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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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小船而来。化了装的卫土紧跟左右。七、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轮船。贺龙一挥手仗，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控制了驾驶台、机器舱、船长室、货舱等重要场所。贺龙下令：“检查！”另一部分官兵立即散开，开始检查。
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日本轮船的人。他那帝国主义的老大心灵受到了损害，拔出手枪，开了火。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击毙了船主。
贺龙下令说：“船上所有人员、物资全部扣留！让轮船靠岸。”
结果，缴获子弹82万2千发，炮弹3百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遗憾的是，周西成胆小怕事，怕得罪外国人，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又因为计划不周密，使装满3千支步枪的“云阳轮”逃回了万县，连副官也让人家带走了。
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信上说：“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须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没收两船，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他们强烈要求日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犯罪主体，依法没收；在逃之“云阳九”必须交出，并应向本军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云南、四川的军阀们左一个电报，右一封函件发到能克武手里，要求熊克武放船放人。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资市根、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前来涪陵，面见贺龙。
盛气凌人的日本领事质问贺龙，说：“你们这一无理行动，使宜阳九船主、领江和买办失踪，听说，已经被杀，应有谁来负责？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他们两个人。先生，你太不懂法律了，即使他们有罪，也应由日方处理，你不懂吗？先生。”
贺龙用眼膘了他一下，反驳说：“日方船主、领江有否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因为是他们拒绝检查，并开枪打人。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官兵也有伤亡，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的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的轮船嘛，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领事说：“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予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极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不予理会，板着脸说：“我只管戒严权。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谁，砍头！”
日本人碰了钉子，把北京政府、各方军阀清出来向贺龙求情。可是，贺龙铁面无私，一概置之不理。他告诉那些“大脑壳”，无论你们谁来，只有日方赔礼道歉，赔偿我军损失一百万元，才能释放被扣押的两个日本人。
这一下，使所有的“大脑壳”束手无策了。
一年以后，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率部回到湖南。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以后，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
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可是，也深深刺痛了贺龙的心。他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两个日本浪人一道捉起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械处长，叫张介一（即张运孤——笔者注）。你看呀，那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械处长连信都没有一封。”
“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灰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缠。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1923年冬，刘湘、杨森再占重庆。成都讨贼军内部分化。熊克武去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兵贵州省铜仁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发表了《北伐宣言》，申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他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并委任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然克武受命后，与湖南省长赵恒惕商定，“借道湘省北伐”。他委任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部为前锋，离黔入湘。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行前，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建国川军第一、第二两军，与建国滇军及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部分湘军彼此呼应，待机北伐。
据此，熊克武决定，贺龙率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西南地区的军队驻在湖南境内，使湖南当局忧心忡仲。湖南督军赵恒惕有碍于广州政府北伐大业，表面敷衍，实则大加防范。湖南各处地方势力则极力抵制，甚至刀兵相见。贺龙率部进入津、港时，追州镇守使唐荣阳即以其全部兵力远出拦阻，但被贺龙所败。12月2日，贺龙占领治州。此时，他的部队已有了很大发展，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大到了十个团，人多势众。1925年2月，贺龙被委任为建国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然而，到了3月份，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形势很快出现了变化，赵恒惕不再敷衍广州政府。他操纵省议会，通过了武力驱除建国川军出湘案，并发出最后通谍，限令建国川军在两个星期内离开湖南。
熊克武在常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建国川军的行动。会上意见不一。熊克武力生按广州政府胡汉民来电精神，将建国川军开赴广东。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3月下旬，熊克武来潜州，动员贺龙率部与其同往广东。
对于这位老同盟会员，贺龙历来十分尊敬，但这次却对熊克武去广州的决定持反对态度。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广州军政府内部矛盾突出，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与国民党元老派结盟，力图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西南军阀后继尧，以副元帅身份，派人在广州活动，企图争夺大元帅的位置；驻广东的阈、滇、黔军队将领，也想乘矾扩大各自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川军再去广东，不仅会增加革命阵营内部矛盾，且有可能被别人所吞并，部队存亡很难预料，这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无益。何况，自己的部队入川三载，连年征战，损失不小，直到移驻津澧，经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部队面目才为之一新。他的部下大都是湘西人，听说可能开赴广东，有人已泣涕请命留守本土，如果冒然行事，部队可能分裂。对于熊克武说的，他去广州是要“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更不敢苟同。对此，贺龙这样说：
“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政府，是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哪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能克武往来就少了。”
贺龙还告诉熊克武，自民国五年讨伐袁世凯以来，我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这次不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
熊克武说服不了贺龙，率扬子模等部离湘而去。谁知，他一到广东，便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囚禁于虎门。入粤的西南建国军或被缴械，或被收编、遣散，从此烟消云散。陆军上将汤子模亦被其部下罗瑾光打死。看来，贺龙确有几分先见之明。消息传来，贺龙叹息说：“熊镜公不明政局也。”
不过，对于这位熊镜公，贺龙还是深记于心的。1950年，成都解放以后，贺龙专程登门拜访这位老上司。熊克武自广州被囚之后，一直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考虑到熊在西南的影响，派人拉他去台湾，遭熊严辞拒绝。这次。贺龙来访，熊克武惊喜交加，甚感意外。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甚为钦佩，热情邀请熊克武出来为人民服务。熊克武说：“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一再动员，希望他在建设新中国、新四川上出力，做一个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所动，接受了邀请。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极力推举熊克武。他说，熊锦公“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户”，“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尽自己一分力量”，建议委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来去广东，却也面临危险局面。赵恒惕调动湘军三个师开抵益阳，进逼常德，威胁律遭。强敌当前，是战，是和？是留？是撒？怎样抉择，关系到贺龙这个师的存亡。思之再三，贺龙认为：从当前情况看，战为下策。双方兵力悬殊，我处于劣势，战必败。求和备战，是为上策。他一面布置兵力，严密戒备，一面发表留湘通电，阐述留湘缘由。他说：
“去岁追随熊镜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管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半载屯兵，毫无进展。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愈炽。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滂径，忧心如焚，不得已，勉循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贺龙是在告诉赵恒惕及全省各界人士，我本湘军，奉命援川，北伐未战，归还桑梓，此乃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也。为了使赵恒惕放心，贺龙又发了第二次通电，宣称：
“自今日始，无论何人，倘有勾结奸人，以反抗我政府，扰害我人民者，即是香湘三千万人之公敌。”
公开表明了支持省府当局态度。
贺龙又派出参谋马忠岳赴长沙，疏通省议会，并请省府书记长官、桑植籍好友陈伯陶及湘西在长沙请名流鼎力相助。省会有不少政界要人与贺龙相识，主张接纳贺龙，并有人出面推荐贺龙任港州镇守使。这样，便给赵恒惕出了道难题：湘人还湘，无可指责；政要面子，难以驳回，况且，他的嫡系部队贺耀祖、刘（钅刑）、叶开差三个师，正在流水流域与老对头蔡矩献作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吃掉贺龙。赵恒惕权衡利弊，觉得从目前情况看，用灌水把贺龙围起来，不让其四处扩张，也算得上是一着棋，这样，既可以稳住贺龙，又能在湖南各界政要之中显示自己的辖达大度，以收买人心。于是，他顺水推舟，于4月15日，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时年二十九岁的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但是，老好巨滑的赵恒惕，对贺龙心存戒心。他指派一位叫熊贡卿的省议员作为省府代表，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个熊贡卿，到了1933年，乘红军处境窘迫之际，到湘鄂边说降，被贺龙处决。谁知，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竟成了贺龙的一大“罪状”，酿成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此乃后话。
年轻的贺龙，穿过一条条夹缝，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历程之艰辛已见一斑。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历史阶段，贺龙饱尝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中的酸甜苦辣，但也显示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妙的策略手段。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奇特经历，将年青的贺龙锤炼成了政治上成熟的将领，可以在更大的暴风雨中搏击翱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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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帅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柏林弹雨，最后有了疑
问：“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是军阀队伍，
早晚靠不住。”
我们的元帅在1920年对人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满清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就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威力得了吗？”
他佩服孙中山，能用他的主义把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唤醒，起来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作斗争。他自己就是被孙中山的主张鼓吹起来，参加中华革命党的。
1914年，孙中山发出了“讨袁告示”，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建立了支部，组织武装讨袁。贺龙起而响应，先是与陈图南、谷绩廷一起领导了湘西暴动，后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打出了讨袁护国的旗帜；1917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护法战争，贺龙起而参加。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同样打着护法军旗号的上司所吞并，还把他投入了牢狱。虽然，他对此无法理解，忿忿不平，极为不满，他却对父亲贺士道说，这几年，才明白了为救中国拖队伍的道理，不能半途而废，不管张溶川是什么角色，也不能因为他而放弃孙中山的主张。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既不去找张溶川算旧帐，也不自立为王，走其他的路，仍然按孙中山的电令，带着刚组织起来的十八个青年，涉澧水自动援鄂护法，在荆江两岸投入生死搏斗。在松滋，由于侦察不周，被北洋军包围。他带着队伍杀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