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书库 > 文学其他电子书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

第13部分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13部分

小说: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竺可桢本来打算维持浙大到大变局的最后一小时,但4月29日他就被迫离开浙大到了上海。4月28日,即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的第四天,他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杭立武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杭立武时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因为4月26日竺可桢听说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80多名学生的消息,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曾于27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进浙大捕人,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放心不下,所以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2'同一天晚上,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加上杭立武4月29日又一次来电催他。所以他虽感为难,但还是决定暂时离开浙大,他的日记对当时的心态有详细的记录。
  因余觉部中既有电嘱余去沪,余虽复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惧,但昨晚郑石君已谓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不料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untenable'站不住脚',不可避免的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3'当天下午大雨不止,他没有带家属一同离校。原定两点三十分开车,结果焦灼地等到晚上十一点十四分才开车,大批士兵蜂拥上车,一路上也都有士兵上车,而且一度因士兵抢车辆而停车。车厢人满为患,其中95%是兵,他在日记中说:“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4'直到4月30日中午十二点半,火车才到达上海西站,人满为患,他只能从车窗跳出,出站时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等到达中央研究院安顿下来,他就安排陪他同来的姚维明回杭州,并请转告夫人陈汲(允敏)“决不去台湾或广州”。当天下午三点,他见到杭立武,所谓“要事相商”果然是要他去台湾或厦门,他都拒绝了,并提出辞职。当晚,杭立武送来旅费二千万,他只是“当袁洋五元”了事。'5' 可以说从他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要去台湾。
  5月2日早晨,他到街上买烧饼充饥,《新闻报》上有钮永建、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缘张默君确于三十日乘坐考试院专机赴台北,钮永建亦在内云。……又遇晓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渠仍劝余去台湾,且谓办护照须在广州云……”国民党行政院及各部早在南京陷落前就已迁至广州,当时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到广州才能办理护照。'6'当天,他就给严仁赓、苏步青写信,告诉他们未去台湾,“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事出无奈,希望他们见谅,并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去浙大校长职务,回中央研究院。至于上海各报所谓他昨天已飞抵台湾的报道,他说:“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实际上是辟谣。'7'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他事后告诉接近的人,蒋经国曾劝他去台湾,他婉言谢绝了。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多年后去台湾,蒋经国单独邀请他午餐,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8'5月17日中午,他接到傅斯年台北来电,邀他去台湾大学,他在日记中说:“得孟真自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9'5月19日晨,竺可桢接到杭立武广州来电:“请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辰巧。”'10'巧即十八日,杭立武说替他办好了护照,就是指去巴黎的事。之前5月9日,竺可桢曾打电话给Unesco(巴黎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的施茂德,知Unesco尚未有回电。此时陈毅的大军离龙华机场已只有五里。
  5月20日,因为护照已办妥,竺可桢到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不料私人存款亦须在广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他感叹:“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11'从“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中“万一”一词即可知,竺可桢实也并没有下决心去法国,至于广州、台湾则从来没打算去。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已选择留下,不想再上国民党这条船了。
  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报》报道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1949年,在去留之间,竺可桢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从他当年的日记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十分不满,并深感绝望。二是他对浙大和学生的感情深厚,不愿离开。三是中共地下党对他积极争取,团结尊重他。
  希望能苦干到底
  当1949年来临的时候,竺可桢尚未最后意识到曲将终、人将散。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有着很深的反感,并深感绝望。上海解放之后,他日记中的两段话基本上代表了他对国民党的评价,5月26日他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12'他曾几次在日记中提到蒋介石心腹爱将汤恩伯的贪婪。
  3月23日,当他听说汤“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后,感叹“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可谓苛政猛于虎矣”。'13'5月20日他又记下了汤向中央银行提取金子一万条及所有银元的传说,并进一步议论——“空穴来风,非无根之谣乎?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八十万金圆(市价二百四十万),而袁洋价已二千七百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14'竺可桢对国民党缺乏好感并非始于1949年,1961年12月30日他为申请加入共产党而写的思想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他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时事,可对宋、孔他们的贪污腐败,他是打心眼里蔑视。不过他对蒋有好感,认为他北伐消灭北洋军阀有很大功劳。“到了1941年以后,蒋介石不顾舆情,一天天地压迫学生,我才慢慢地对他失去幻想。”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杭州和江问渔以及少数浙大同事说过:“为国家前途计,为蒋介石个人计,最好的办法是蒋通电下野。”'15'可以说,他对国民党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的一个过程,他曾数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因为他“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恶痛绝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16'到1943年,“那时大学校长几乎全已加入国民党,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党员。那一年教育部强迫各大学负责人到重庆入训练团,未经他的同意就公布他为三青团的监事,所以当他们要他填写入党志愿书时他就填了,反正入不入党也没有关系了(还领有党证)。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他居然被列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交过党费,从未参加过党员会议,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几次来信要他登记,他都复信拒绝了。'17'
  见证最后的白色恐怖
  在1949年的名人抢夺战中,国民党方面虽然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但对他也是心存芥蒂,并早已将他列入所谓“和平分子”的黑名单。4月15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两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张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识界的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也名列其中。'18'国民党特务的这张“黑名单”对于竺可桢最终下决心不去台湾,恐怕不会没有影响。他在思想自传中讲到1949年的选择时说到杭州解放前三天离开浙大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的原因:“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19'对于蒋介石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将深得杭州市民拥护、对浙大多有照顾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免职、幽禁,竺可桢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不满。
  2月17日一早,他从《大公报》获知陈仪被免职。“公洽到杭后,对于浙大备极爱护,如教职员工之给无价米、吴大信等五人之无条件释放。一旦换调,不知日后省府之是否更变政策也。”
  2月18日,“有人以为上月二十六吴大信'等'释放时浙大学生大贴标语,省府置之不问不闻,与此次之更调有关,因特务方面必扩大其辞以报告蒋也。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陈叔谅早有言,谓浙大学生应加取缔,不知校中教职员全不管事,而使余首当其冲也。季谷谓陈公洽星期一九点去上海。任显群则已先时离杭,因任之作风,非有陈公洽之雅量不能相容也”。
  2月21日,“省长陈公洽、市长任显群离杭去沪,市民送者极为拥挤,在太平洋影戏园开会”。陈仪临行前,竺可桢去送行,谈了十分钟。“余告以过去渠对于浙大同人给与无价米每月七斗,同人极为感激,而对于学生之越轨行动保安司令部和特务机构均欲严办,总由渠个人加以宽容之办法尤为难得。据云渠此次之免职,重要原因之一为一月二十六吴大信'等'五人释放'时'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一事所致。余得此消息于公洽之口,心中极为不安,因公洽去浙是一极大损失,因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识也。” 陈仪与任显群离杭前夕还交代说浙大学生办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向校外发行,“不然必起冲突”。'20'3月3日,竺可桢在南京和翁文灏见面。“陈公洽之看管亦为事实。……三点朱骝先来谈,知陈公洽免职命在十七日前一周已到,广州孙哲生亦不明底蕴,后在上海遇浙警察'?'长,知陈公洽确不见客,谓其曾函共产方面,愿单独媾和云……”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李季谷来,知陈公洽确被监视于衢州汤恩伯家中,因渠曾亲笔函某长君,劝采取个别与共产党取得和平之故云云……”'21'6月6日,他前天听说陈仪“已被押至台湾”,但告诉他的人“认为无性命之忧”。'22'7月4日,“李季谷来,知外传陈公洽在台与张学良被一同枪毙之说不确”。'23'不过,陈仪最后还是被蒋下令杀害了。
  在上海最后的白色恐怖中,竺可桢更是见证了国民党的暴戾,他在日记中一一记下了国民党败退前的罪行。
  5月6日,他从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那里知道,国民党士兵4月26日曾进入复旦,校长章友三受到侮辱。“谓不许友三声张,且搜查其寓所至三次之多,而主持之者皆系学生也。复旦校舍亦受破坏。交大驻兵至万人,在校中搜出左派宣传刊物至二卡车之多,使王之卓不能抗议驻兵云。”'24'5月8日、9日,他听说陈鹤琴前日曾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因左翼的中小学教职员联谊会曾发帖请陈鹤琴为顾问。请柬尚未发出就遭检查,陈以此而被捕。“局中刑事科长适酒醉”,有人问如何发落,“科长乘醉狂言曰一律枪毙。其草菅人命如此”,“后经章友三、王之卓、朱恒璧等四校长向市长力保,由陈良面批交警察厅毛森释放。余闻之毛发为之森然”。'25'5月22日,他在霞飞路看见“有黄牛党以高价买卖银元而枪毙”,不过他认为“昨日枪毙者计六人。但抬高银元黑市决非六人所能为力,亦冤哉枉也”。'26'6月20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竺可桢认为“此时轰炸上海,徒苦人民,实乏意义也”。'27'正是对国民党的暴戾有清楚的认识,他才逐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从失望继而绝望。 
 
 
“应该有独立之思想”
 
  对浙大和学生的深厚感情,对竺可桢选择留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国民党强硬势力总是指责他“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甚至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其实是毫无根据的。他一贯信奉孟子、王阳明的性善说,在浙大,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学生,认为每个学生都是好的,除非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坏人。他理解学生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记中说的:“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他向来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更不认同学生的左倾。
  到1948年7月5日,他还对学生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们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1949年1月2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