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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

金瓶梅人物画廊-第34部分

小说: 金瓶梅人物画廊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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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庆挂念晚上和李瓶儿的约会,就不打算去,可是怎么禁得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生拉硬拽,还是把他弄了去。
  西门庆和众人往李桂姐家里走,她浓妆艳抹之后,正在门口迎接。刚一进屋,祝实念作为“功臣”就高叫道:“快请三妈出来,亏了我们众人,今天才把大官人请来。”虔婆拄着拐杖出来,见面就埋怨说:“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当时习惯称嫖客为姐夫。),如何这么久不来看看姐儿?想必是另有新欢了?”祝实念插口道:“你老人家能掐会算,果然猜着儿了。我们大官人最近相中了一个绝色的婊子,每天只到那里去,想不起来你家桂姐了。刚才要不是在灯市上偶然碰见,硬拉他过来,他还不会来。你要是不信,就问孙伯修(谐音“孙不羞”,孙寡嘴的大号。)。”孙寡嘴接口说:“我得实话实说。哥最近相中的婊子,不是里面的,是外面的(这句话应该是影射李瓶儿。“里面的”应该是指“妓院里”,“外面的”应该是指“所谓的良家妇女”。尽管西门庆和李瓶儿的偷情行为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对于帮闲,这些在风月场中混饭吃的人来说,他们对男女的风流韵事具有极其敏锐的感觉。在这个圈子中,西门、李瓶的关系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西门庆没有挑明,他们不敢大肆宣扬而已。)。”西门庆听了,赶着孙寡嘴只顾打(从这个反应当中,应该是说中了他的心事,他听出了孙所要弹奏的弦外之音。我们在文字当中看不到当时人的表情,但是可以通过经验和想象模拟出来。),说道:“老妈,你千万别听这个老杀才的话。”孙寡嘴和众人笑成一块。
  说笑过后,西门庆掏出三两银子递给桂姐,说:“今天过节,这是我请众位朋友的。”桂姐不肯接,把银子递给了老妈,老妈说道:“怎么的?姐夫就笑话我们家在大节里拿不出酒菜款待众位?怎么还让姐夫花钱?难道我们院里的人就是爱钱吗(这一番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如果你要是不看后文,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可是……)?”应伯爵说道:“老妈,你依我,收了吧。快些安排酒菜让我们吃。”
  那虔婆说:“这个在理上说不过去。”一边推辞(细节之一。),一边把银子接过来揣了起来(细节之二。),并且深深地(这个形容词也是重要的细节,能让她深施一礼的原因就是因为钱。这种细节成就了《金瓶梅》的伟大。)道了一个万福,说:“谢谢姐夫的布施。”应伯爵道:“老妈,等一会儿走,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是说有一个人要去妓院,但是他准备开一个玩笑,就穿得衣衫褴褛,走入妓院。老妈一见他这个样子,半天不理睬,连茶也不给端上一杯。这人说:‘老妈,我肚子饿,给我拿点饭来。’老妈说没米了。他又说:‘没米就算了,端盆水,我洗洗脸。’老妈说没交水费,人家不给送水了(连水都没有,这种世态炎凉也太明显了。)。这人拿出十两银子放在桌子上,让她去买些米和水,老妈急三火四地说:‘一定,一定。姐夫吃了“脸”洗“饭”,洗了“饭”吃“脸”。’。”众人又是哄堂大笑。
  应伯爵又说西门庆之所以没来,是因为他看上了花子虚包占的吴银儿(虽然开玩笑的对象是吴银儿,但是还是围绕在李瓶儿的周围,应伯爵更应对这事儿心知肚明。),不要桂姐了。老妈不信,她笑道:“我不是瞎吹,拿我们桂姐和吴银儿比,还是比得过的。我家与姐夫是快刀儿割不断的亲戚(李家有李娇儿深入敌营内部做卧底。),而且姐夫是什么样的人?大风大浪见得多了,他还分不出什么高低上下?”说完,就去整顿酒席去了。
  在本书中,应伯爵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物,但是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尽管在他的笑话中充满了低级趣味,可谁又能否认,在他的笑话当中,我们往往能够听出来作者的讽谏。应该说,作者在品评自己的作品时,应该对应伯爵这个人物非常满意。
  作者的笔名叫做“兰陵笑笑生”,其重点是一个“笑”字,难道他是用一种看似游戏的笔墨,来讽谏这个社会?如果说,我们把应伯爵作为主人公的话,然后把他的故事压缩成一个中篇小说,那么他的故事就应该是一幕喜剧。
  太多的喜剧都是用一种荒诞的形式来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纲:西门庆出手阔绰,众帮闲手舞足蹈。
  目:众人正在喝酒,发现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门口探头探脑,手里拿了三四升瓜子,进来跪下后,说道:“大节里,孝敬大老爹。”西门庆认识一个叫于春儿的,就问他还有几个人,于春说还有两个在外边伺候,有一个叫段绵纱的人进来后,他认识应伯爵,就跪下来磕头。西门庆收下了他们的瓜子儿,打开钱夹,拿出一两银子,掠在地下。于春接了,会同众人趴在地下磕了个头,说道:“谢爹赏赐。”转身离开。
  这样的人,在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做“架儿”。这群人整天混迹在茶坊、酒肆和妓院当中,借着向阔客兜售食物的机会打秋风,求得一点赏赐。在原文当中有一首词来形容他们,说他们“本分少,虚头多”,说他们是在“虎口里求津唾”。在这样的环境中讨生活,每天面对三教九流,他们肯定是见风使舵,肯定是谎话连篇,我们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也要施以历史的同情。
  他们靠着做低伏小,靠着阿谀奉承,往往能得到一点残羹冷炙,就好像在“虎口里求津唾”一样,得到了一点点的赏赐。可是想要得到虎口里的残渣,必须以人格的丧失作为等价交换条件。刚才提到西门庆赏给他们银子的时候,用了一个动词,叫做“掠”,我们经常组词为“掠夺”,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是“扔、抛”之意。想想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喂狗的时候,出现的频率最大。
  就在这一“掠”一“抛”当中,封建等级的森严壁垒昭然若揭,这里没有一点尊重,有的只是鄙夷、蔑视以及阔佬们在重复这个动作时的得意和高高在上。
  这个动作在中国重复了两千年,这两千年中,有赏赐,有乞求,有善心大发,有感激涕零。
  唯一就是没有平等,没有自尊。
  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
  所以我说对待这些社会底层中的非主流人士,要有两种态度。我们批判,如果他们还有选择,却甘心情愿地摇尾乞怜;我们同情,如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做作的笑脸掩盖自己辛酸的泪水。我想这也是我们看待人与事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边是高朋满座,海味山珍,一边是凄风苦雨,乞求可怜,《金瓶梅》里不包含阶级斗争又包含什么?
  刚刚把这些架儿打发走,西门庆他们又重新添换酒菜,倚翠偎红,花浓酒艳。桂姐和桂卿两个一个弹筝,一个琵琶,唱了一套《霁景融和》。正唱到热闹处,又有三个人捧着一只烧鹅,提着两瓶老酒,要来孝顺西门大官人。西门庆以前就认识这三人,分别是白秃子、小张闲和罗回子。
  这些人被称为“圆社”成员,圆社类似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时职业球员可没有现在这样风光,他们属于下九流,和“架儿”一样,也是靠着给阔佬捧场混口饭吃。也有几句话来形容他们:“穷的又不趋,富贵他偏羡。从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饱餐。赚不得大钱,他老婆常被人包占。”你看,西门庆告诉他们先在外边伺候,等自己喝完酒,再出去踢几场。不过倒是给他们一大壶酒,一碟点心和四盘嗄饭(嗄,念下。嗄饭,也是下饭,是指菜肴。),打发他们先吃。
  西门庆喝了一回酒,来到院子里踢了一场,然后李桂姐也上来比划,那些球员在旁边捧场,假意喝彩,说她的球技非常出众,让人大开眼界,并且向西门庆讨赏钱。李桂姐踢了两场下来,气喘吁吁,腰肢困乏,就从袖子里拿出春扇儿摇凉,并且和西门庆携手观看其他人的表演。
  西门庆正在这里玩耍,只见玳安骑马来接,悄悄告诉他吴月娘众人走了,李瓶儿请他早些过去。他告诉玳安,把马牵到后门等候。回到屋里,他没坐一会儿,就借口出来方便,来到后门上马便走。应伯爵派保儿去拉扯,西门庆哪里肯停,只说家里有事,一溜烟走了,只是派玳安拿了一两五钱银子打发三个球员。李家怕他是去后街的吴银儿家,派丫环跟住,直到他确实走了,这才放心。而应伯爵众人直喝到九点多才散去,他们的处事原则就是“笑骂由他笑骂,欢娱我且欢娱”。
  在这一段描写中,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下宋朝社会的市民生活风貌,同时我们也可看出,西门庆和社会各个层次交往过密,等看了后文,你更会理解这句话。
  而且他不是普通的无赖、流氓,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在当时世俗标准下混得开的“成功者”,他的所作所为符合金钱社会的一般规则,他是商品经济时代的“宠儿”。他在人际交往中,不是仅仅靠着欺行霸市和为非作歹,而是非常有“手腕”,非常“大方”、非常“讲究”的。请看,他来桂姐家时,给了三两银子,给了架儿一两,给球员一两五钱,就按一两银子顶三百人民币计算,这种种出手也足够大方的了。
  但是从富人花天酒地的生活里,也能看出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他给了桂姐一千,给架儿三百,给圆社五百,就是说,他一晚上的花费就在两千元左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两千块也是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仅仅是他一掷千金的小证明,后面还有大手笔。这样他就和那些“越富越抠”的“葛朗台们”有本质区别,他用金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结果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者”。
  不过有钱人也分很多种,葛朗台那是一种极端表现,很多人花钱有规则和方法,这是一种理智的表现,无可厚非。在《红楼梦》中,王熙凤说过一句话非常耐人回味,叫“大有大的难处”,我们不要有一丝仇富心态,如果人家取之有道,当然这个道是正道,人家如何花钱是有道理的。
  相对来说,如果钱来得太容易,如果没有紧箍咒限制,如果出现像西门庆这样的情况,那么花钱的方式恐怕就要偏离轨道。西门庆的父亲给他留一笔遗产,然后他又把药业公司发扬光大,赚取巨额利润,就在一、二年之内,他又从李瓶儿和孟玉楼之处,得到了巨额的横财,并且是人财两得,你说他该有多么得意?这钱赚的多么容易?这样的钱不花岂不是罪过?
  什么样的钱花起来最潇洒?容易得来的钱。什么样的钱花起来不心疼?别人的钱。纳税人的钱花起来最最不心疼。如果是靠着智力和汗水得来的财富,我们应该绝对尊重,真正有内涵的财富持有者在花钱上是有严格规定的。
  纲:这一篇文章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宋朝的市井风貌,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
  纲:通过中国足球的发展来反思一下中国文化在传承中的弱点和失误。
  目:当时的足球和现在的有些不一样,一般是把六片“端尖腹阔”的皮缝成圆球(这种形状是不是有点像美国的橄榄球,按照笔者的推测,美国人剽窃了中国的专利权。)。如果在里面充上空气,叫做气球或者气毬,如果在里面充上轻质羽毛,就叫毛球或毛丸。西门庆众人玩的球是气球,相对于毛球来说,这应该是改良品种。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就叫“蹴鞠”,“蹴”有“踢、踏”的意思,“鞠”就是“球”的意思。当时玩球有个规则,就是球不能落地,这就好像现在踢毽子的玩法了。
  中国的足球历史源远流长。在《史记》的“苏秦列传”中,就提到过这项运动。当时足球文化最为盛行的地方是山东临淄,它在当时是齐国的首都,此时距离秦始皇统一只有一百年左右了。苏秦当时是想游说六国连横,抗拒齐国,他对齐宣王(就是让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能够混吃混喝的那人。)说,齐国地大物博,没有必要对秦国俯首帖耳,他当时说了一个情况就是“临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踏鞠”就是“蹴鞠”。)者”。这话主要是为了证明齐国国富民强。
  到了汉代,这项运动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应该是一项主流运动。有一个例子,也是出在《史记》上,在其“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到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名医淳于意给项处看病,千叮咛万嘱咐,“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可是项处不听,照常踢球,结果确实是吐血身亡。“狂热球迷”的疯狂由此可见一斑,汉代人对其热爱的证据也在于此。
  唐代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高峰之一,在足球器具和规则上,越发向职业化发展。
  而宋代对足球的重视更是不同凡响。有一个证据,非常能说明问题。在宋代有一个人由球星转行进入政治,虽然他个人的私欲得到了满足,但却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由此可见,足球与政治是两个领域,搞“政治足球”没有不失败的。
  这个人叫高俅。
  就是这样的足球历史催生出来的中国足球,真有一点对不起老祖宗,所以我们既要有一种崇拜祖先的传统心理,同时又要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雄心壮志。
  在中国往往有一种错误的心态,就是“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这个儿子如果不知道自重的话,往往愿意躲到老子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自己认为理所应当,也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也是老虎,看不到自己就是“狐假虎威”中的狐狸。所以我以前说过,我们中国人往往喜欢自吹自擂,说什么中国文化为世界奉献了若干。但我总是纳闷,为什么自己民族的东西非得让老外发扬光大呢?
  中国的文化是世界的,但唯独不是自己的,这是十分悲哀的。
  我们往往热衷于宣传四大发明。
  中国人发明火药,被人制成大炮,改良武器,回头屠杀中国人。
  中国人发明指南针,被西方人用来进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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