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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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支队的粮食供应。
贺龙心里十分着急。他对邓小平说；“政委同志啊，你说怎么力、啊？”
邓小平笑着说：“老总，你向中央军委去要飞机嘛！”
贺龙点头说：“对，向毛主席伸手去。”
他立即以邓小平和他的名义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一百五十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力量，请中央考虑。
邓小平的办法真灵。毛泽东接到贺龙送来的报告，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以空投进藏物资。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站得高，看得远。在批准购买飞机的同时，4月1日打电报给邓小平、贺龙说，进军西藏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哪里，路就要修到哪里，各种物资也要运到哪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邓小平拿着毛泽东打来的电报，对贺龙说：“我的老总，主席让我们修路，不要光靠飞机喽！”
贺龙看了电报也笑了，说：“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怎么办？我只好执行接！”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是贺龙办事的特点。很快，他便成立了一个康藏公路筑路司令部，调集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的公路。他又指示云南省军区滇西援藏司令部，组织部队和一万七千人的民工，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以便使云南省军区进藏部队迅速开进。
在这位老总的领导下，到这年的1O月份，就修筑公路七百五十公里，真正做到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随着公路的不断延伸，十八军陆续从四川开抵金沙江东岸的巴塘一带。贺龙指示，飞机、汽车、马车齐上阵，将上万吨的物资运到甘孜。
此时，配合十八军行动的云南省军区和青海省军区骑兵支队，已分别到了贡山和玉树。至此，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南、北三面接近了进入西藏的门户——昌都。
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要他们派代表前来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但却遭到了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他们一面故意拖延时间，不来北京，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看到这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忧心仲忡。他是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希望彼此兵戎相见。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前往拉萨，晋见达赖喇嘛，做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化干戈为玉帛。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开了个小会，研究格达活佛的请求。他们一致认为，格达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他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深。1936年红军在甘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博巴自治政府时，格达活佛便担任了副主席。如果他能亲自前往拉萨，这对避开帝国主义分子的牵制，建立内地的直接沟通大有好处，对于和平解放西藏是颇为有利的。他们三人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较前增大”，“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联系，才能避开英美的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人藏。”中共中央批准了邓、刘、贺的建议，同意格达活佛入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在昌都的西藏当局边使噶伦拉鲁鲁桑旺所软禁，不准格达前往拉萨晋见达赖。
格达活佛对拉鲁鲁桑旺说：“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
拉鲁鲁桑旺死活不答应。格达活佛身陷昌都，后来，竟被外国特务毒死，随员被押往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七个代本的全部人马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军队，部署到了昌都周围，妄想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人藏。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者，促使其内部的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发起昌都战役。
贺龙、邓小平签署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规定9月中旬发起攻击，争取10月10日前占领昌都。贺龙要求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指挥部队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这就要求你们用两条腿，快速迂回。”
十八军按照这一作战原则，10月6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12日，进占芒康。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贺龙亲自向格桑旺堆赠送礼品，表彰其认清大局之举。解放军迅速逼近景都。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他命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等四个代本及其他武装一千七百余名官兵停止抵抗。昌都战役结束。
贺龙、邓小平立即电示张国华：“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贺龙、邓小平这两位指挥昌都战役的统帅，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昌都战役虽是一次军事行动，但其目的却在于重新打开被西藏地方当局关闭的和谈之门。事实上，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西藏的企图之后，西藏上层的顽固势力很快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其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的等待和催促，费了一番周拆，西藏当局终于在1951年2月12日，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二十三天以后，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的规定，贺龙、邓小平命令十八军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组成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先期进藏。十八军主力一万零七百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第一梯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入城式，从此，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西藏和平解放，紧接着就是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有了公路才能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推动西藏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落后，迈向一个新时代。在向西藏进军时，毛泽东告诉贺龙、邓小平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前不久，他又题词说：“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修筑康藏公路，成为摆在贺龙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然而，要在连飞鸟都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一条公路，谈何容易。翻开世界筑路史，大概很难找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深谷间修筑的公路。贺龙当然懂得这一点。1951年夏，他在重庆召开的筑路会议上说：
“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
这一段话，向人们申述了他的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路必须修通，而且只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元帅，真是无所畏惧。
不过，他可不是说大话的莽撞人，做起事来脚踏实地、心细如缕。重庆筑路会议之后，他调来了十八军后方司令员陈明义、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组成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一个当司令员，一个当政治委员，开始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工作。
早在1950年秋，为了进军西藏，人民解放军已经修通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目前要修筑的是昌都至拉萨这一段。这里是藏东高山峡谷区，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布满其间，海拔均在四千米至五千二百米之间。怒江纵贯其间，地形十分复杂，因此，首先要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
从1951年起，贺龙先后派出了六支勘探队在雪山、峡谷、沼泽、丛林中跋涉五千多公里，查明了这一带的地质、地貌。1952年秋写出了勘察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两个通向拉萨可供选择的筑路方案：
一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旁多到拉萨。沿线多为牧区，路段较为平坦，但地势高寒，海拔一般皆在四千多米，冬季冰雪封山严重，且缺乏燃料和木材等建筑材料。
二是走南线。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太昭到拉萨。这里海拔较低，气候较好，沿线多为农区，有波密、色弄拉等森林地带，问题在于地形地质较复杂，沿路有怒江激流，还有冰川、泥石流。工程艰巨。
在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不同看法，争论很大。陈明义、镇明德等筑路司令部的领导也拿不准。9月中旬，他俩来到重庆，向贺龙请示。
关于康藏公路定线经过，陈明义有这样一段回忆。他说：
“穰明德同志打开了地图，仔细地向贺老总介绍了南、北两条路线的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经过的地方以及工程的难易和利弊，勘探工程技术人员的争论观点等等。贺老总仔细地看着地图，听着、询问着、思索着，象战争年代制定行军路线图，又象战前审查作战计划。这是世界屋脊上修筑第一条横跨东西的公路啊！”“经过深思熟虑，贺老总挥动红笔，果断地说：‘公路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低。在西藏高原，这是黄金都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森林、农业区、草原、湖泊、高山、物产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时有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还有青棵、牛羊、水果、燃料等，方便生活。更重要的，将来开发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有着广阔的前途。公路走南线，更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马上想到，南线的冰川、流沙、怒江激流等艰险工程，眼睛也止不住盯在地图上这些地方。贺老总一眼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拍着我的肩膀，目光炯炯地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我们找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艰险困难。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它们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因为祖国的西藏高原，将来要修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这时，老穰把地图一卷，高声说：‘贺老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贺老总点起一支香烟，微笑地转过头来，轻声问：‘什么时候通拉萨？’‘一九五四年底！’穰明德同志卷起袖子，狠劲地把手一挥说：‘贺老总，一九五四年底汽车通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贺老总哈哈大笑，笑得胡子直抖。稍停，他兴致勃勃地说：‘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情况，解决你们修路部队和职工的生活供应、物资保障等问题，我们打算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到川藏公路去一趟。’”
通往拉萨的第一条大动脉康藏公路，原来还是我们这位元帅定的线。这也是一段人们知之不多的历史。
1952年11月22日，在康藏公路原定至昌都段扩建通车以后，贺龙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南局送上了一份综合报告。在报告昌都至拉萨段勘测定线问题时，他详细叙述了南北两线方案。各自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后，建议说：“我们研究结果，认为采用南线为好。”
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1953年l月1日，毛泽东批示说：“同意此项意见。”并将报告批转给周恩来、邓小平说：“采取南线为适宜。”同意了贺龙的定线意见。
这样，康藏公路的选线工作最后完成了。后来的事实说明，贺龙的这一抉择是有其科学头脑的。
在世界屋脊上修路，担负筑路任务的部队是极其艰苦的。贺龙曾报告说：
“筑路部队处于海拔三千二百米以上的高原环境，在空气稀薄，含氧量少，紫外线强，气候寒冷，变化无常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着高度紧张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经常遭受雨淋，终年居住帐篷，得不到充分的休息，生活很艰苦。筑路部队因任务很紧，经常移动，无法生产，很少吃得到新鲜蔬菜和肉类……1951年生病者达百分之一百，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占百分之九十八。”
建设者们的艰辛，连着贺龙元帅的心。他特别告诉后勤部门说：“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土的健康。”
贺龙指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工地，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他亲自对改善筑路部队的生活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规定：“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人每日四两猪肉，一两猪油，五钱蛋粉，一斤青菜，七钱盐，生姜、辣椒各七分，茶叶二钱五，粮食二十六两（旧市制），供给实物，保证定量走质，使部队能够真正吃到。”他还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各省市求援。中央人民政府从华东、华北、华南、东北调来了大量的钢材、木料、机械、布匹、药品和罐头食品，支援康藏公路筑路部队。
贺龙元帅还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筑路工人，视察建路情况，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等病，不直到高原地区活动，因此，没有批准。他感到十分遗憾，只得派军区参谋长李达代表他到筑路部队去看望。
贺龙这个人是很懂得精神生活的重要的。他认为，环境愈艰苦，精神生活应当愈丰富，那样才能使部队保持良好的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