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芊涟薄�
8月5日，他给卢作孚弟弟、北碚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写信。7日有人来山，他写了“答仲华信”。10日，儿子送来郭垒等五信件，当即作复。13日，“为张德钧事答周通旦信”。15日，“吴汉骥来。吴雨僧不就白沙院长，改推熊东明，作书促驾”。16日，“得张东荪一信。”17日，勉仁中学教师、职员王勤庄等来山，他已和路明书店签订了出版《中国文化要义》的契约，收到此书十三、十四章的校样。他写信给勉仁文学院的同事李源澄、侯子温。18日，“中学送药来，即以十三、四章校正本付出，并写致朱绍云信，言罗崇高事”。 19日，“致郭垒转吴一信。亚三、子温来信，并送来调饮料之石炭等物，当即答复。又张德钧来信亦复之。功课颇受杂事妨碍”。 20日，“早课后与美国使馆人谈话，此子英昨日来电话所约者，大抵问过去民盟事。朝杰、伏园回来山，事已有成。……陈玉诚有长信”。 21日，“此李东生有电话来。子英来山晤谈。谢炎持孙信来见，即介与子英见面。亚三来信不肯上山，当复之。功课受妨碍”。 22日，“写邓少琴、江东之、马秋帆各信”。 24日，“早课后侯子温来山商决院校各事。唐舜尧、罗崇高、于长茂等同来见。写致吕宗衡信。谷锡五自香港来信，顾孟馀深盼与我一谈。复以不愿走动”。25日，“复张东荪一信，托谷转寄。……写宋乐颜信。收朝杰信”。又写信感谢查济民为勉仁中学捐款。26日，“早课后亚三来山商决学院农场各事件。写邓子琴信。柴东生来信复之”。27日，“亚三走后忽忆及农场新计划未见朝杰参加为怪，即写信问亚三，并写信给朝杰”。28日，“早课后颂天、玉诚来山。对颂天谈中学及农场事。写周太玄转表老一信，托作孚带港；嗣闻作孚已走。得梁仲华一信，复之”。 29日，“颂天派人送十四章稿来”。30日，“写徐树人一信”，他发现“寺前桂花盛开”。31日，“收路明书店信，复之”。
9月1日，“子英电话仍不能上山，改约星期日。俗人生活不出二种：一是赶日子——赶忙不及；一是遣日子——消遣无聊。……万、王二先生来山”。2日，“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 3日，“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写雷人百、文德阳各信问平安。赵、胡来山，功课颇缺”。4日，“子英电话不复上山”。5日，“于长茂来山报告农场事。复亚三、子温信。又写一信致徐女仑，嘱探雷人百家平安否。路明书店寄广告来”。7日，“以下山日期函告子英，并转托致作孚一信（附第十四章稿）。又函告培宽得空来山，商移居事”。9日，“得艮庸信复之。培英来山。得十力先生信。又内人得陈女士信，借悉武汉北平统制思想之一般”。10日，“姚鸣山来辞行，将北归也”。
通过这些不厌其烦的、琐碎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即便住在山顶上学佛，他与世俗的联系几乎也无一日中断过。在他交往的人中既有张东荪、顾孟馀、孙伏园、卢作孚、张澜、熊十力等著名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的同事、朋友、晚辈等，或为国事，或为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的校事，或为所属农场及其他种种世事，这一切他一概都“放不下”。难怪他总是要做梦，他在日记中不断地记下自己的梦。
8月9日，“夜来梦中行业几乎杀盗淫皆有表露，无始习气深如此”。 10日，“夜来梦中不免名利恭敬之念，及苟免自全之心”。14日，“夜间几无时无梦，心不能闲之病极大；人以为我入道必易，实则适得其反”。 15日，“夜来仍苦梦多，醒时疲劳，必经一时间疲劳乃除”。16日，“夜来梦似减轻”。17日，“夜来梦境较悠闲，如游西湖或观剧等；然入寐即入梦，总不能廓然无梦”。21日，“夜梦未见减少，头脑未见清爽”。31日，“午睡酣沉，但仍不能无梦耳”。9月6日，“夜梦又似初来时一般，午睡亦浮而不沉”。＇18＇
梁漱溟一个多月的学佛实际上并无所成，9月8日，他在下山前夕的大失眠“宣告上山一月之失败”，实际上他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已说得很明白：“自皈依上师之日即先曾自己审查一番：一切法中佛法最胜，我岂有疑，然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在我心中亦可说除此事更无事在，所为皈依者，自感慧力不足。” ＇19＇
“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1949年11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10月所写的自序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而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作”，“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始终追求的理想。他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20＇ 他在这本著作中清楚地梳理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就中国民主何以难产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强调了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他概括指出中国民族性当中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十个特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的政治见解实际上都是由他的文化价值观派生出来的。
同月，龙山书局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收入他在1941年至1949年间发表的政见性论述文章23篇，其中包括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
直到这时，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西南残山剩水依然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是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横行的天下，重庆《大公报》已于9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以“改组”的名义窃夺，但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尖锐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遭到什么意外或干扰，民间出版社照样出版他的著作，效率之高，足以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感叹不已。
12月中旬，梁漱溟到重庆鲜特生家，和青年裴治钅容 住在一屋。裴是中共地下党中专做国民党中上层将领策反工作的，久闻梁的大名，对他非常尊敬。一天，裴拿着毛泽东新作的那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读给他听，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时，他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并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并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穷寇莫追”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21＇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22＇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结束，年末，梁漱溟所居住的重庆也不可抗拒地迎来了解放。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下，1950年1月，他终于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到达北京。他想远离政治中心，仅仅做一个著书立说的观察者生涯结束了。其实，从大局未定之时所写的那些文章来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23＇
由此不难判断，梁漱溟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主要是统一稳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一旦武力能够实现苏联那样的统一与稳定，他对共产党就心悦诚服，他对新政权的拥护也是发自内心的。或许梁漱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40年代为民主奔走只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已，这也是当年他和民盟其他领袖最大的分歧之一。这一点，他在给张澜和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他曾在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说过：“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24＇从此，他的文化救世论也彻底幻灭了。
1953年，毛泽东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他“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只是徘徊在动静之间的一介书生，属于那种傻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由于他对自己的理想、见解异乎寻常地自信和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那样地不合时宜，1949年如此，1953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1＇＇4＇＇5＇＇6＇＇7＇＇8＇＇10＇＇11＇＇12＇＇15＇＇17＇＇23＇《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70、786—789、971、790—795、796、971、800、800—801、803—807、809—810、830、805—806页。
＇2＇＇3＇＇18＇＇19＇＇24＇《梁漱溟全集》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4、76、422—428、424、77页。
＇9＇＇13＇＇2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07、109、110页。
＇14＇《批评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54—56页。
＇16＇《柳亚子文集 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40页。
＇20＇《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页。
＇21＇于东：《梁漱溟异议“追穷寇”》，1989年3月21日《团结报》。
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宁人。1924年加入过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七一五”事变后遭到通缉。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过《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著有《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近百年史》、《玄武门之变》等，参与《二十四史》校点。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这是宋云彬在“知北游”船上写下的诗句。1949年春天，他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示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4月21日，尚未成立的新政权派出40多名代表出席巴黎和平大会，而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入境人数（每国只准5名代表入境），他主张发电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1＇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他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宋云彬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所以他将9月之前的日记只是称为“北游日记”（9月以后才改称北京日记）。3月30日，他写信劝家人不要北行，“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甚望能及时南下”。＇2＇
然而，在他到达北平一个多月后，中共方面于4月8日决定要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他是主要成员之一。1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是国文组的召集人，南归之念就变得奢侈了。5月5日，叶圣陶对他说：“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3＇
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蹰。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4＇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同舟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已渐行渐远，和叶圣陶、郑振铎则相知依旧，6月10日，他们几人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5＇
6月14日，他特地约了代表共产党参加教科书编审的胡绳喝酒。“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同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6＇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分子当中，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他非常反感，所以他才会对叶圣陶“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感到如此心气相通。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
宋云彬抵达北平不久，就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心迹，想退出民盟、救国会这些民主党派。他在4月5日日记说：“余于抗战时及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