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人物画廊-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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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意思是，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不再重要，已成共识。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在实践中批判继承，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口头会气，那样的话，还是毛驴拉磨，原地打转。
还是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自从比较系统而深刻地理解一下辩证法之后，我很少说过于武断的结论，凡事我都想其两方面。当别人都说好，我就要问，就没有一点坏吗？当别人都说坏，我也要问，就没有一点好了？我这不是奉行什么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怀疑主义者直到最后也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所认可的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在充分怀疑和调查研究之后，是会下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的。嗣敏不才，可还称得起“敏而好古、敏而好学”这八个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人物，我基本还是宽容的，因为我有一个自信比较正确的方法叫“历史的同情”，我有很多道德瑕疵，所以绝对称不上是个君子，但是我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理解深刻，自己只能是在努力着改变自己，也许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一直在努力。
古代的君子奉行“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哲学，所以我们这些凡人总是对他们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有一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冲动。可是后人没有继承这样的优秀文化，相反基本都是“宽于责己，严以待人”，所以对自己纵容，对他人产生不了宽恕。心胸狭隘、坐井观天、挟私报复、勾心斗角等等“恶的情感”接踵而来。我做不到“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可也不会做“宽于责己，严以待人”，虽然不够出众，但起码我保持一份宽恕，所以我看待事情和人物的时候，喜欢设身处地地为他想，如果还不能让自己宽恕，那我就只好批判了。但是大多情况下，我还是有这种情怀的，这就导致了我对刘邦、曹操、秦桧、李鸿章等等遭人误解、遭人痛骂的人物，也产生了“历史的同情”，评价有异于常人，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这是我的主体意识。
可是如今对裹足这种行为，我却怎么也宽恕不了。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宽恕这种行为。这是一种怎样残忍而落后的思想啊！
各位女同胞们，对不起，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可是我反对百无一能、只知欺压弱小的“绝对的男权主义”，这是脆弱而可怜的小男人。我所说的意思是由于男女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差异，女人想要得到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在金钱拜物教的社会中更是不可能。而“女权主义者”往往又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世界是一种颜色，那么人类的命运也是堪忧的。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社会角色，想要做好很不容易，我说过一个称得起好女人的女人，应该具有总经理之才，绝对不是一个女仆。
男权主义者，尤其是想通过压制得到绝对支配权的男同胞，千万不要如此，这样只会让我们更丑陋，除了看出一种动物性的压迫之外，没有一点素质和高贵精神的体现。想要征服女人也不要紧，但如何征服是个问题，不是靠权力、金钱、精神压迫来征服，我也不会天真地说，靠着纯而又纯的道德感来征服，而是靠着指挥若定的雍容气度，靠着指点江山的豪迈不羁，靠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精神境界来征服。男人们，用高贵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去努力征服吧！这才是真正的征服。
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崇拜鲁迅的文章，但是我对他的风骨，他的忧国忧民情怀，他的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和他的《阿Q正传》确实佩服。他与孙中山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理想投身医科，可是后来发现肉体的强大与否不是关键的，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有病才是最为恐怖和可怕的，两个人，一个用笔杆子，一个用枪杆子和政治文明，想以此来治疗“民族精神病”。
这种精神千古不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
我还对鲁迅有一句话很推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中国女人的摧残，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精神限制，一个就是这个裹脚，这是肉体摧残，最要命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这种思潮的趋之若鹜，这非常可怕。这就不需要我们继承了。
就在这第六回当中，在西门庆和潘金莲喝酒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物件，就是“鞋杯”，就是把杯子放在女人的鞋子里喝酒，甚至还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吹捧，成为当时的时尚，就连西门庆这种俗人，也以此为乐，“西门庆又脱下她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展现了多么肮脏的灵魂！当时的人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时尚呢？
中国的民族性就是这样衰落的。我们光骂满清政府也有失宽容，当时谁在台上都是失败的结果，只有程度的不同。国力衰败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让男人留着那条死辫子？
死辫子就是奴性的最大象征！小脚女人是民族衰弱之明证！这两件“特色发明”是中国人永远的耻辱，是中国封建压迫最为明显的标志物。
满清刚入关之后，曾经禁止女人裹脚，但是已经无力改变当时以小脚为美的社会思潮，最后不了了之。当时对汉族男人奉行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据说当时有人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给人剃发，由于挑子一头有热水，所以留下“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说法，比喻人不是心甘情愿地剃头，是政府单方面的意志。后来词意有变化。）的政策，汉族男人在被征服以后，使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认为女人仍然裹脚，是女人没被征服的标志。
这可真是无能的自嘲。
不知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小脚制度始于何时，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承认，一代代的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建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也不排除，无良文人对整个社会文化和思想产生重要危害。
在中国古代，在人们意识深处有四件宝贝：小农意识、科举制度、家族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这个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受到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总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开始未尝不是充满雄心壮志，一旦名落孙山，进入仕途无望，就可能自暴自弃。模仿魏晋风度不成，结果在邯郸学步之后，又开始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伟大”尝试。
一次次的文字狱阉割了中国文人的“政治生殖器”，包括那些金榜题名者，在官场文化这个大酱缸中浸泡之后，也成了人云亦云的应声虫。那些不能“学而优则仕”的落魄文人更惨——除了像蒲松龄那样的另辟蹊径反而成就不朽功勋——恐怕最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制造中国变态文化的行列。以此忘忧，逃避现实。
现在中国社会就没有精神上的辫子和小脚了吗？
议论牵强，大家受累。笔者无奈，敬请海涵。
第七回（上）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从这一回开始就要真正实现转轨了，开始要彻底摆脱《水浒传》的影子了。
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只要一提西门庆，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不折不扣的淫棍形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金瓶梅》过于敏感，读者太少，大家极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而这正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错误思维。
二是因为香港和台湾的商业片彻底地摧毁了这部“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古典巨著，我们中国人有一项独到的本事，为了赚钱善于恶搞中国古典名著，在成熟的国度，保护民族文化惟恐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喜欢用“寸光鼠目”来看待一切。
三是因为大量的“金学家”们，皓首穷经，只是为了附会历史，为了搞明白《金瓶梅》中的学术细节，或者是为了揭秘，反而忽略了它“大义之所在”。当然见仁见智，可能恰恰是我夜郎自大，没有找到《金瓶梅》大义之所在。这个问题靠在文章中争论是没有意义的，理论不能检验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四是因为主流文化对他的抗拒，要知道《金瓶梅》之所以独步古今，正是因为它暴露黑暗，纯粹的黑暗，暴露人的劣根性，纯粹的劣根性，正是因为这种“伟大”被人误解，它才不断地被雪藏，被抨击。
大家以为一个客观实在，靠我们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就能把它忽略了吗？不但不能，反而是越把它妖魔化、神秘化，它越吸引人，而且越容易被人错误地理解和吸收。把色情片开放之后，性犯罪率反而大幅度地下降，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让它见得了阳光，才能让全社会人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它当成镜子来照看，并且引以为戒，把《金瓶梅》中的假、恶、丑整个颠倒过来，那么《金瓶梅》的反面就都是真、善、美了，如果我们这样学习，那么它应该与《论语》并列。
逃避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事态更加恶化。而且《金瓶梅》根本不是洪水猛兽，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包含有每个成年人都做的那点事儿而已。能做，怎么就不能说？有的人遇到点问题就上纲上线，总感觉要亡国灭种似的，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神经敏感。怕人学坏是对的，我早就说过这部书是限制级别的，但是一个人偏偏学坏，为什么就不学好呢？既然“坏”是学出来的，“好”为什么就学不出来呢？对于未成年人，出于保护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指导，但是对于成年人，就没有必要过于敏感了。
我只举两个例子，都是出自《史记》。大禹的父亲鲧（念滚）治水的时候，是用围追堵截的办法，结果越治理，洪水越是泛滥成灾，最后被尧杀头，因为开始是天灾，后来转变成了，而的危害往往大于天灾。大禹也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踩着父辈的脚印，终于发现了事物规律，他采取“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引进大海，这样不但解决了洪水泛滥，而且使水变成了资源，灌溉农田，发展了农业文明。
周厉王制止诽谤和人们参政议政热情的方法是“杀人止谤”，大臣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不听，结果被赶下台。他与鲧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没有把握规律，靠主观主义办事，结果事倍功半。这样案例不胜枚举，大家可以自己联系实际。
对《金瓶梅》同样如此，是采取堵截，还是采取疏导，效果会有天渊之别。“金瓶梅世界”基本是客观的真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光靠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以及背诵《桃花源记》和《论语》是没用的。首先必须承认“金瓶梅世界”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我们才能通过这个标本，找到医治之方。一个外科医生必须先从解剖标本开始，才能过渡到实战解剖。
正是因为这种种的不幸，作为和《红楼梦》并驾齐驱的《金瓶梅》一直像不能投胎的冤魂，游离于离恨天之外，而《红楼梦》则安稳地坐到了“文学神坛”之上，享受着人间香火和顶礼膜拜。我们的种种偏见弱化了这部盖世巨著的意义，也掩盖了他本身的光辉，就像在“日全食”中被掩盖的太阳，它本来应该普照四方，可是那个讨厌的、由“没有调查研究仅凭主观想象和偏见”构成的“月亮”，毫不留情地掩盖着它。运动是绝对的，就连月球都有停止遮盖的那一刻，作为一个现代人，怎么还能有陈腐的观念，没有运动着的思维呢？“思维的月球”一运动，必然会让“作为文学太阳之一的《金瓶梅》”重见天日，并且是大放异彩。“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我痛心不是痛心在《金瓶梅》的命运上，而是痛心于在我周围随处可见的主观主义、思维狭隘和偏见横行上。我操作这种敏感题材，不出意外，肯定毁誉参半，不出名还好，一旦略有微名，甚至会是批判居多。佛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其实《金瓶梅》的评论者不乏其人，但是像我这样评论的，我可以告诉您，可能只有我一个，此种方式有些人会不适应，在《后记》中我会系统、完整地阐述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为什么要如此创作的原因。“天下之大，舍我其谁”，这是孟夫子的抱负，我没有此等气概，却在优柔寡断、痛苦无限这个大熔炉的煎熬中得到了千锤百炼，在战术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实行战略上的独断独行。一旦做出决断，九死不悔，我想这是无数个男子汉共同的行事原则吧！忠于自己的信仰和选择，莫要前怕狼后怕虎，已经做了就到底吧（我这样说是不是心虚的表现，是不是越解释，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我略微介绍一下我的思考，实属必要。读者通过理解一下评论者的心境，才能更加理解《金瓶梅》被人误读、被人诟骂的悲惨命运啊！我们要保持一点起码的、可怜的精神独立、特立独行啊！必要时要逆潮流而动。敬请海涵！后文不再解释，到此为止。）。当然还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响。
就是说因为社会、历史、政治、传统文化和主观心理等等因素，中国人一提起《金瓶梅》，不考虑两万字性描写只是陪衬红花的绿叶，而且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事实，就等同于提到“淫书”二字；一提起潘金莲，不考虑她的出身和悲惨经历，还有社会因素的熏陶，就等同于提到“”二字；一提起西门庆，不考虑他是“中国封建传统恶德的集大成者”，身上有社会支配者的共同因素，而好色只是其恶德中一方面的事实，就等同于提到“淫棍”二字。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忽略了他的另外两个身份——奸商和官僚。如果说要把西门庆比作三脚蟾蜍的话，那么这三只脚就是财、权、色。他好色不假，可有一个条件，就是美色与前两者不能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