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简传要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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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中的内战
前节已言之，根据公正史家的观察，中共势力当年向敌后「发展」，毛的指导原则似乎是：军事化整为零，政治则化零为整。毛不希望在敌后真正出一个「八路军总司令」。因此朱总司令在敌后也就「一天也没有『总』过」了（参阅文革期间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东方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和《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所以在中共文献中，甚么「总司令朱德」、「职朱德」等等花样，只是毛氏用来「应付」国民党的－－向国民党要钱要枪，或打打两党之间因「磨擦」而引起的电报战。毛公这种不按理出牌的调皮作风，不但使朱总司令不时长吁短叹，重庆的蒋委员长和何白二总长，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须知八路军向敌后挺进时，这个「敌后」广大农村并非全是敌人占领区。国军在西撤之后，统帅部有明令，不许当地省县级地方政府随军撤走。他们要留在敌后农村和山区继续行使职权。他们也有些杂牌正牌部队、保安队、民团和游击队。八路军一旦进入这种「国统区」，问题便复杂起来了。
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一国两军」，最初激于民族大义，尚能并肩作战，共同杀敌。很快的老军阀时代「抢地盘」的恶习就故态复萌了。既抢地盘，就必然有武装冲突，当时术语叫做国共「磨擦」。磨擦升级，大规模国共磨擦，就变成小规模的国共内战了。打人无好拳，骂人无好言。彼此既然拔刀相见，则国方便叫八路为「匪军」「奸匪」，共方乃叫国方为「顽军」（顽固派的军队）－－最近出版的毛毛新书上，还是这样称呼的。
亲爱的贤明读者：这时是强寇压境，我方军民，死人如麻啊！南京大屠杀中，三十四万的死难同胞，真是血迹未干！重庆大隧道中，三万市民惨死。多少张王李赵、男女老幼，全家灭门。他们两个贵党，目不见、耳不闻，还要在敌人后方，抢地盘、打内战。顽军、匪军的自相残杀，是何心肝？
笔者当年也是个血性青年，今朝在海外，则是是个衰朽老侨。孤灯寒夜，执笔至此，仍不禁目有余泪。－－在历史上他们两个贵党的屈直，在我们笔下，从何写起呢？
褒贬难分，在历史上，我们只能谈其结果。在这种敌后争地盘的内战中，国民党是争不过共产党了。共产党起自草根，挟农村列宁主义的现代化意蒂牢结，潜入敌后；处心积虑，全党听命延安，志在必得。而敌后的国民党则只是一些「杂牌」老军头，率领一些近乎乌合之众的老幼文武，居高临下。双方一旦交锋，那就被摧枯拉朽了。
因此自一九四○年春初开始，国方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他们的「杂牌」部属朱怀冰、石友三、庞炳勋一个个被赶得狗跳鸡飞。他们部下上千上万的枪兵，被八路包围、缴械、改编。终使华北敌后，成了清一色的延安属地。－－直至一九四一年春初，国民党动员正规军十余万人，在江南一举消灭了「新四军」，扣留了叶挺，打死了项英，把内战引上最高峰，才打个平手。但是这一来，国共二次合作，也就非正式的结束了。
但是经过这一番在敌人后方所行的国共内战，毛主席要在敌后普遍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构想，是大致实现了。以后对日对蒋，长征是不会再打了；推磨却可以打个没完没了的，直打到敌人下海为止。
学会推磨，打仗不一定必胜，但是用句毛公的话，是达到「战略相持的阶段」，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君不见，一九四七年胡宗南挥动二十万大军直捣延安，国共虽实力悬殊甚大，李德胜先生（毛化名）也绝不东渡黄河去「长征」。他决心在陕北和老胡推磨。最后还不是「胡宗南听指挥」，收兵了事？
以上所述，是高瞻远瞩、知彼知己的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大略。其重点实非国方专搞「步兵操典」的将军们之所知也。其后国民党竟弄成百万大军齐解甲的局面，岂偶然哉？
刘少奇与敌后政治一元化
至于毛氏在战时敌后搞政治化零为整的工作，也颇足一述。在军事上搞化整为零，他自任总指挥加以遥控，就不需要一个在中间坐大的总司令了。但是在政治工作上搞化零为整。他就需要在现场有个总负责人。为此他就看中了他底小老乡刘少奇了。因此少奇的命运其后竟成朱德的反面。－－这也是朱德能够善终，而少奇终于横死的关键所在罢。
关于毛刘的关系，笔者曾撰另文纪之，不再赘。迨八路军初入敌后时，刘少奇出任北方局书记。以党管枪，职权在所有八路军头之上。这时他所执行的是所谓「三北政策」，也就是：「巩固陕北，打通晋北，争取河北」。在这一项政策之下，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建立了「晋察冀边区」这个模范根据地。
晋察冀是陕甘宁之外的第一个根据地，它底胜利完成，也就是根据地扩张的开始。模范既立，其后「晋冀鲁豫」等「边区」便接踵而来。大陆上最近曾开过几次「革命根据地史」国际研讨会，长征前免谈，论文亦不下千万字，哪能窥其堂奥？但是长话短说，建立敌后根据地，北方局是始作俑者，晋察冀则是鼻祖也。
这个北方局和晋察冀呀，真是藏龙卧虎。今日仅存的中共大老之中，就有三老打这儿起家。当少奇整顿了「北方」，而移驾「华中局」时，他的口号又变成「巩固华北，争取华中，发展华南」，那时在北方局接他遗缺的便是杨尚昆。彭真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后来出任晋察冀边区书记的今日「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代理北方局书记而窜升为方面大员的。
刘少奇权力之膨胀，是自北而南的－－由北方局到华中局，再屈尊做新四军政委之后，才回到延安中央荣任中共副主席的。新四军原是毛刘领导下的一道难题，尤其是身兼中共东南局书记、那位真正工人出身的副军长项英。项英没有参加长征。据说是毛故意耍手腕把他留下，以图置项英于死地而借刀杀之。因此项对毛之嫉恨，有甚于张国焘。项如不死，新四军可能是另成系统，亦如太平天国中之石达开。孰意「皖南事变」骤起，项英阵亡，叶挺被逮（叶本非党员），新四军余众由陈毅统率，这个意外对毛来说，真是天助。在少奇屈尊出任新四军政委之后，虎踞苏北的新四军与其它根据地之协调，也就天衣无缝了。
新四军问题自经解决－－也是国民党假十万大军帮忙解决的－－毛公精心设计的大磨盘、连环套、八阵图，自此大功告成。打推磨，不打长征，在再次内战中，他虽无短期内必胜的把握，可是已立于不败之地，就只是常识判断的问题了。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只要磨盘推久了，国家民族元气丧尽，最后胜利，自然就必属于我了。谁知道这个磨盘相推未及四年，国民党的四百万大军，便被磨得粉碎；这一历史过程虽云天意，岂非人事哉？吾欲何言？
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
当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逝世时，消息传出的当天晚间，全国各大城市中的茶楼酒肆，食客爆满。但既不嘈杂，亦不喧哗；大家皆若有所思的在「喝闷酒」。此一现象，据各地友人们告我，全国南北东西皆然。这一段信史，足令后世读史者要感叹千年。
在这喝闷酒的时刻，大家心知肚明，今后至少可享受点，如胡适所说的，「不说话的自由」了吧。「偶语弃市」禁令的废除，可能也为时不远了。老百姓发发牢骚，评评死者，大概也有到来之一日。－－果不其然，时未期年，全国各阶层对毛的评价就纷纷出笼了。
在诸多评语中，最中肯、也最能为中共四千万党员心平气和地接受的，盖为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土共造「国际」反
我们搞历史的人，面对这句颇能辨别是非的公道话，不免要问一句，何以如此呢？首先要问毛氏对他这个朝代的建立，究竟有些什么功勋呢？
一言以蔽之，曰，毛的「开国有功」，是他对中共打天下的正确领导。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时，刘少奇一伙的「毛派」，为着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对内清除「国际派」，对外应付蒋介石，他们要「搞毛泽东个人崇拜」（刘少奇的公开语言）。把「毛泽东主义」（后来由于毛氏谦虚，自改为「毛泽东思想」）提升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列。并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做为该党党员人人必须学习和遵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
这一来，不得了，中共的毛泽东，就变成国民党的孙中山、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和儒家的孔子了。孙耶穆孔在他们各自的信徒眼光里，都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七大期中，一夕之间毛泽东也就变成「完全正确」先生了。
刘少奇这一卖个人崇拜运动，在今日看来，是肉麻兮兮了；刘后来的横死，也是自食其果的。但是这个运动在那个时代看来既不肉麻，实际上也有此需要。
第一，毛主席那时的表现是谦恭下士、招贤纳谏的。所谓「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派中央的集体作业，由毛出其名而总其成罢了。毛的领导如果「完全正确」，那也就是毛派各人皆有份的中共中央领导的完全正确。有啥肉麻呢？
须知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是有其浓厚的「阶段性」的。简言之，中共自组党之初（一九二○年）至「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这一阶段是「共产国际」的天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是那时「工人无祖国」，国际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有「绝对性」的「党纪」，是「绝对」不许违背的。
共产国际何以有这条党纪？中共又何以「绝对服从」？事关世界革命，那就说来话长了。可惜的是当年拿过卢布的老一辈「职业革命家」，像邓小平，像杨尚昆，对此都讳莫如深；小辈毛派党史家像毛毛，就根本不知道了。
所以遵义之前的中共，所有党的领袖都是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个个都是「国际」代理人。所谓「国际」者，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也。其后就只剩个斯大林了。
国际共产运动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是搞工人运动和都市革命的。－－他们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决不会搞革命的。这个主观的认知，因此就和以「农民暴动」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客观实在」，大相径庭了。可是那时俄国革命新胜，从苏联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个个都是国际的钦差大臣，气焰万丈。因此那些和毛泽东在一起搞农民运动的土共，就吃瘪了－－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有时且被他们斗得死去活来。
但是老毛沉得住气，「不急于表白」。直至五次围剿，红军一败涂地，国际路线弱点毕露之时，大家「想想还是毛主席对」（陈毅的话），遵义一会，把国际派架空，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回头了。可是国际派毕竟是「挟天子、令诸侯」的，有斯大林为后台，岂可轻易驱除，所以遵义以后，七大之前，刘少奇等「毛派」，就要在党内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为抵制了。因此毛氏对红朝的第一功，便是领导土共翻身，造国际反，架空国际派。使中国的农民起义，循自己的道路前进－－这是毛派的形成阶段。
胜和败都是全面的
再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斯时朝野上下，腐烂一遍，皆为吾人所目击。所以那时的中国，「一党专政」不是当时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序言〉中曾略有引申，不再多赘）。
所以中共那时打天下的实际意义，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次要的，更不是要为人民争民主、争人权（毛且不懂啥叫「人权」）；他底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打倒那个「专政无能」、「占着毛坑不拉屎」的腐烂的国民党－－以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取代一个无能的「一党专政」。
上篇已言之，就军事对垒来说，毛的论持久战，就不是蒋介石的稍息、立正所可望其项背。桂系的小诸葛曾发明一个相对的名词，叫做「总体战」。但是「总体战」却永远只是个名词。
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军事之外，其它限于篇幅未遑多论，其实政治上毛在「开国期间」的作业亦至为精辟。笔者在另文中，就认为毛的三篇政治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都是掷地有声的。
若说枪杆终当听笔杆指挥，则毛氏这三篇有高度黑猫白猫价值的政治论文，足抵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记得五十年代之初，有位国民党流亡高干告诉我：「我们的四百万大军是被共产党几句口号叫垮的！」这也是他失败之后，痛定思痛的知彼知己之言。
甚至那时中共对美苏两国的外交工作，亦远非国民党所能及。国民党外交那时以一人的意志为转移－－对美一味屈膝乞怜；对苏不惜重价贿赂（如外蒙之独立，中东路与旅大之租让）。其低能连李鸿章之不如。而毛则能人尽其才，让他出使重庆的「驻美大使」周恩来放手做去！周在对美外交上所做的工作之细腻与有效，其是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所寡有。其结果不但史迪威变成张学良，美国驻延安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