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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粟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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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顽军三十三师于4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率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三四九旅在野屋基附近构筑工事固守。

  我第一纵队的四团,出击占领了野屋基前的小庄子,忽然发现桑树林里人马乱纷纷,立即冲进桑树林。在里面抓到了十几个俘虏,其中有一个是八十九军军部副官,经审问得知,八十九军军部就在野屋基,并且,李守维也在其中。四团将敌情向纵队首长迅速作了报告。粟裕得知李守维军部及其本人在野屋基后,立即命令一纵队以两个团向野屋基发起进攻。

  这是一场鏖战!

  八十九军火器比新四军强得多,新四军一团的轻机枪还多一点,四团却很少;而重机枪,一团只有一挺在江南缴获的歪把子,四团则没有。顽军的团、营都有重机枪,团有迫击炮连,师、军有山炮、野炮,他们布置了几层火力,因而攻击发起后,炮声隆隆震天动地,彻夜不绝,使新四军进展十分困难。但我军为了抓住李守维,彻底打垮顽军,继续向野屋基八十九军军部勇猛攻击。

  与此同时,粟裕命第二纵队于当夜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顽军归路,然后与第一纵队两路夹击敌李守维部。

  据守黄桥的三纵,在完成守备任务后,也转而向黄桥以北出击了,向顽三十三师发起了猛攻。

  新四军展开全面反击,喊杀声震荡在黑夜的长空,方圆十几里内战火通红。到了下半夜,敌人终于支持不住了,主力一个个地跨了下来。

  佛晓来临,晨雾弥漫,溃兵满田满野,新四军在搜索追赶。到处是:“缴枪不杀”、“放下武器跟我来”的喊声。当地群众也赶来了,有的拿着钉耙,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扁担,三五成群地截在路口、庄头,帮新四军抓俘虏。俘虏成千上万,就是没有发现李守维。这家伙哪里去了?莫非插上翅膀飞了不成?

  粟裕下令:一定要找出李守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八尺沟河边,一大股顽军逃到这里被滚滚的河水堵住。两边河岸很陡,中间只有一架木板桥。没命逃跑的顽军官兵顷刻把小桥拥塞住了,你推我撞,自相残踏,有的被踩死,有的被挤下河去。河面上漂浮着许多死尸。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用网往上拉,一网上来就是五六个。捞着捞着,忽然发现一个尸体十分肥胖,衣服上戴着将军的领章,忽然从口袋里掉出一个水晶石的私章,上面用篆体刻有李守维三个字。

  “李守维被找到了!”战士们兴奋地呼喊着,奔走相告。

  这就是那个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的反共“英雄”,李守维到头来没把新四军赶下江,自己却被赶下河,喝足了水!

  10月6日早晨,新四军从缴获的第三十三师电报中得悉,韩德勤派海安第一一七师之七○一团,经由分界增援黄桥。

  粟裕迅速判断,顽军第七○一团尚在营溪附近,当其得知第三十三师被消灭后,必定会退回营溪和海安。于是他马上命令第二纵队,趁敌退缩前,立即向营溪追击。

  果然,敌七○一团得悉第三十三师被歼后,转守营溪。我第二纵队追至营溪,将其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

  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恐后地撤退。

  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

  粟裕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不顾伤亡,不计俘虏,占领海安就是胜利!

  粟裕也随部队向海安方向追击。这时的战士已三四天没有睡觉,整一天没有吃饭了,大家非常疲劳,四小时只跑了十里路。粟裕也已经六、七天没有很好地睡过觉了,骑在马上上眼皮不住地与下眼皮打架,快行至海安时,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战士们看到粟裕如此疲倦仍坚持追去,士气大振,逢水过水,见桥夺桥,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闻风而逃,我军顺利占领海安。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带着仅剩千余人的残部逃往兴化,此后一蹶不振,从苏北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大捷而告终,共歼顽军主力十二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十三师第五旅各一个团,合计一万一千余人。顽军主力全军覆没。中将军长李守维、中将旅长翁达及旅长、团长数人毙命,俘师旅团各级军官十余名,下级军官六百名。缴获长短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九挺,迫击炮五十九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历史上空前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连声叫好。

  两个月之前,华北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了百团大战。毛泽东把这两个战役作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标志。

  9月,八路军总部得悉黄桥战斗打起来的消息后,便派部队南下支援。

  队伍撤开几十路纵队,浩浩荡荡,渡过老黄河、盐河。齐头并进,向南奔去。

  路上大河架桥,小河涉水。这里都是水网地带,河流之间是一块块毗连阡陌的稻田。部队都是北方人,不适应这种环境,都很怕水,但由于支援新四军心情急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中途消息传来,黄桥战斗胜利结束,新四军大获全胜,战士们更是振奋鼓舞,进军更加神速了。自出发之日起仅仅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白驹、刘庄一带。

  这时,新四军在黄桥战斗之后,也举兵北进。新四军向北,八路军往南,这两支英雄的部队,两股抗日的洪流,在白驹、刘庄会师。自此,南下的八路军也归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统一指挥。

  在方圆几百里的平原上,北起陇海铁路,南达长江,西到运河,东到黄海边,都在新四军的控制之下。广大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终于成功地开辟了。

  不久,在海安,召开了苏北第一次参政会,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

  和各县的民主政府,在团结、抗日、民主的总方针指导下,通过了实施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议案,并选出朱履先为议长。各地的“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也纷纷成立并展开工作。从此,苏北根据地像初升的太阳欣欣向荣,放射出了胜利的曙光。

  为庆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这历史上灿烂的一页,陈毅挥笔写下《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一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第七章 反扫荡破清乡 天兵降车桥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订立了“军事同盟”。自此,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便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兵南进。于是,积极策划中国内部分裂,想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日运动,以达到其抽兵南进,并巩固其后方之目的。

  这时,反共的阴谋家们认为良机已到,便大肆活动起来,亲日派更从中挑拨,企图借此扩大反共阴谋,投降日本。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19日代号)”电,在电文中大肆诬蔑八路军与新四军,并强迫命令我们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发出“佳(9日代号)”电,除对“皓”电的造谣加以严正驳斥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

  叶挺军长接到北移命令后,亲自到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商量北移路线、经费、物资等问题,数度交涉,未获解决。顾祝同一面远从苏南、浙江调其四十师与三十九师到皖南,连同其在皖南的五十二师、一四四师、新七师、一○八师,共约七八万人,对皖南的新四军造成包围态势;一面又向部下布置:“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使日伪增强长江两岸防御,焚毁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封锁新四军渡江。同时,在新四军部队中进行监视与特务工作的“联络参谋”,也突然在一天夜间不辞而别。各种迹象表明,事态发展严重。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决定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进行了战斗编组。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一线。由于部队疲劳,便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下午,顽军开始袭击。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一千余人突围外,其余九千余人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重庆吹起了什么“军令军纪”的法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要组织法庭审判叶挺军长,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之耳目。

  日方、汉奸,更为“皖南事变”拍手称快。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地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件亲笔题词:一件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件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陈毅、粟裕正在盐城开会。一名机要干部铁青着脸慌慌张张把陈毅叫出会场。粟裕知道这名机要干部平时一向沉稳冷静,闻雷不惊,今天如此慌张,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正要起身去看,陈毅忽然一脚把门踹开,脸色煞白走进会场。粟裕紧张地盯着陈毅,他认识陈毅多年来,还未见过他如此生气。会场上的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马上停止讲话,整个会场一下鸦雀无声,很静,很静。

  “同志们!”陈毅的声音颤抖着,“出了大事了!”

  与会的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不安地盯着陈毅抖动的双唇。

  “蒋介石派人在茂林地区袭击了我们军部,叶挺军长去跟他们谈判时被扣押了,项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部队除千把人突围出来,其余……”

  陈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圈红红的。

  粟裕吃惊地站了起来。脸,痛苦地扭曲着,一拳砸在桌子上,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国民党!卑鄙!”

  会场上在经历了片刻的静寂之后,立刻便炸开了,有的怒骂,有的痛哭,有的请战。

  粟裕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会场,心头像压着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回自己房间的,进了门便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闪现: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且面对强敌,背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十分险恶。为此,陈毅、粟裕于1940年3月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向苏南靠拢。中央复电同意陈、粟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当时我军控制着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粟裕布置了三个团打算接应军部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以种种借口为由,拒绝北移,幻想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

  后来,中共中央多次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

  就这样一次次错过良机,终于招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粟裕一下子站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对顽固派绝不能一味妥协,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打!血债要以血偿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势态,决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5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粟裕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下辖三个旅,由苏北指挥部三个纵队改编而成,第一旅旅长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该师主要在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活动。

  1月17日,粟裕从盐城启程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时,陈毅特地来到粟裕住房,关切地问:“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粟裕爽快地回答:“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们。”

  陈毅走出门,粟裕目送他很远很远。在此以前,他一直是陈毅的副手,现在他要单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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