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的元帅长期领兵打仗，最重视的，其实并非那些军、师机关，而是能动刀动枪的战斗部队。到了体委之后，他还是这个脾气。不过，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形同白纸，他这才先抓领率机关，使他在这张白纸上画起画来，有一些出谋划策的左膀右臂。现在，机关有了，他便把全付精力转移到广揽体育人材上来了。

　　新中国开创之初，在体育事业上最困难的，就是缺乏人才。各种体育项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屈指可数。不少优秀运动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流落海外。广罗人材，乃当务之急，可是，那时有些领导者，他们最怕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江山，被“几类分子”篡夺，所以，在选用人材上最重出身成份，尤其忌讳有海外关系的人；有些人虽无此想法，却怕担风险，被人指责。这就加大了延揽人材的难度。

　　我们的元帅却不管这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遇有阻力，常常力排众议，亲自拍板。他的这种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和惊人的胆识，令许多人为之叹服。真的要感谢毛泽东，让这位元帅来统率体育战线，这也是知人善住吧！

　　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国家体委建立了游泳队，有些人就是不同意游泳运动员徐广斌入队。他们说，涂广斌游泳技术虽然不错，本人表现也好，但他曾随其舅父去过台湾，社会关系复杂，不宜吸收为国家队队员。好家伙，在五十年代，一提起“台湾”两字，那就成了“政治问题”，谁也不敢说什么了。这种“理由”一摆出来，就象一块铁板，很难敲开它的。没有办法，有人把这事捅到了贺龙那里。

　　贺龙把烟斗在空中挥了挥说：“这算个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呀！”

　　贺龙一拍板，那些人只得照办。涂广斌成了国家队队员，不久，当了教练，培养出了象穆祥雄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曹其纬，从上海人选国家女子排球队的运动员。她的祖父，就是当过袁世凯北洋政府外交部长、交通部长，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的曹汝霖。在当时，象她这样出身的人能进入国家队，已得益于贺龙的不拘一格，再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了。谁知，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贺龙。

　　“啊，曹其纬！”贺龙高兴地把她拉到了陈毅元帅的面前，介绍说：“陈总，你看过电影《女篮五号》吗？她就是那里面的小五号，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队员。”

　　陈毅哈哈大笑，说：“你可比你爷爷的名气大喽！”

　　说得曹其纬把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

　　几天以后，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交给她一封信，是贺龙亲笔写给她的。信中勉励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做贡献，不要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并嘱咐说：“你写份自传给我。”

　　曹其纬拿着这封信，泪水夺眶而出，不知是感动还是兴奋。荣高棠对她说：“小曹，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啊！”

　　吴传玉，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在比赛中多次获奖的优秀游泳运动员。贺龙邀请他到自己家中来作客。

　　他对吴传玉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贡献，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吴传玉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金牌；1954年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在当时，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贺龙认为，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应该有资格代表体育界参预管理新中国的国家大事。他力荐吴传玉为人大代表。吴传玉是第一位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新中国运动员。可惜的是，1954年10月，吴传玉在出国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贺龙深为悲痛，亲自出席了追悼会。

　　最令体育界津津乐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的事。

　　傅其芳，香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但他在香港却郁郁不得其志，很想回大陆，为振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出力。但是，他背着一屁股债务，难以解脱；对于回大陆后的前途，也无法预测，因此，十分苦闷。

　　事情传到了贺龙的耳朵里。他把蔡树藩、荣高棠找来，对他们说：“要把傅其芳搞回来，这是个人才啊！他欠的债，我们来还！”

　　他决定，由国家体委为博其芳还清债务，邀请他到国家乒乓球队任职。

　　傅其芳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一个落魄香港的运动员，怀着感激之情来到了国家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获男子第三名，脐身世界前列，他是主力队员之一。1958年以后，他担任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路子，培养出了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世界级名将。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人认为其历史复杂，不应考虑。1965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他带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一举夺得了世界冠军，中国队的名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刻在思韦斯林杯上。傅其芳立下了功勋，但入党问题却仍然得不到解决。

　　贺龙恼怒了。早在1963年，他就建议乒乓球队党支部考虑傅其芳的入党问题，为什么这样长的时间不让这样的好同志入党呢？他站出来干预了。

　　荣高棠回忆说：“在一次会上，贺龙同志很严肃地批评我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不够关心。他说：‘看人不能看死，要看他的发展，看他的进步。说博其芳历史复杂，还能比我复杂？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要看现实的政治表现。十几年的培养教育，多次立功受奖，又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贺龙同志还讲了周恩来同他介绍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同志入党的事。说：‘你们不介绍，我同荣高棠介绍！’”

　　在贺龙亲自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也为他而高兴。不幸的是，十年动乱，贺龙遭诬陷后，傅其芳也被扣上一个“特嫌”的帽子，同贺龙一样，被迫害致死了。这是多么的不公啊！

　　贺龙的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优秀运动员，吸引了海外赤子纷纷归来。许多世界级运动员都是在贺龙主持体委时期回国效力的，例如，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我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等等。我们说，正因为我们的元帅有如此宏大的气魄、非同寻常的胆识，才使新中国的体育队伍蒸蒸日上，人才辈出。这么说，大概是不算过分的。

　　现在的北京体育学院，闻名遐迩；各省市和解放军也都有自己的体育院校，业余体校更是星罗棋布。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育教育体系。你知道吗？新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是谁？

　　是我们的元帅贺龙。

　　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不久，便开始筹划建立一座培养体育人才的最高学府。他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习仲勋要一名院长，来主持筹建体育学院。

　　习仲勋两手一摊，说：“老总，我这里可没有搞体育教育的合适人选，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去找吧。只要在我管辖范围内，给你大开绿灯。”

　　自己找？找谁？他反反复复在自己的记忆库中搜索，终于，目标定在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年方四十岁的钟师统身上。钟师统在战争年代就搞教育，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特别在打开局面的头几脚上。贺龙了解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来到了重庆，得知钟师统正在昆明疗养。他可不管这些，马上打了个电报，让他速回重庆。

　　钟师统不知其详，但军令如山，星夜赶回了重庆。

　　一见面，贺龙便问：“钟师统，身体养好了吗？能工作啦？”

　　钟师统说：“好多了，正准备回来上班。”

　　贺龙点点头，说：“现在，中央让我搞体育。要搞，先要抓培养干部。中央体委党组已决定在北京办一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你去当吧！”

　　搞体育？钟师统从来没有想过，也不太愿意，便说：“贸总，我不熟体育，搞工业倒可以。”

　　“搞工业？”贺龙笑了，用手中的烟斗指着他说：“你这身体，瘦骨磷峋，受不了的。我看，你搞体育教育合适。”

　　“我不懂体育，怕搞不了呀！”

　　贺龙瞥了他一眼，说：“钟师统，你是看不上这个院长吧？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院长。当院长可是了不起的。鼎鼎大名的刘伯承不就是从我们这儿到南京当了军事学院的院长吗？”

　　“贺总，我不是看不起院长，主要是我不懂体育。”钟师统反复强调他的理由。

　　“我还不跟你一样？不懂体育，不是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

　　钟师统无话可说了，只得表态：“老总，我看由你亲自任这个院长，我去做具体工作。”

　　“你这个钟师统真罗嗦。那是战争年代，我兼校长。现在情况不同了，用不着那样。你就放心大胆去干。要什么帮手，提出来，我给你调嘛！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一锤定音，钟师统来到北京。

　　1953年11月1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门口挂起了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中央体育学院”。体育场的看台底下当师生的宿舍，搭几个棚子便是教室。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笑，在体育场里办大学？目前在体育学院里读书的学子们，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这的确是事实。很久以后，贺龙才在北京市政府协助下，在圆明园遗址北面为体育学院选定了新址。

　　这位老总管起事来特别具体，也许是考虑到创业的艰辛吧？他从体育学院的基本建设、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一过问。一张体育学院基本建设的设计蓝图，他先后审查过好几次。他说：“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要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诸方面都搞出一套东西来，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而服务。”“中央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在学术上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力争成为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他认为，体育学院应有两种教育形式。他说：“体育院校，一种是长期的，培养师资；一种办短期轮训班，包括训练干部、教练员、运动员。”而中央体育学院，他认为重点是培养高级体育人才，他说：“中央体育学院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体育专业人才，要出运动健将。”这些，就是这位老帅从我国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的一些方针性的意见。这给初期的体育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规划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贺龙为中央体育学院向北京市要的土地面积是六十公顷。在他亲自审批的建设规划中，有教学楼、实验室、八座室内体育馆和各类运动场，建筑面积达九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设施比较齐全的了。这所高等学府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学时，只有教师十四名，学生五十一人，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到1959年，教师队伍已经是三百三十六名，学生增加到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了。

　　在此基础上，贺龙又组建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亲自批准他们组成考察组，赴苏联考察。

　　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强调说：“体育科研所也要加强一下，给他们出些题目，让他们去研究。”这位老帅竞亲自出起研究课题来了。1962年，他向体育科学研究所提出：“钉子鞋、乒乓球权，就值得研究。”

　　科研所真的接受了这个课题，连续研制了四批多种类型乒乓球扳，十五种胶皮，七种海棉护品。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乒乓球拍，称雄在世界乒坛。

　　体育也是个系统工程，体育场馆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时的北京，除了一座1937年建造、设施十分落后的先农坛体育场外，其他什么场馆都没有。偌大的北京城，甚至连一座带看台、有灯光设备、规模大一点的篮球场也难找到。这怎么能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呢？体委的领导者十分着急，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荣高棠、黄中跑遍了北京，在天坛东侧的太阳宫附近找到了一块面积适合的地皮。他俩高兴地向贺龙汇报说：“老总，地皮找到了，但我们体委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怎么办？”

　　贺龙（口卸）着烟斗微微一笑，说：“这事我来想办法。”

　　在他的记忆库里此时出现了一个名字：万里。这个万里，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组织过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现在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找他不正合适吗？

　　他把电话打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万里副市长不在市里，出差去了。

　　贺龙问明地点，随手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第二天，万里返回了北京，马上去找荣高棠。

　　荣高棠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有些诧异，问道：“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万里一笑，操着一日浓重的山西口音回答说：“贺老总打长途，让我回来抓体育馆的建设，说你们连地皮都找到了。军令如山倒嘛，我怎么敢耽误，还不立即找你来报到？”

　　荣高棠哈哈大笑，说：“只有贺老总能调得动你这位副市长大人呀！”

　　贺龙又从西南给万里调了个副手。此人叫张一粟，主持修建过轰动巴蜀的重庆人民大会堂。

　　北京市副市长一挂帅，事情好办多了。要钱有钱，要人给人，进展十分迅速。在施工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