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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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交权，这一切就象一片浓黑的阴云压在贺龙的心上。他感到了一只不祥之鸟已经向他扑来，但又无法预测，无法设防，心里很为烦躁。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工作。毛泽东不久前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按计划而行。这样也许可以忘掉这次会议带来的种种不快。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再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通过了标志着这场动乱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他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出一点味道，火药味了。”“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藏更狡猾。“这是一个充满卑劣谣言的讲话。遗憾的是，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会议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官。紧接着，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使大多数与会者感到骇然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公开批判了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毛泽东还写信给清华大学“红卫兵”；对其“造及行动”大加赞赏，于是，一场浩劫遍及中华大地。处处抓“牛鬼蛇神”，各地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濒于5民灭，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尽管贺龙的党性很强，对毛泽东、党中央忠贞不二，坚信不疑，但他还是不理解这场由他最崇拜的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良知使他不能把美好当作邪恶，把光明说成黑暗；不能接受一贯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历史的颠倒。
当他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有一天，李井泉、王任重来东交民巷看望贺龙。他把这个意见说出来，征询他们的看法。这两个人表示完全赞成。大字报是从批判刘少奇夫人、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王光美为发端的。他们建议贺龙向正在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一下。贺龙欣然同意，让夫人薛明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
“请总理考虑，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我们要照顾到团结。”
显然，贺龙的意思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在处理王光美问题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了来意。
周恩来问道：“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他们是这样说的吗？”
“是”。薛明回答。
周恩来默默点了点头。
薛明回来向贺龙叙述了见到周恩来的情况。贺龙沉思良久。说：“好，能见到就好。”
他似乎预感到，他的这种意见也许不会起任何作用，有点悲观。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什么人上了天安门，可是一个政治晴雨表。人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有否出席，站在什么位置来判断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毛泽东点了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次接见，仍然安排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对此，贺龙感到满意。他认为，人难免会犯错误，但不应当一棍子打死。会后，他听到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
贺龙把脸一板，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可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喽！”
贺龙仍然在维护着刘少奇这位革命家的国家主席地位，其实，他的这颗善良之心，在这场浩劫中毫无作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和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于是，在党内斗争中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墙倒众人推。会议越开，上纲越高，离实事求是越远。
贺龙忧心忡忡，一言未发。
在一次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
毛泽东问贺龙道：“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毛泽东这是明知故问。
贺龙回答说：“还没有发言。”
贺龙是如实报告。
毛泽东又问道：一怎么不讲一讲？”
毛泽东似在有所紧逼。
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贺龙实事求是，言为心声。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好心的人见此情景，甚为这位老总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谁知，我们的元帅却不以为然，他回答说：
“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
话是不错的，可是，老帅啊，当时的政治形势，讲真话是很难的呀！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很多人不知其因。
有人问贺龙，说：“贺总，你说生活会怎么不开了？”
贺龙说：“我的同志，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呀！”
他似乎答非所问，但其内心世界跃然活中。
他上不了纲，人家却要上他的纲。他哪里知道，正在他全力维护刘少奇、邓小平，考虑党的团结的时候，一只毒手已经悄悄地向他伸了过来。
………………………………………………
25、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交给贺龙。林彪在“小
型打招呼会”上说：对贺龙“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贺龙发脾气说：“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我们这些老帅是善良的。他们虽然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仍然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我们的党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极为担心的变化。有一位作家曾这样叙述说：德高望重者沉默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者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火。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对党忠心耿耿的这些老帅们，总想跟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战略部署”。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为此就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然而，那些有权的阴谋者并不满足于他的检讨，而是要逼他走上绝路。一系列针对他的阴谋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中展开了。
早在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后来，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此来陷害贺龙与彭真。
这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他们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了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这个团联系借房。事有凑巧，卫戍区借房的时间和“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北京大学团委有一个干部，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了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是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血口喷人。
1980年IO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制造的谣言”。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也指出：所谓贺龙“阴谋篡夺军权”搞“二月兵变”等问题，“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会公然制造谣言，蒙骗人民，其堕落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问尚且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何模样，可想而知了。
不久，林彪也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唯唯称是，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这两个人来诬告贺龙呢？也是事出有因。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意盲目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的种种派别活动，受到了不少干部的抵制，斗争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吴法宪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这些问题，7月初，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他们指示中央军委去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此时，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此话使善于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大为不快。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不避忌讳，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点”。贺龙的这种批评，能使林彪高兴吗？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一看，情况不妙。为了稳住自己由阵脚，他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但是，贺龙不知深浅，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林彪一时又陷入了被动，十分恼怒。
现在，林彪看到时机已到，可以同贺龙算帐了，所以，他向这两位卖身求荣者耳提面命。
更为恶毒的是，林彪通过叶群，策动了一个叫宋治国的来诬告贺龙。
宋治国何许人？他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此人常在林彪、叶群身边走动。9月5日和6日，有人看见，叶群在人民大会堂把宋治国拉到了西大厅，窃窃私语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宋治国便出来找毛笔和白纸。
有人问他说：“宋处长，你要练毛笔字吗？”
宋治国看见问话的人同他关系不错，便悄悄地说：“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
朱治国找到了纸和笔，自己端了一张小桌，放在西大厅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伏案作起文章来了。人们看见他一连忙了两天，因为是“叶主任”交的“任务”，谁也不便多问。
宋治国写了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是很会做戏的。她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弄玄虚。
她问来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来治国当然知道叶群的意思，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但是，叶群仍然是心虚的。这是玩弄阴谋者的特有心理，于是，她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就此事写个证明。1966年9月27日，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