在黑夜里率部参加攻打云南总督衙门的战斗，并活捉了到处藏匿的总督。

　　云南起义成功后，蔡锷立即组织援川军，北上支援四川人民反清斗争。爷爷即参加了援川军，被任命为连长。

　　1912年6月，爷爷随援川部队胜利返回昆明。在庆功大会上，爷爷荣获“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并晋升为少校。

　　同年秋天，爷爷又回到云南陆军讲武堂任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就在这时，爷爷同当年资助过他的萧家的小姐——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萧菊芳结了婚。

　　萧奶奶是一位新派女性，和爷爷结婚后，仍然继续求学，住在学校宿舍里，爷爷则住在讲武堂，把精力完全放在工作上。他们只在星期天休息的日子才聚在一起。

　　1916年春，爷爷参加蔡锷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与北洋军大战川南纳溪，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屡建战功，成为滇军名将。纳溪战役声震全国，群起响应，迫使妄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一命归西。

　　袁世凯一死，北洋军便逃了，爷爷立即率部驻防泸州。萧奶奶也从云南来到泸州。1916年9月，萧奶奶为爷爷生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父亲朱琦。这时爷爷刚三十岁。

　　义师凯旋得升迁，而立之年得贵子，爷爷显得十分高兴。

　　这从爷爷当时的一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诗中写到：

　　中华灵气在仑山，

　　威势飞扬镇远关。

　　史秽推翻光史册，

　　人权再铸重人间。

　　千秋汉业同天永，

　　五色旌旗映日殷。

　　多少英才一时见，

　　诸君爱国应开颜。

　　1919年6月，萧奶奶不幸病逝。面对亡妻幼子，爷爷不胜悲痛。他为萧奶奶写了挽联：“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表示哀悼。同年11月，又写下了《悼亡》诗七首，表达对萧奶奶的怀念之情。其中“娇儿在襁褓”，指的就是我父亲朱琦：

　　其一

　　草草姻缘结乱年，

　　不堪回首失婵娟。

　　枪林弹雨生涯里，


　　是否惊扰避九泉。

　　其二

　　赞我军机到五更，

　　双瞳秋水伴天明。

　　每当觉察忧戎事，

　　低语安心尚忆卿。

　　其三

　　每次出师感赠行，

　　凯歌归日更多情。

　　从今不再题红叶，

　　除却巫山不是云。

　　其四

　　萧娘瘦菊傲芬芳，

　　戎马生涯战事忙。

　　水月镜花空色相，

　　凤鬟云鬓易经霜。

　　其五

　　雪泥鸿爪江城地，

　　薤露歌声古战场。

　　忍别娇儿在襁褓，

　　几度相思倍感伤。

　　其六

　　凄凉不寐竟通宵，

　　针线犹存伴寂寥。

　　却忆行军迎眷属，

　　为援陷溺共除妖。

　　其七

　　何曾婉娈行长乐，

　　空向芳魂赋大招。

　　从此泸江离别地，

　　一流秋水逐波遥。

　　1957年11月，爷爷视察云南时，还专程去看了萧家大院。云南省考虑到萧家对爷爷以及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曾提出将萧家大院改为“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但爷爷没有同意。

　　萧夫人的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扒过几次，萧家人来到北京，向奶奶（康克清）反映了这些情况，奶奶就让我母亲专程去了一趟云南，专门对此事跟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并做了妥善的处理。　


　
　　

　
父亲的养母陈玉珍

　　

　　

　
　　萧夫人去世后，时任滇军旅长的爷爷仍带着我父亲驻防泸州。

　　因军务政务繁忙，这对父子的生活便显得非常艰难。他的挚友孙炳文看到这种情况后，就把自己的外甥女陈玉珍介绍给了爷爷。

　　这就是我父亲的养母陈玉珍。


　　陈奶奶长相端庄，人品贤淑，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过接触，她深深地爱着爷爷，同时也怜爱我的父亲，视我父亲如同己出。

　　爷爷后来回忆说：“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此后不久，我们便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如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当时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那几年，爷爷身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并没有和陈奶奶过几天安稳日子。当时，爷爷和驻四川的一些滇军将领主张联合川、黔军出兵讨伐北洋军阀政府，或者滇军从四川撤回云南，但云南王唐继尧对这两项建议都不接受，他要滇军在四川争地盘，好让他称雄西南。当爷爷觉悟到这是被军阀利用打仗后，便于1921年初，同滇军将领回师云南驱逐了唐继尧。他本想在这之后便出国留学，但被同事挽留在云南又干了一年多。到了1922年3月，唐继尧又阴谋组织旧部打回云南昆明，并向爷爷发出通缉，爷爷便带了一连人马逃出了昆明，辗转于滇北的崇山峻岭，过金沙江、大渡河，又经过雅安、乐山，六十多天后，只身回到南溪家中。这时，陈奶奶正日夜盼望着爷爷的归来。爷爷在经历了“悲惨的逃亡”之后，与陈奶奶团聚，尽享了小家庭的温暖，但他仍没放弃出国留学寻找救国之路的愿望。

　　陈奶奶深知爷爷的志向，也知道爷爷深爱家里老母和幼子，不忍离去。为了不让爷爷有过多的牵挂，她便一个劲地安慰爷爷说：“你放心地去吧！家里的一切我都会照顾好的！”

　　爷爷于1922年5月告别陈奶奶，9月从上海乘法国邮船赴欧洲。当他再从苏联海参崴乘船转道日本回国，已是1926年7月。这时，爷爷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爷爷回到上海，即由陈独秀派到杨森的川军里做兵运工作，以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爷爷到万县见了杨森，向杨说明了国内大势，要他脱离北洋政府，转向国民革命。8月，爷爷又抽空回到泸州、南溪，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回南溪家中与妻儿团聚。他与陈奶奶已分别四年多了，我的父亲朱琦已在陈奶奶的悉心照料下度过了他的童年。爷爷把陈奶奶和我父亲接到了万县，后来带他们到了武汉，又由武汉到了南昌。1927年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爷爷才派人把陈奶奶和我父亲送回了四川。

　　而这一别，竟是十年音信沓无。那是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十年，爷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顾不了家。而他又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最大的“匪首”，这必然使家乡的亲人和陈玉珍奶奶受到牵连。陈奶奶不仅要抚养我的父亲，还要照顾爷爷的两个母亲（生母和养母），可以说是苦难备尝。

　　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爷爷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才又有了与家人联系的条件。

　　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华北前线进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奶奶写了分别后的第一封信，信中说：

　　“别后甚念。我们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种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二哥之子）、尚书（大哥之子）、宝书（朱琦）等在何处？我两母亲（生母和养母）是否在人间？……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到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败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

　　陈奶奶接到爷爷的信后，立即从四川给爷爷回了一封信，爷爷接信时已在华北的五台山前线。当日，爷爷给陈奶奶写了第二封信：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二十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日。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庄弟及理书（爷爷二哥之子）、尚书（爷爷大哥之子）、宝书（我父亲）、许明扬（爷爷大姐之子）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了。……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手此致复。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

　　九月二十七日

　　1937年11月6日，爷爷又写了一封信给陈奶奶：


　　玉珍：

　　由南溪来信数封均收到，悉一切情形，又家中朱礼书来信亦悉。许明扬近与我见面亦谈及家中情况。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尚书死去，云生转姓，后事已完，我再不念及。惟两老母（爷爷的生母和养母）均80，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分，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400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10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29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也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我虽老已52岁，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