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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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滋，由于侦察不周，被北洋军包围。他带着队伍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一次便牺牲了九个人，他自己也差点没了性命。

　　1921年，石青阳路过湘西，借兵讨贼。陈渠珍推荐了贺龙。

　　石青阳，四川南里人，曾赴日留学，1906年加人同盟会。“一次革命”时，率部苦战于武胜、合川之间，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参加四川的护国战争。是川军中有名的将领。但是，此人出尔反尔，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任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一四川，招致了川军其他派系的忌恨。他们联合滇、黔客军，发动了“倒熊”战争。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石青阳倒戈，参加“倒熊”行列，进攻熊克武，使护法军腹背受敌。局势急转直下，四川护法战争出现了曲折。因此，这次石青阳来借兵，有人估计，贺龙是不会随其入川的。谁知，贺龙欣然同意了陈渠珍的推荐，使不少人迷惑不解。贺龙后来回答说：“石青阳过去倒熊，挨了孙中山的批评。他这次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的。要不是孙中山的意见，我就不干了。”

　　原来如此！他同意入川，意在追随孙中山。

　　1922年夏，在川东酉阳县的龙潭，石青阳向前来开会的四川将领介绍说：“你们看，我请来湖南的一条龙，才二十来岁。”贺龙赶忙欠身向川中诸将见礼。那时，他是很高兴的。以为从此便可和川中诸将共同讨贼，推行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了。然而，中国的事情颇难预料。这些拥兵自重的权贵，今天与你联手，明天就可能翻脸。战端一开，贺龙随石青阳攻克川东重镇涪陵。他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担任长江上游防务。

　　涪陵，是川东和黔北的水陆交通枢纽。有谚语云：“守住渝涪万，四川占一半”。渝、万乃重庆和万县也，涪，即涪陵，可见此地之重要。正因为如此，贺龙驻防涪陵，引起了原黔军旅长周西成的嫉妒，借端向贺旅驻扎在火神庙的一个连发动了突然袭击，企图缴贺旅的枪。双方发生了巷战。贺龙亲率一个排从南门突围，留在城内的两个排被打散。贺龙十分恼火。当时，讨贼军正同四川军阀杨森、刘湘兵戎对垒，如果动武，势必影响大局。他强压怒火，一面致电石青阳，指出：“此次周西成无端横暴，予人难堪”，“龙仍安缄默，以顾本军名誉。请诸公明察，谅不至为周电所迷惑。尚乞力主公道。”一面率部移往彭水，和周西成脱离接触。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1923年6月，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训令说：“仰该总司令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贺龙和汤子模旅奉命围攻杨森占据的重庆。在浮图关展开了激战。贺龙身先士卒，打得十分激烈。据当时报纸报导说此次战斗“尸伏十里，缴械如山”。杨森本人脱身逃走。此战，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功勋卓著的贺龙，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这时，有人告诉他说：“你随石青阳入川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不错啊，我由民军叛到讨贼军，湘西王容不下我。我叛到四川，服从孙大元帅的指挥。孙大元帅要我身兼两个旅长。”追随孙中山的自豪，对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喜悦，溢于言表。

　　但是，讨贼军中有些将领是口头革命，心怀鬼胎，待到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在吴佩孚支持下大举反攻时，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重庆失守后，贺龙率部退往川北，在安岳、乐至到淮口一线，与杨森对垒，但因得不到援助，只得退往成都，准备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背城一战。哪知，新上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公开通电倒向吴佩孚，当了四川省长。讨贼军不战自溃。气得熊克武电呈孙中山自动解职。讨贼军被迫退出四川，孙中山发动的讨贼之战就此失败。

　　贺龙只得率部退往贵州。这时，在涪陵袭击贺龙的周西成投靠了黔军袁祖铭，对贺龙层层阻截，不准其入黔。周西成纠集王家烈等四个旅的兵力，在贵州赤水的皇汤，进行严密封锁，并宣称要“活捉贺龙，活捉湖南佬！”贺龙在汤子模帮助下，实行重点突击，突破了赤水封锁线，进入铜仁，使周西成的企图落空。

　　三年援川，大小战斗数百次，功败垂成，这使贺龙百感交集。他在回湘通电中说：

　　“这三年中，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已。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搞，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

　　真有点追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昧。然而，当1924年9月，孙中山乘直奉战争之机，兴师北伐，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假道湘西，向北进军时，贺龙又挺身而起，率部担任建国联军前部先锋，率先通电入湘北伐。贺龙对于孙中山，可谓“忠”矣！

　　还有一件事，亦可为此明鉴。

　　1922年8月，粤军头目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避难上海。年仅28岁的贺龙，既感震惊，又为之担心。他感到，孙中山目前处境困难，须要革命者的支持，一切真心追随孙中山的军人，皆应表明心迹，不能自怀鬼胎，坐视待变。他亲笔修书一封，向孙中山表示，尽管自己取微力薄，又远在边徼，但为了革命事业，定将竭尽全力支持先生。他派周参谋持信赴沪面呈。

　　孙中山对此甚为欣慰。12月，给贺龙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惫悉一是。边微火成，艰

　　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诚之寄，当勉望

　　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战，过来以各将领互开诚相，共企新图，遂有

　　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弹

　　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

　　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阁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

　　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道。切望袜

　　厉待时，共勘大难。此复。即询，戍绥。

　　自此，贺龙与广州军政府常有书信往来。广州政府曾派议员杨宝安、袁荷生来贺龙所部视察。

　　四川讨贼失败之后，许多事情引起了贺龙的反思。他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深得人心，自己拥护孙中山，千里征战，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归于失败呢？他想，讨贼军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各谋私利。而我，又不得不受制于他们，政治上是被他们牵着走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与广州政府取得联系呢？如果能取得联系，就可以摆脱这些人的牵制，直接听命于孙中山。

　　一个细雨漾漾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关于这件事，在五十年代，刘达伍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出贺龙那时的内心世界和追随孙中山的心情。笔者在这里引述一段。

　　刘达伍回忆说：

　　这天晚上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什么公事要谈。说了几句闲话之后，他果然就提出问题来了。

　　“达伍兄，”贺龙将军今天对我的称呼很客气。“我们相交几年了，你对我贺龙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干了二十来年了，要是我愿意跟着袁祖铭或者杨来问，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不愿跟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你，这就是对你的看法。”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得对。满清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于是，贺龙将军和我谈到方向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和广州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谈到后来，贺龙将军提出，要我当他的代表到广州去。

　　第二天，我便带着贺龙将军致孙中山大元帅的专函出发了。我到广州的时间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左右。第三天，我便在大元帅府会见了参谋长李烈钧。李烈钧在四川时听说过贺龙将军的名字，他表示非常钦佩贺龙将军的革命热情，带来的信，他负责亲自交给孙大元帅。几天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好在广州等下去。这样，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才返回部队。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下令驻澧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在政局变动之前，他应该做些什么呢？贺龙感到，不管局势怎样变化，只要自己掌握一支精良的素质好的部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盘，就可以应付一切。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秘书长和参谋长，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贺龙在津、澧开始了部队整训。

　　他的基本队伍是三个团，由黔入湘途中，先后来归和收编了十个团。这些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也不好。贺龙决定在司令部增设一个新兵训练处，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育英当处长。他规定，部队必须逐日训练，团、营、连长不得无故缺席，要作土兵表率。不久，他又决定成立一个随营学校（后改名为军官教导团），由各营、连挑选文理清顺的官佐三百名入学，仿效外地军官学校的做法，每期三个月，专门训练营、连以上军官。

　　贺龙在军官教导团开学典礼上，讲话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须以军政为前题，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

　　“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以少胜多，如周武王以三千人为一心，能胜亿万敌众。”

　　“近来，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他们实行兵役制，按籍征名，更番补退，培养军队，训练士兵。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枪林弹雨里生活，所以训练抓得不够，以至作战虽然勇敢，而造就不大。”

　　“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

　　这篇登在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上的讲话，是迄今能找到的，贺龙关于军事训练的最早的一篇讲话。他是想学习列强，振兴军队，要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一支军政有素的军队，可谓雄心不小。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素很多，军纪是否严格亦是重要的一环。贺龙深知这一点，历来对部队约束甚严。这次，在训练部队的同时，他又在严肃军纪上做起文章来了。

　　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津艘军警稽查处”，负责监督和维护军纪，并发布了一份军警《巡示守则》。规定，凡涉及下列情事者，应给予处分：“1．着军服士兵乘人力车者，立即禁止；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究之；4一服装不整者查究之；5。聚赌者罚；6．估惜民间物品者责罚；7．增拉民夫者责罚；8。（原件原文残脱）。”此外，他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属以及赌钱、娼寮，公共场所滋事生端者，人枪一并解部惩办。”从这些规定来看，贺龙对军纪的要求真够严厉的。

　　在官场上，许多规定是冠冕堂皇的，实际往往部是另一码事。贺龙的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呢？从颁布规定后的执行情形看来，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动真格的。贺龙有一个部下，名叫田鸿钧，大庸人，第六梯团团长。此人早年曾随贺龙泥沙夺枪，参与湘西暴动，后来投靠了港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回湘入津港，兵讨唐莱阳，他倒戈投贺，同贺龙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部队甚为腐败，他们强占民家，敲诈百姓，勒索商贾，且屡教不改，影响很坏。贺龙铁面无私，下令旅长谷青云将其部缴械解散。田鸿钧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下属营长罗郊之逃跑。贺龙为此贴出布告曰：“军人服从，首在其纲，第六梯团，不守规章，特令解散，罪有应当，诸色人等，毋得惊慌。”

　　用铁腕整顿纪律，效果卓著，津湾民众翘指称道。

　　在此基础上，贺龙大刀阔斧地整编部队。以精悍部队为目的，把全师编成两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团，两个直属营，一个手枪队，一个训练新兵的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