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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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17＇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北伐时期，他和其他上海的金融巨头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纲等从溪口回到上海，通过杜月笙邀请他和钱新之等座谈，带来了蒋的话。“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谢；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颜骏人、钱新之、我等）帮他的忙。如今和谈决裂，共产党对内无Principle（原则），对外要走亲苏的路线，与过去外交中立，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决心破坏20年来国民党的政绩，而所提的条件直似无条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只有继续作战。”谷并提出了“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然而时移势异，一切都变了。那天，情绪不好的陈光甫一声不吭，他说自己如果说话也不会好听，这一心迹在日记中袒露无遗。
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18＇这最后一句话大概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曾支持过的国民党政权的盖棺定论吧。在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他已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别了大陆。6月底，蒋派洪兰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慰问”像他那样的资本家，7月2日，还由杜月笙出面宴请他们，洪在致辞中说了一番蒋与李意见“已趋一致，颇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等空话，陈光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很长一段话。
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蒋、李（宗仁）两人之间隔阂甚深，当竞选副总统时，蒋自居于家长身份，属意孙科，而李竞选成功，蒋极不满，从此即不融洽。蒋退位后，李出任代，毫无实权，蒋仍暗中指挥……退位者仍握权不放，使当政者莫能展布，实谈不上转好现象。＇19＇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他询问正在香港的美国华侨领袖李国钦，李说，纽约的看法是近20年间或不致发生。陈由此感到这只是国民党人的幻想罢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收购金银和外币，蒋曾经发表谈话痛骂上海金融、工商界“只知自私，不爱国家”，对那次“辞令严厉，有若疯狂”、“令人难堪，亦令人不解”的谈话，他记忆深刻，如今蒋又派人“慰问”来了，他说：此皆出于蒋一时之冲动。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谘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20＇当然，他再也不会像北伐时期那样支持蒋介石了。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
1949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陈光甫已经为自己和家人设计了一个应急计划，必要时准备和妻子出走香港，并在那里安家，然后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律宾、美国等地旅行，他已经申请了护照，并设法取得去马尼拉的签证。就在这时，南京政权发生变化，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一上台，就急切地谋求与胜券在握的共产党和谈，其中一个举措就是邀请几位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名流，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敲门”，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和平之门，陈也是李宗仁首选的对象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刘仲容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结果刘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1月29日是传统的春节，1月30日，李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1月31日，李亲自来到上海，当天上午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会名流，晚上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说已推出无党派社会领袖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实际上陈、冷两人压根还没同意，颜惠庆2月1日的日记中说：“李代总统似乎急于让我们马上启程。可是，代表团的两名成员出于个人的原因，好像尚未决定接受总统的提名。”＇21＇ 2月3日的日记中点明是陈光甫、冷遹。陈光甫自己的日记中对此更有详细记载。
当夏历新年之际，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我参加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目的是寻求和平，但并不需要共产党人谈判和平条件。更确切地说，其主要任务是使在北平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人民的苦难以及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团不代表官方，它将为政府的正式代表团与赤色分子的谈判铺平道路。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
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22＇
李宗仁召见他们之后一起吃午餐，饭后李继续与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梅贻琦、冷遹、张嘉敖和陈光甫等少数人座谈，李说，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为“敲门使团”，并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虽然没有蒋介石，华盛顿仍将支持南京政府。李的这番话引起了陈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计动员和平代表团北上，眼光却落在华盛顿，是要争取美国的财政援助。所以他才那么在乎陈光甫。
与美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受到美国重视的陈光甫当然欣赏李的立场，没有美国的援助，上海的商业，包括他本人的银行在内早就破产了。他想，和平代表团如果能促进和平，导致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产生，那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会赢得美国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去还是不去，他有所动心，有点犹豫了。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借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3＇ 同时他希望吴忠信去南京为他解释一下。
由于他的拒绝，冷遹又因江苏省议会即将开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人选发生变化，2月6日宣布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24＇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甘介侯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不去北平的决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问为什么，他说：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愿意接待。他不喜欢共产党的这种广播。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他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非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他还对章说，如果共产党人对我上述仅仅是纲要性的阐述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个电报，我将去北平。＇25＇
出于个人考虑也受朋友圈影响
2月13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四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第二天，陈在日记里又一次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说两个星期前，在得知组织代表团的提议时，他的反应是一半愿去，一半不愿去，甚至可以说略微倾向于去。最后之所以决定不去虽然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一位姓文的将军说：“和平难以实现，代表团的工作注定没有结果。如果随代表团前去，将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胡适也劝他不要去，除了颜惠庆可能是个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得，代表团将不会有任何收获。叶公超时为外交部次长，听到他拒绝去北平后很高兴，说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他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业，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从而损害这两家企业的发展。他说：我感谢这些和别的朋友们，他们关心我的幸福。在他们的劝告和鼓励下，当李代总统2月9日来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虑的时候，我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对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说，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议上，我太“滑头”了。是的，“滑头”，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见风使舵，利用形势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记中澄清这一点，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滑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议。＇26＇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去年政府几次和他商量，要他担任公共职务，每次他都想拒绝。虽然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却使他感到有可能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比如拒绝不想担任的工作，不想说什么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希望走动的时候可以离开上海等。“一个人可以声称反对国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经享受并且实现了这种或类似的个人自由。”对陌生的共产党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最大的担忧就是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正是这些思想，使我决定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如果我和代表团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将使自己卷入，从而中断退休计划。”“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与其说我不喜欢他们的革命，毋宁说是因为我的个人考虑。”从这一刻起，他实际上已作好了离开上海的打算。＇27＇无论是拒绝参加和平代表团，还是最后选择离开上海，对陈光甫来说，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
1949年3月19日，虽然春寒未尽，但这是一个和畅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达上海，翁文灏又来电话约陈光甫去谈话。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现了钞荒，大小钱庄银行都无现钞，顾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钱，原因是中央银行没有现钞，“中央银行办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经济，多用钱，浪费财力，又欣赏统制。如中央银行是民间银行，不会到如此地步。千言万语政治万恶，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诚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时，共产党已据有长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储蓄银行为国内汇兑银行之一，他心中不无忧虑，认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国民党政府恶意误会，唯有少做，点缀而已。因果说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许内汇生意并无利可图也。
此时人家看来，共党赞成我们，叫我们做内汇，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内心醋意可怕，因醋成怨，一旦发泄吃不消，对付不了。＇28＇
上海解放之后，陈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在上海营业，但情况已有所不同，其中职工会的权力膨胀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本行上海职工会”编印的《上海职工》刊物后，他说：内容所述颇多涉及本行之管理业务方针事件，实已轶出职工会范围。职工会性能，在谋本身之福利，如待遇问题、时间问题等等，即按诸政府政策可以参加企业之管理，所谓参加者，亦只在于了解管理部门之措施或有所建议，殊不能主动干涉，甚至反居于主位，使主管人员增加办理之困难。此种思想，实有错误。
管理人员经营某一企业，必须具备丰富之技能、高深之学理与聚积之经验。职工会现在正在学习，其所学习内容，为毛泽东政治思想，而于银行业务，亦仅“银行实务”之粗浅技能，其不了解业务方针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说，分散精力以应付内部，甚至由此引起误解。
针对职工会提出的主张，如将本行所有外汇移至国内运用于生产，他在日记中逐一进行了辩正。他认为商业银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进国内城乡物资交流，如将外汇移用于生产，或办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