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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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办法是做点生意，将陕甘宁特别是晋绥区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统区去出售，这样，就可以较快地筹措到所需的钱和物资，可是，战火连天，千里运输，哪里去找能完成这样特殊任务的人呢？大反攻在即，西北战场人力还感不足呢！
林伯渠说：“贺老总，你这个办法不错，可是，让谁去执行这个任务呀？”
贺龙说：“我想过了，把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
命令一下，张达志带了两个骑兵团从绥远赶来。
贺龙对他说：“西北野战军现在困难得很，衣服穿不上，伙食钱也没有。冬天快到了，要想一切办法支援他们。我给你一个很特殊的任务，当运输队长，做买卖。你带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我给你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
张达志说：“老总，运输队还用得着两部电台吗？”
贺龙指着他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件事。你带的人不算太多，可任务却不轻。你要把土特产卖掉，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布匹啦，鞋袜啦，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任务重得很。你必须同我直接保持联系。我们每天要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用两部电台？”
张达志不再说什么了。
“明天你派人去领装备，每匹马两个装货物的口袋，你也不能例外。”贺龙交待说。
张达志带着两个骑兵团要出发了。贺龙跑来亲自查看了他们的行装，临走时对张达志交待说：“为了行动方便，我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你每天要同我保持联系，作详细报告。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碰到西北野战军的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他们打个收条。你无论如何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
张达志带领两个骑兵团，活跃了一个冬季，换回了大量金钱和所需物资，一直到1948年z月才结束了贺龙交给他的这一特殊使命。
这种为战争筹措物资的办法，你翻开世界战争史，大概是很难找到的。恐怕也只有贺龙这样的人能想得出来。
彭德怀打仗不仅要粮、要钱，更主要的是要人，要有兵源补充。向谁去要？向毛泽东？当然不行，只有找联防军司令官贺龙，他总管后方嘛！陕甘宁、晋绥人口稀少，加上战争的摧毁，兵员补充困难很大，那么，贺龙有办法吗？有，困难再大也难不倒他。
从贺龙给毛泽东写的报告来看，他的办法主要有三条：1．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2．在老区，尽可能地动员失散兵员归队；3．在新区，广泛动员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逐步升为主力。他的办法很见成效。1947年一年里，在联防军区管辖范围内，就动员了三万人参加野战军，五万人参加地方兵团。请想一想，能在陕甘宁、晋绥这样的地方动员出这么多人，其工作之艰辛不言而喻了。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基础上，1948年底，西北野战军就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Th个旅，到1949年6月，彭德怀指挥下的军队已经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到了按三三制编制的十八个师、六个军、二个兵团，二十二万人的大军了。
无怪乎，1954年，电影《沙家店》剧组的创作人员在听取彭德怀的意见时，彭德怀特别指出：“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同志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然而，贺龙在后方为战争所作的贡献，人们是很少言及的，因为，战争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幕幕胜利的战场厮杀和导演这些活剧的站在前台的风云人物，幕后那些辛勤的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常常在刀光剑影中被人们所忽略，此乃常情也。
所以，轰轰烈烈的光明与黑暗的两种命运的决战，在贺龙这位元帅的经历中，似乎留下了一段空白，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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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让他带十万大军入川，要求是，把胡宗南的
几十万人拖在秦岭山区。贺龙等着说：“发而不打，攻
而不破，行啊！”
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没有几天，贺龙驱车来到了中南海。
10月的中南海，秋高气爽，碧波荡漾，林木葱定，鲜花盛开，真是景色宜人。贺龙却没有心思欣赏这秋天的美景，他是来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接受新任务的。这次会议要讨论进军大西南的问题。
从1947年起，贺龙就一直没有带兵出征，现在毛泽东要让他挥兵入川，你知道吗？这对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意味着什么？笔者这样的文人，是很难猜度得出贺龙此刻的心情的。是兴奋？是感慨？是庆幸？还是兼而有之，不得而知。
他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务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国大地天翻地覆的日子里，贺龙正忙于为西北的解放做一些准备工作：在山西临汾，他主持筹组了两所学校——西北军政大学、西北人民工业学校，为即将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他受彭德怀的委托，到东北去学习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验，筹措西北地区急需的物资。1949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让他主持西北地区最大城市的接管工作。
贺龙匆匆忙忙中断了东北之行，赶到西安，做起他从未做过的事来。在西安，他这个军管会主任主要抓了这样几件大事：
第一件，接管工作。他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对国家银行和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留下的企业，先接后管；对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先管起来恢复生产，然后接收；对国民党政府在西安的党政机构，接下来便打碎。贺龙提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字上。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接管工作的效率，短短一个月内，军管会便顺利地接管了西安市国民党旧政权的二百四十个机关、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达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并使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
第二件，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贺龙发动群众、加强治安、很快捕获了一大批特务、土匪；他采取不同政策，处理了游荡在西安的大批散兵游勇和从河南跑来的十万难民及失业人员，从而使西安市的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根据西安市解放后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打击银元贩子的投机活动、维护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上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正在贺龙忙于肃清匪特、稳定金融时，连续接到毛泽东的两份电报。5月23日的电报说；“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三省。”7月16日的电报说：“刘邓五十五万人，除陈赓所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毛泽东让贺龙带兵进川，对于我们这位惯于征战的元帅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此时，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急如星火，在繁忙的接管西安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找彭德怀、习仲勋，要从西安地区抽出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为入川作准备。
彭德怀说：“我同意呀，贺总。你是西北局第二书记，有权去办理嘛！”
于是，贺龙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军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集中在山西临汾，组织集训，准备南下。
他又通过李井泉，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抽调了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百姓，潜入川北，调查那里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有数。
这位元帅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有任务，雷厉风行，积极性之高，令人钦佩。
开国大典以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这就是说，毛泽东让他掌管西南地区的兵权。
今天的中央军委会议，就是要讨论进军西南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要确定贺龙带哪些部队入川。现在，他的手上没有一兵一卒。
毛泽东确定的进军西南，是“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具体的部署是：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刘、邓大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现宜宾）、沪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清敌通往云南的道路。贺龙的任务是，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切断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后，迅速占领成都地区，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毛泽东问贺龙说：“贺老总，你看，你带哪支部队入川？”
带哪支部队入川？这真是个问题。作为指挥员当然希望带一支自己熟悉的部队，但是，他带领的那些老部队，经过三年解放战争，都已成了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还要进军新疆，怎么能从彭老总那儿抽出一个兵团呢？一野的兵力本来就不多，何况，他已经从西北抽调了不少干部了。想来想去，觉得带领目前正在秦岭和天水一线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比较合适，一则，其所处位置，进川比较方便；二则，十八兵团司令员周上第，抗日战争时期是他的参谋长，曾长期一起共事，彼此比较了解，可以合作得很好。
他向毛泽东建议说：“主席，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
“很好嘛！”毛泽东表示同意。
后来，经过军委研究，确定第十八兵团、第七军、第十九军共十四个师，由贺龙率领从陕西入川。
有些长期跟随贺龙的人有点想法，他们悄悄问贺龙说：“老总，你为什么不带你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
“怎么，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呢？”贺龙不满意地反问说：“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领导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象个共产党员了。”
听了这席话，人们除了敬佩和折服，还能说些什么呢？
关于由陕入川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叮嘱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沙州。重庆之后，你再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得把胡宗南拖在秦岭，不让他过早逃入四川。”
贺龙笑着说：“主席是要我发而不订，攻而不破，我看行啊！”
毛泽东哈哈大笑。他一向认为贺龙聪明过人，一点即破，果然如此。
开宪军委会议，贺龙又来到临汾，检查入川干部的集训情况。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他们是来汇报四川情况，迎接大军入川的。贺龙很高兴。他可以当面向四川党组织的同志了解第一手材料了，马上会见了他们两人，询问关于四川的政治、社会情况。
关于这次会见，马识途后来回忆说：“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里，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热情地让到屋子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有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有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干四川的情况，包括那些地方军阀的名字和活动，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他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期望。他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从临汾回到西安，已是11月份了。同他一起来西安的还有李井泉、张经武、王维舟，他们都是确定随贺龙入川的。过了几天，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兼副政委王新亭奉命由天水来到西安。他们在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地方——西安市高桂滋公馆，进行了一系列入川的准备工作：以十八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了西南军区司令部；以原西北军区为基础组成西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和运输部；组成了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同时，为了在与中共中央西南局会合之前有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核心，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同意这一建议，并确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这样，到11月中旬，贺龙已从组织上做好了入川的准备。
但是，入川部队中并非没有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思想障碍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北方人不想进川。他们有的害怕不服川康水土；有的顾虑吃不到面食，又吃不惯大米，生活不习惯；有的怕同少数民族难于相处，无法工作，总之，思想问题不少。贺龙觉得，这是一只“拦路虎”，搞不好就会影响太川部队的斗志，必须予以解决。他把马识途请来，让他给干部们详细介绍四川的政治历史、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使干部们对四川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让刚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