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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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锌捎我坪酰糠裨蚬龀鎏ㄍ迦ァ！钟腥宋黄剑担骸馐乔考橐桓雠耍偃绾巴淳褪且桓龆巫印！保�95＇他本人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之中。
到12月6日，“战事东南已趋静寂”，国民党残存的四川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李宗仁已远走美国，甚至有一个叫皮尔逊的美国评论家在美通讯社广播：“李宗仁来美目的，并非治病，是要将台湾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美国的国务院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趋＇趣＇，但国防部则对此非常关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赶紧辟谣。＇96＇
包天笑的1949年日记到12月18日结束（因为他忽然病倒，卧床数日，未能握笔，日记因此中断），这一天，虽然成都还在国民党掌握中，香港与成都电报尚通，但刘伯承兵临成都城下只有20里，彭德怀的大军相去也只有65里。孤岛台湾将是蒋最后的救生艇，而包天笑不久即告别孤岛，移居香港，“我从煮豆总思家”，在垂暮的时光里，他仍写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北望江南，他熟悉的故乡，以及展开他文学和报业生涯的上海。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4、971—972、973、888、950、948、956、819—820、827、829、844、829、830—831、831、834、840、932、820、824、833、857、858、825、826—827、828、831、835、841、843、844、858、864、865、866、868、868—869、894、902—903、910、923、929、950、981、838、839、846、840、851、860、871、878、881、883、917、945 、915、924、945、966、977、977—978、821、825、842、956—957、882、927、836、961、828、842、849、850、851、853、856、885、940、901、835、860、921、895、833、887、903、955、898、909、935、949、881、912、951、974—975、981页。
金融巨子：陈光甫
陈光甫（1881—1976）是银行家，早年留学美国，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住在香港。
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希望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巨子陈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时正在酝酿国府委员的无党派人选共四人：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莫德惠）、胡政之。＇1＇可以想见陈光甫当时的社会声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开和平谈判大门，派一个有公众影响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北平敲门，其中一个重要人选就是陈光甫，但他拒绝了。在时代转换之间，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有过犹豫和矛盾，作为一代金融巨子，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他对国民党有过很多的失望和不满，他对共产党了解极为有限，有忧虑，有恐惧，但也有过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日所记“昨夜三时即醒，思想复杂，颇思至美一行，即可解决上海之一切烦恼”。＇2＇1949年3月20日，陈光甫离开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飞到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束后回到香港，当天他在日记中说起泰国虽然政变频繁，近年来又有通货膨胀，可还是出超国家，国际收支有富余，对外汇兑率平稳，外汇并不管理，市面无恐慌现象，而且有欣欣向荣的局势。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来此见之有无限伤感”。＇3＇因为关心本民族的命运，这位富甲天下的一代银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历史问题、革命问题，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4月7日，他在日记中说：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中国革命家大概分数种，如下：（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
（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
（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
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
吾国已到新阶段，入共产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国会从无政府彻底压迫中得到拯救吗？＇须有二三年后再起革命风潮。＇4＇4月15日早晨，天朗气清，他散步到山顶。“全港在目，来往小船乘风破浪甚为美观。”他是江苏镇江人，想起童年时常常随外婆到金山游玩，长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来港有逃难意味，相形之下颇多感慨。”他还想起了传说中一位金山高僧与乾隆帝的闲话，皇帝问：“江上来往之船如此频繁，所为何事？”高僧回答：“均为名利二字。”陈光甫说：“今日细味此语，颇觉有马克斯＇马克思＇唯物论说法。”＇5＇
筹划进退，煞费苦心
在共产党眼里，陈光甫是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的领袖，对这样的名称他很不满意。1948年12月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前夜，他曾来到香港。他在12月4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载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字样。查此项名称之由来，乃日本人所创造。当国民军北伐之时，中交两行垫付军费，颇具势力，而银行主持人如张公权、钱新之、周作民、吴鼎昌、李馥荪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联络吾国银行家，有时亦邀余在内。自中交两行增加官股后，其大权已握于政府之手。即所谓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内部亦各自独立，不受任何人之支配。虽有每周之聚餐，亦仅谈谈人事之待遇与应付政府之法令而已，并不若美国之摩根集团等等，可以指挥投资途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以此项名称有刺激性，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6＇他12月28日的日记再次提及此事，可见对这一名称耿耿于怀，“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蒋为其目标，实在不明苏联内情。吾在港时曾见《大公报》载有币制座谈会，参加者有章乃器、千家驹等，议论极其幼稚。此辈写文章总行采用马克思辩证法，即一切人的动机，皆是经济的，故有江浙财阀、广东财阀种种歪曲的说法。”＇7＇12月5日，陈光甫自称到香港四天，既不见报馆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见面，更不找政界中人，但却无时不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筹划个人的进退出路。“其于中共细情，无由得悉，然报纸上披露战况及各种政治小团体之议论，可得二三事。
（1）报纸上对于有钱人纷纷之逃难，尤其如我这一类人，言论不表同情，且取攻击之态度。宋汉章、卞伯＇白＇眉等来此，皆销声匿迹，一若清末遗老逃难至上海、青岛等。如此一来，好像报纸上言论之不错。香港报纸左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满现状，无影无形要为一个为民众谋福利之社会政策。
（2）中共及各团体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登载宣言，谓共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此证诸济南情状，倒还不错。如果如此，则尚可维持一短期。然事业方针必须配合新的社会环境。
（3）昨云在香港住下计划，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
（4）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再至台湾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确定自己的计划：“（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时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准备。”＇8＇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谈之后，他说：“我觉得反共唯有蒋先生，报载约上海钱新之、杜月笙讨论时局。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
易代之际，作为金融巨头，陈光甫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以至于存有偏见和误解自不待言，他几乎一直对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忧虑。12月7日，看见香港道路的整齐、街市的繁荣，他感叹：“四十年以来，内战不歇，人人为私，致造成今日之局面。今后下去，政治经济另走一条路，此路乃为人民所过不惯者也。然事逼处此，有何另外法子也。寄语现在旅居国外友人，此时不必作归计。太平局面，只有英美二国有，自由亦只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9＇ 12月12日，他想起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从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不看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10＇ 他甚至设想了12条具体“做法”，认为共产党按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把生产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势发生变化，他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冀朝鼎那里听说：“共党对英国人颇好，取得政权后，必许其做生意，因英国人肯合作，对美国呆板一点。”
“细察现在局势，共军必取得政权，最后归宿必用马克思主义。我年纪已老，应当退休，不问行事，返上海为一最短时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种种不对。对方来谈，是否不与他谈，且来者皆系投机分子，廿年以来，看见很多。”
“比较无共党势力地方为香港，可以当作昔日之租界。迁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员往青岛一样，久而久之，他们忘记我们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与美国通信，看看报，读读书，有相当自由，此为最宝贵之精神食粮也。”＇11＇两天后（12月18日），他继续写道：“若云中国共产党并非受俄国人主持，或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语。无论他们及其党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机分子如何说法（有人相信为真，且有外国人相信），我们不能相信。”＇12＇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这样的思考：“香港报纸常载共党议论，云现下与苏联斗争政策不同，采用民主经济政策，许私人企业，并与外人通商。此乃共党深知推行社会主义，非有一相当时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论到聪明而切实计划之共党或社会主义者，当非轻狂之徒，处心积虑为人民谋幸福，决不肯轻举妄动。”＇13＇一年后，局势早已发生巨变。1949年12月5日，陈光甫从报纸上看到大陆新政权公布的明年度预算，军费支出的庞大引发了他的感想：“总支出中，军费占38。8％，据估计约养军至少五百万人，而国民党之在台湾及海南各地者，闻尚有军队一百余万人，军队如此之多，自足影响于经济建设。”他忆及清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不过二十多万人，辛亥革命后扩充军队，各军阀“皆欲拥兵自卫，以致民穷财尽”。“吾国殊无此力量养六百余万军队，推测明年复员，最多保留二百五十万军队，方能使我国逐渐建设。”＇14＇
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对国民党，打过二十多年交道的陈光甫也有着相当矛盾的心态。1948年12月2日，他在香港医院检查身体，与英国看护妇谈英国生活情形之后感叹说：“生活艰苦，过惯了亦不觉得。我们日子太舒服，贫富不均，以致社会不安。英国医药费、教育费，均由政府供给。英国人对于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们亦有其享乐的地方，看报读书，料理田园，爱家，爱地方，不似中国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国事难办。然而他们皆是有固定职业者，否则牢骚比我们还要大而多，革命还要快。我们今日之处境，正是革无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活。”＇15＇12月5日，在谈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时，他认为是“英人政策宽大”、“居民运用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16＇12月14日的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满。
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单位，纸片上画得分明，奈看来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
政治上：赏罚不公、纲纪不明、责任不清。
社会上：人民无自信心、工商业废弛、教育破产、一片凄凉景象。
管理外汇，愈管而资金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园辈，死也不明白。外国人如Rogers辈总以为法子不错，人不行，不知中国政治不行，说管理正好帮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们不承认，因中心欣赏之故，好比唱戏人总想唱一出好戏，不知政治经济环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17＇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北伐时期，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