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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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贺龙，专案组开始不闻不问，后来让他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写证明材料，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才加紧了对贺龙的“审查”。因为，Ic月份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他们必须就贺龙问题有个交待，阻止其重新出山。专案组计划了一个同贺龙“面对面的斗争”方案。但是，被康生、江青、陈伯达还有叶群参加的所谓“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了。他们害怕贺龙“脾气大，怕斗不过”，不跟贺龙面对面，改成“背靠背的斗争”，即由专案组提出问题，让贺龙书面回答。
审查者害怕被审查者，你说，真理究竟在谁一边？
9月18日，他们终于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读过本书上面各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所谓“问题”，完全是于虚乌有，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贺龙把这份东西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他说：“真是活见鬼！那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停了一会，似乎心情稍有所平静。他对薛明说：“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8、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想用毛主席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呀！”
他愤怒，他痛苦，一连几天吸烟很多，不停地在室内踱着步。一个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被党所冤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有时，他突然从踱步中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两个大字：“冤枉！”
但是，不回答问题是不行的，他们代表的是党组织。几天以后，贺龙坐了下来，针对林彪他们的造谣和诬蔑，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就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不掩饰、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叙述，让薛明记录下来，作为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的反击。此时，他还想，我写的这些材料或许毛泽东能够看到。
可惜，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想。
他写的材料是通不过康生把持下的专案组的。他们看了贺龙写的历史回顾，十分害怕。这一点，从现存的贺龙专案组档案中看得非常清楚。这里，只要例举一下康生在专案组上进的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专案组的日子大概也不太好过．看起来，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看来，贺龙实事求是的不屈服态度，使他门很难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不必传阅，以免干扰”。他们很怕毛泽东看到事情的真相。
然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诬告。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他对贺龙不保了。
从1968年6月3日起，林彪他们的手伸进了西山，周恩来也管不了了，于是，各种迫害接履而至。贺龙夫妇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的人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不能被人发现，将整个居室蒙上了黑色窗帘，不许他们再拉开来，使他们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
床上的被褥、枕头不知为什么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只能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是盛不满的米饭，一格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者是老得似甘蔗皮的豆角。贺龙经常处于饥饿之中。薛明只得到允许他们活动的山边去挖些野菜，用饭盒煮煮给贺龙充饥。
有一次，薛明看到山边长着一种形似豆角的野菜，高高兴兴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了回来。贺龙过来看了看，对薛明说：“这个不能吃，你白费劲了。”
贺龙很懂得野菜。在长征途中，为了解决战士们的食粮，他曾带头尝过很多野菜。
薛明拿着这把野菜自嘲地说：“唉，真是空欢喜一场。”
水，也有了限制。“专案组”的人借口水源困难，弄水不方便，在大热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全靠老天下雨。只要一下雨，贺龙夫妇就忙着把大盆、小盆、茶杯、饭盒都拿出来去接雨水。整整四十五天只靠每天一小壶水生活。
最残酷的是在医疗上大做手脚。
贺龙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老人，离不开药物治疗。来西山以后，他们的医疗是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一名姓沈的医生负责的。这位青年医生很关心贺龙，经常来看望他们，还不时帮助他们下山去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贺龙夫妇很感激他。可是，到了1969年三月，姓沈的医生突然不见了，换来了另一名医生。后来，他们才弄明白，此人并非医生，而是一个根本不懂得糖尿病、高血压等内科疾病的神经科的男护士。据他自己说，是经过六次“政审”才挑选来的。此人一来，贺龙夫妇大遭其殃。
大概是有什么人的授意，此人一来就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走了贺龙从家中带来的全部自备药品；在用药上，又借口药少，减少了一些常用的重要药品，这样，贺龙每天必需的降糖药便没有了保证。专案组还指示此人说：“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象对待好人那样。”
一天，此人送来一些药，其胶囊皆已破裂，药末泄漏；胶囊上甚至还有黑色手印。薛明警惕性很高，非常生气地说：“这药我们不能吃。弄成这个样子，谁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贺龙说：“把它退回去！要小心啊，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此人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不知什么药片。薛明发现了，提出了抗议和责问。
此人无奈，解释说：“这是选错了。”
贺龙生气地责问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是个医生呢！”
此人白白眼说：“哼，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
贺龙骂道：“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干什么的？”
他怒气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此人无可奈何地走了。
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一个蠢人，和他吵吵心里也痛快些。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面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
贺龙说对了。这个人真的身负监视他们的责职。
一天夜里，突然来人要贺龙夫妇从住在半山腰的平房里搬到山脚下的平房里去。这位“医生”就住在这里。贺龙夫妇搬下来以后，不论是在走廊里散步还是去上厕所，都要经过此人的房间。他们的一切都在此人的视线之内。
薛明懂得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搬下来的缘由，她指指房子周围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呢！我来找找。”
贺龙阻止她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不能总让他们愚弄呀！其实，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无情折磨，使贺龙愈来愈清楚了林彪他们的险恶用心了。他对薛明说：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啊！我不死，我要活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他用手杖敲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中的林彪，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授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好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他转过身对着坐在那里补衣服的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上那一套，都是她搞的。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那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揭发过她，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听了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连了你。”
贺龙摇着头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会妨碍他们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九大”开完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贺龙戴着花镜，详细地看完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关于“九大”的报导、“九大”会上的报告，他沉默了好几天，只是抽烟，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一句。薛明望着他那怔怔的样子，心里着急。
一天，贺龙用手杖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搭着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指着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多么憨厚的老帅呀！他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相信了林彪他们的诬告，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对他表过态了。元帅仍然相信他的“毛大帅”，这是在长期历史风浪中形成的，无可指责，况且，毛泽东后来还是真的纠正了他对贺龙问题的失误，只是，已经太晚了。
贺龙虽然相信毛泽东会说句公道话，但是，他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
一天，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啊！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的。”
薛明说：“你不用耽心，我不会跟你分开。没有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贺龙从开着的屋门朝院子里望了望，一片乌云正笼罩在山头上，大概要下雨了。他说：“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你放心，我是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
过了两天，薛明因为眼睛近视，被允许去医院配眼镜。等她从医院回来，十分惊奇地发现，屋里的地已经打扫过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窗口的竹科上，还晚看一件洗好了的衬衣。这是贺龙在告诉她，万一出现意外，把他们分开，他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薛明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贺龙又让薛明为他弄一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日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备用。薛明心想，我上哪里去给你弄这些东西呢？但她还是难过地点了点头。
贺龙元帅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在台阶下二十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一尺左右。十一时，贺龙又从坐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七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那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有一次，贺龙起来解小便，又摔倒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滚，洪湖岸边，是啊么是家乡……”声音不大、唱得也不太难确，但它却震憾了贺龙的心。洪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有着特殊意义。在那里，他和国民党军队作过殊死的斗争；在那里，他和善良而穷困的人民同生死共甘苦；在那里，他和两次“左”倾路线作过艰难的斗争；在那里，埋葬着他的多少战友；在那里，他有欢乐，有痛苦，是他终生忘怀不了的地方。这只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被“革”掉了，禁止唱了，说是在为贺龙树碑立传。当初，他听到这种说法，曾轻蔑地嗤之以鼻。现在，在这种时候，能听到这只歌，真使他心似潮涌，百感交集。
他喊道：“薛明，是谁在唱歌呀？”
薛明掀开窗帘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