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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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爷爷还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来阐述他的论点：
“所以说，你应当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事物，应当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吝惜眼前损失的一切东西，应该像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那样，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走为人类解放而谋求真理的道路。”
那天，爷爷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工作人员三番五次地叫他吃饭时，他这才和我一起走向饭桌。吃饭时，爷爷又对我说：
“我考虑过，为什么我嘱咐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可你总是听不进去，总是想玩、想吃，缺乏革命思想，这恐怕是由于社会的影响。在社会上，你应该多交一些有上进心、忠诚、正直的朋友，在学习上互相交流，在政治上互相帮助。不要找酒肉朋友，那样的朋友是靠不住的。今天他得到了你的好处，赞扬你，而明天可能得到你敌人的好处，他又会去赞扬你的敌人，并且攻击你，背叛你们的友谊，这样的人是要提防的。”
爷爷又嘱咐我：“你一人在外，也不要老是想着家里，我们由组织上照顾。你应该安心工作，你在工作上出了成绩，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部队生活艰苦，这是正常的现象，一定要下决心在艰苦的斗争中磨炼自己的意志。”
“文革”开始后这几年，爷爷一直没有像今天这样和我谈这么多话，这可能是因为林彪集团的暴露和垮台，党和国家除掉了一个隐患，拂去了爷爷心上的阴影；也可能是爷爷看我长大了，已经是一名军人了，该引导我学会独立地思考问题了。
家里的客人又多了
我和奶奶与刘少奇之子刘源合影。
我家从中南海搬到“新六所”之后，尤其是林彪集团败露之后，家里的客人又多了。老干部们都知道爷爷的人品宽厚，德高望重，这些年却受到林彪的攻击诬陷，受了不少委屈，都想到我们家里来看看爷爷。
1972年除夕，王震约了王稼祥、廖承志，带着各自的夫人来到了我家。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爷爷的这些老战友，音信全无，爷爷再也没有和他们见过面。但爷爷知道，这些和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也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只是因为林彪集团的垮台，他们的境遇才开始有了转机。
对于王震，老一点的人都习惯称他“王胡子”，他为人直率，豪爽，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爷爷和王震，是1936年6月在川西的甘孜认识的。当时王震是红六军团的政委，他和军团长萧克率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指挥下，与红二军团分两路到达甘孜。红二、六军团是在爷爷的坚决主张下，才转战万里来到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的。当时陕北曾有人来电反对红二、六军团北上，但爷爷没有听这个错误的意见。爷爷之所以这么主张，是为了增强抵制张国焘的力量，以便实现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为了实现甘孜会师，爷爷要四方面军在西康高原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苦苦等了三个多月，同时又要排除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谈何容易。爷爷和王震以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在那样的时刻、那样的环境里见面，其欣喜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爷爷同他们彻夜长谈，特别严肃地澄清张国焘一伙人散布的攻击中央和毛泽东的言论，讲解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从那时起，爷爷和王震就很熟悉了。“文化大革命”之初，曾有人找到王震，要他揭发爷爷的“罪行”，让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并挥舞手杖，将来人赶走。后来，他自己也受到冲击，被批斗和关押，吃了不少的苦头。
王震一见到爷爷，便关切地问：“朱老总，你这几年的身体还好吗？”
爷爷看到劫后余生的老同志们来看他，非常高兴，连声说道：“好，好，欢迎你们来看我。”
爷爷听了王震他们叙述“文革”以来各自的遭遇后，笑着说：“林彪弄出来了，天又翻过来了，毛主席没有忘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有功劳的好同志，很快就会给你们重新分配工作的。”
王震指着王稼祥说：“我们只有几个小功劳，稼祥同志是在关键时刻立过大功的，又是杰出的理论家。”
王稼祥谦逊地摆摆手，说：“哪里，哪里。”
王稼祥，爷爷当然了解他。在中央苏区，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爷爷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还兼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年轻，有理论，虽然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但他不像王明、博古那样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对爷爷和毛泽东这样从实际斗争中出来的红军领袖很尊重，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前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党都知道他是有大功的。但在1945年党的七大，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连正式中央委员也没选上，爷爷怕他难过，曾和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先后到王家坪王稼祥的住所去安慰他。1949年2月，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从东北到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爷爷奶奶特意把他们夫妻安排在自己的屋子里住，让出大床，热情接待。可是1962年后，主持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王稼祥，却被作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少援助被压迫民族）的“修正主义分子”加以批判。
爷爷若有所思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们在一起干革命都有四五十年了，你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就身负重职了。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互相间都是很了解的。”爷爷停顿了一下，又感慨地说，“时间过得很快啊，如今我们的头发都白了。”
王震笑着说：“朱老总，你是红军的创始人，德高望重啊。”又摸着自己的头发说，“你们看我的头发，比你们白的都快些。”
廖承志对王震说：“你是白发童颜啊！”
听了廖承志的调侃，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廖承志是民主革命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坚决跟随共产党，起了一般党员起不到的作用。但在长征的路上，竟被张国焘怀疑、监禁，甚至还要杀掉，多亏爷爷站出来阻止，才使廖承志幸免死于张国焘的毒手。直到长征结束，他才被周恩来特别关照，解放出来。这些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都遭到残酷迫害。
爷爷对大家说：“夏天，你们可以到北戴河去避暑了，去散散心。”他又对王稼祥说：“稼祥，你在北戴河的房子留着呢！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尽管去就是了。”
林彪集团覆灭后，爷爷的处境好多了，他开始关心解放老干部这件事。他知道，在林彪集团猖獗的时候，一大批老同志蒙冤，深受其害。现在，是解放这些受迫害同志、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了。
因为经常有些老干部主动来家里看望爷爷，爷爷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有时还请来人留下吃饭。
我小学时有个同学叫程海峰，他爸爸程子华曾是红十五军团政委，七大的中央委员，“文革”前曾经任商业部长、中共西南局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林彪一伙打成了“走资派”，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林彪摔死之后，虽然对他的问题有所松动，但那时还没有完全“解放”，为以后的工作，他想跟爷爷谈谈想法。我回去给爷爷一说，爷爷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行，让他来吧！”
见面后，爷爷亲切地握着程子华的手问：“现在生活怎么样？”
程子华就说：“肯定我们都没事了嘛！林彪一死，我们的历史问题自然就清楚了。为什么还不给我分配工作？”
爷爷说：“你别着急，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的工作也会有的。”
那天，爷爷还留程子华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这在当时，请一位没有“解放”的“走资派”吃饭是很少见的，但爷爷并不在乎。那时候，我们家里还请过杨尚昆、彭真等许多老同志。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平反，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爷爷奶奶对他们的热情接待，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
那个时候，我们家每个星期六都要放一场电影。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这是十分令人羡慕的。许多老干部和家属，也被请来一起看。刚开始就在“六所”一号楼的电影厅，能容纳几十个人，后来发现不行，人太多，坐不下，爷爷就让秘书把我们家对面中联部的礼堂借来了，就这个礼堂也都坐得满满的。我记得邓小平家的子女、陈云家的子女，任弼时家、刘伯承家、李井泉家、王震家、王诤家等，凡是能找到我们的，爷爷都把他们请来看电影。其实，爷爷不是很爱看电影，而且他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晚上10点之前，一定上床休息。所以，他看电影一般都是电影开头的时候来坐一下，电影开始不一会儿他就走了。
当时，我不太明白爷爷为什么那么热心请老干部们吃饭、看电影。在爷爷去世之后，有一次我和奶奶讲起这些事时，奶奶说：
“当时林彪虽然垮了，但‘四人帮’一伙还很猖狂，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困难重重。爷爷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给老干部们一些安慰，并造成一个影响，为解放老干部们营造一种政治氛围……”
1974年秋天，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关押了七年半之久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获得自由，便来看望爷爷。
一见到爷爷，萧华便紧握着爷爷的手，百感交集。
萧华后来回忆说：
“数年不见，他明显苍老了，皱纹也多了，脸上的寿斑也更明显了。然而，他戴着老花镜，仍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那么可亲，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一句连一句地询问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满肚子的话在嗓子眼里哽着，一句也说不上来。只有悲愤，只有热泪。坐下来后，他老人家仿佛慈父摸准了儿女的心思似地，给我留下许多肺腑之言。
他说：‘萧华呀，你还年轻么，在部队，还可以工作几十年的。要振作精神呀，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就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我们不能灰心呀，萧华同志！’
当我用愤慨的心情诉说林彪一伙肆意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时，朱总司令显得严肃了，他沉默了片刻，摘了老花镜，语调深沉而缓慢：‘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呐，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的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是不行的。长征时，李作鹏是个小机要员，邱会作呢？是个挑担子的挑夫……后来官做大了，与我不来往了，见了我连理都不理了！他们的架子大得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朱总司令说到这里，不屑地摇了摇头，明确地表示了对这伙丑类的蔑视。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些年，不过是历史的一段插曲，革命总是曲折的，但总是向前发展的。’
‘总司令，您说的对，我会记住的。’我坚定地回答道。”
阴霾还没有散去
林彪反党集团败露后，有两年多的时间，爷爷的心情比较好。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爷爷重新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开始履行一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元首的职责，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事务发生作用了。
党的十大后，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从1964年12月开第三届，已经过去十来年了，按五年一届的规定，是很不正常的。本来1969年党的九大后，已开始筹备开第四届人大，由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矛盾，想“抢班夺权”，甚至发展到企图武装叛乱，四届人大的筹备不得不拖下来。
江青在同林彪集团矛盾激化和斗争激烈的时候，她“文革”开始后那几年对老同志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她对爷爷的态度也明显好转。
记得爷爷1971年夏天去北戴河度暑期时，江青也在北戴河，她主动给爷爷打电话问好，说她那里有内部放映的电影片，要给爷爷送过来看。以后几年，不论是在北戴河还是在北京，江青时常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说最近又审了什么新片，要送过来看看。有些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影片，还没有译制，就让外文翻译跟过来，边放边译。我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放电影的同时给做翻译讲解的。
江青送的影片有《鸽子号》、《山本五十六》、《飘》、《简爱》、等，这些片子都是当时社会上根本看不到的。江青标榜自己是“文化革命旗手”，却对西方电影总是兴趣浓厚，听说她看了《鸽子号》，大为赞赏，说自己如果也是二十岁的女孩子，也会像影片中的女主角一样激动得跳下大海的。顺便说一句，叶剑英在党的十大后，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有权力时常看些“内部”影片，看了之后，也送到爷爷这里放一遍。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对这些片子不见得都感兴趣，爷爷的一些部下。一些老同志听说爷爷这里有电影，都愿意陪爷爷奶奶一起看一看。
我这里想说的是，江青对爷爷奶奶，还有另外的一面。其实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她对爷爷也是很尊重很亲近的，把爷爷看作是忠厚长者，知道奶奶也是十分朴实的人，她有什么心事，愿意跑到爷爷奶奶这里说说，特别是和主席有了什么不和谐需要调解的时候，常跑来找爷爷奶奶，确实爷爷奶奶能起到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
但人是变化的。江青的争强好胜，心胸狭隘乃至偏执，发展成在政治上要“偶尔露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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