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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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谩７糯笱酃猓岫ㄐ闹荆越痈率贝喜豢晌份呋倚模皂缴テ渖Ｍ蹙舶沧猿粒颍В皇强尚擅酢！保�71＇12月13日，他忧虑——“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而共产党于此如仍须贯彻其政策，将来能行久无弊否，甚可怀疑。”有朋友认为“唐代强迫僧人还俗，而今日仍有佛教，中国文化必不亡，不须过虑”。＇72＇
“人生五十是开端”
夏承焘的性格不属于慷慨激昂型，所以少有作狮子吼的时候，但他对闻一多的选择持肯定和向往态度，曾在194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透露：“阅闻一多年谱，其晚年声光熊熊，诚可叹佩，自顾恧然，真陈死人矣！”＇73＇1949年3月9日，他经浙江过通志馆，“遇廖迅甫翁，听谈在参议会骂座事。廖翁寒素，不改书生本色，激昂论事，自谓今年六十四矣，又何所畏避。”＇74＇对敢言之士、书生本色的赞誉溢于笔端。但他自己“出身于自私虚伪之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是艾思奇说的“那种小本经纪、无远见、无气魄，但求学得一手吃饭本领，得到一个温暖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1950年7月25日为申请加入工会写的自我介绍与检讨中如此解剖自己：
我父祖皆是小商人，无田地产业，十三四时我父所设布肆倒闭，家计甚窘。19岁毕业师范学校，迄今任教三十二年，全靠薪金收入过活。
我二三十年来研究书本，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解放前一二年偶见学生壁报有“农民养活了你，你该如何报答农民”一语，甚受感动，颇思尽弃所学，然由小资产意识太浓厚，生活圈子太小，故虽欲求新知，以自改造，而仍不能联系实际。
对公共事业无积极负责心，屡以才力不够自解自诿。解放以后，治学教书，观点皆改变，觉从前种种，自误误人……＇75＇
然而，其为人处世治学处处都显示他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不曲学阿世，不趋炎附势，他自称教书三十年“乐此不疲”，他信奉的是“做人要有人格本钱”，对投机分子他从无好感，无论是追随蒋介石的浙大同事张其昀，还是其他随风倒的人他都充满蔑视。他在1950年10月30日日记中写道：“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此辈投机分子，可愍可笑。” ＇76＇
1949年4月，“得知解放军横渡长江，夏先生作诗祝贺”。（由于这首诗没有收入《夏承焘集》，我至今没有见到。）5月3日，杭州解放，他又激情难抑，填写了《贺新郎 …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予年五十作此示妇》二首，＇77＇并写下七律《杭州解放歌》一首：
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塞兵。
醉里哀歌愁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
著书不作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
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78＇
也是此时，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上书“人生五十是开端”。1951年8月16日，他在抄录《满江红》词作时，前面有个按语：“江南解放时，予年五十，尝镌一印，曰人生五十是开端。” 从“花事今年看斩新”到“老来奇事见河清”，改天换地之际，“一代词宗”的心情大致上是乐观、兴奋、不无期待的。新时代开始了，他确实把五十岁看作了人生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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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夏承焘集》第八册，175、179页。
＇77＇《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8、254页。
＇78＇《夏承焘集》第四册，53页。
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开拓者：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左翼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报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参与创办了学生刊物《双十》（后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到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后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参与创办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1933年后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等，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左翼文化运动，主要是戏剧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领导左翼文化工作。解放后，担负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工作。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等多种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
夏衍去世已10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19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12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共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的这一天。4月28日，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已解放，上海也指日可下，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
在北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此时，中共最高层已内定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接管文教系统。毛、刘、周分别找他们谈话都带有交代工作性质。刘少奇临别时对夏衍表示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认为对京戏和地方戏剧先不要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戏剧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陈毅的看法与刘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后上海在整个接管过程没有禁过一出戏、一本书，恐怕就与刘、陈的这些认识有关。
周恩来的交代更是事无巨细，他认为旧文艺工作者（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在谈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周对夏衍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除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1＇周恩来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原有文学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当然也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所必需采取的谋略。夏衍他们进上海以后，可以说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政策和策略。
5月16日，在北平度过紧张、兴奋的十几天后，夏衍他们乘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23日黄昏才抵达丹阳。此时，小小的丹阳城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热闹极了， “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顾准、黄源、于伶……都在这里。5月24日，一位管总务的同志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一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后来他填写履历表，在“何时入伍”这一栏就写“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当晚他就随大军向熟悉的上海进发。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左翼十年”中，他在上海安家，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大量文学作品，还参与发起“左联”，积极投身新生的电影事业，如今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当年受过“五四”洗礼的少年已49岁。作为上海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主任是陈毅兼，只是挂名，说是为了他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韦悫，因是党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习性却没有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习惯”。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情很多
5月27日，在安顿好工作以后，夏衍要了一辆吉普车，匆忙赶回阔别三年的家里去看看。当时还没有给他配警卫员，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虽然他这次回家洗了个澡、拿了换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军装也曾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就给他配了警卫员。书生气未泯的夏衍面有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而上级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从此他“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巧的是，他乘坐的这辆克莱斯勒轿车过去的主人竟是陈叔兑（陈布雷弟弟，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4年前正是此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查封了创刊才12天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他有点高兴，也算是小小的一个“报应”。
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6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日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2＇“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