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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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这里的“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含有不少潜台词。卢冬生，一个老共产党员，1925年在上海随贺龙来到湘鄂西之后，一直是贺龙的部下。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同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种“只相信个人”的指责，很明显指的是贺龙。

　　贺龙是极其敏感的。他意识到所谓反对军阀主义虽然目前的斗争对象是团长、师长，然而，其矛头是冲着他来的，因此，在特别小组会上，他主动发了言。关向应在其笔记中记载说：“在会议中，云卿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提出对冬生他们，过去与其错误斗争不够，不够的原因，因为过去过火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满而形成的成见。”显然，这个发言是颇工心计的。他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了避免重犯土地革命中“肃反”时那种过火的行为。

　　但是，我们的党内斗争往往有一种顽症，在某个运动中，正确的、相反的意见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而且，只要上面不松口，温度只会愈来愈高。卢冬生不检讨，贺龙不检讨，事情便不会结束。

　　贺龙心里对此十分明白。虽然他对这场突如其来、矛头指向他的斗争感到不可理解，但这是从上面来的。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性很强的党员领导干部能公开反对吗？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矛盾之中。中共中央已决定改编红军，出师抗日。这种无谓的斗争旷日持久，很难将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集中到抗日斗争上去，对大局是很不利的。他应当怎么办？作个检讨性的发言？好，委屈就委屈吧！

　　其实，关向应也在为此而苦恼。他在7月19日的笔记上写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很深的意见，值得我们警觉，奈何！奈何！”看来，关向应处在两难之中，有点无可奈何。

　　30日，对卢冬生的批判被推上了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积极活动分子会议，也就是说，对卢冬生的批判斗争升级了。看到这种情况，贺龙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了。他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发了言。关向应在6月30日的笔记中写道：“本日（第二次会议）有极大发展，即公开与冬生的军阀主义倾向做斗争，特别是云卿说：‘我没有错误吗？因为我过去当过军阀，党没有公开批评就是的。’又说：‘冬生的错误我是看到的，因为我过去政治落后，没有纠正就是了。”’对于贺龙在会上的发言，关向应用了“极大发展”四个字，其含意不是很清楚的吗？

　　贺龙违心作了检讨，可卢冬生并不理解。他打电话向关向应提出：“一、我要饭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后方去，我不干了。”他不知道，这样一来，便把贺龙推到了斗争的前沿，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贺龙了。

　　贺龙忍无可忍，不再退让了。据跟随他的警卫员说，他们在室外听到贺龙拍了桌子，他说，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为了这场无聊的斗争，大概关向应做了不少工作。

　　这样一来，这个反军阀主义进行不下去了。此时，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有许多事已推到了眼前，而且，中央又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于是，这个弄了一个来月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虽然，至今也未弄清这场半途夭折的反军阀主义斗争的“来龙”，但其后果却是很不好的。看一下当时担任团级干部的朱辉昭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发言，即可窥见一斑。朱辉照说：“我们过去对贺的认识有不正确的地方，未从历史上看出其伟大。庄里镇反军阀主义斗争，造成对贺的模糊认识。实际上，贺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群众利益是非常关心的，对干部也无什么偏差。这次在延安几次会，已彻底认识了。”

　　就在反军阀主义的“反兴”尚浓之时，贺龙带着一大难想不通又不便说的问题，出席了在云阳镇召开的红军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早在7月14日，中共中央一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一面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就是要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1．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发展；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意义与任务；3．改编中和改编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上，就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方针、红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意义和态度进行了充分讨论。贺龙就此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

　　“我拥护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是不允许动摇观望的。我们红军自己抗战，也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他们这些大资产阶级、地主官僚军阀政客中的有些人，对抗日是动摇不定的。说不定，他们还会同日本人勾结。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对抗日的捣乱和破坏。依我看，国共两党总是达不成实质性协议，是因为，蒋委员长现在正处于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红军。我们就要象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贺龙的发言虽然通俗风趣，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蒋介石的心态，说透了蒋介石迟迟不愿与共产党达成红军改编协议的原委，而且，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抗日主张的拥护，对开赴抗日前线的高度热情，真有点儿豪气冲天。

　　他的确希望早点东进抗日。“七七”事变后，他一直忧心忡忡地在恼人的反军阀主义斗争中，不断注视着时局的变化。他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增调十万陆军来华，扩大侵华战争；他了解，国民党里有人大唱“战必失败，和未必乱”的亡国论调。中国真是面临了亡国的危险境地。当今之时，只有全民动员，抗击日寇，把他们打出去，这是当前高于一切的任务。他自己就有一种到前线去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强烈冲动。会议期间，朱德向他透露，军委有个想法，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可能同红二方面军合编，对此，他十分高兴，一有空就去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参加会议的人谈话，详细询问他们的战斗历程、干部状况、思想工作乃至后勤工作。

　　关向应笑着问他说：“云卿，你找他们做什么？”

　　“了解点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呀！”贺龙说。

　　关向应乐了。说：“云卿，你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前总还没决定呢！”

　　“走快点比走慢点好啊！”贺龙回答说。

　　7月末，中共中央决定，主力红军迅速改编，做好出师准备。8月中旬，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陆续开到庄里镇，由贺龙、关向应主持进行改编。

　　改编，对于红军来说，本来是件家常事，一会儿师改编成团，军改编为师；一会儿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合编。哪一个红军战士没有经过几次改编呢？可是，这次改编却遇到了许多使各级领导干部头痛的事。

　　这次改编要改名，不叫红军了，叫国民革命军；不戴红五星了，要戴青天白日帽徽，穿国民党军的军装。红军战士个个苦大仇深，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仗，一看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白狗子”就恶心，打心眼里反感。今天，自己也要戴“白帽徽”，和“白狗子”的模样相同，这个弯子实在难转。于是，牢骚、怪话成箩成筐，情绪波动很大，个别的人留张条子，自己走了，说死了也不当“白狗子”。

　　对于这一切，高层领导了解得一清二楚。彭德怀在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改编以后，我们红军就要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要穿灰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了。不戴行不行？不行！蒋介石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条件提出来的。他是逼着我们戴呢！对这点非原则问题，我们也得妥协一点。合作抗日嘛！”

　　贺龙与关向应、甘泗淇商量决定，为了做好改编的思想工作，主要领导分头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做好工作。

　　几天以后，贺龙来到了四师十二团二营六连。他不进连部，一脚跨进了战士宿舍。他走到战士住的统铺旁边，打开一床被子，用手摸了一会，抬头对陪同的团长说：“山西北部冷得很呢！被子薄了不行幄！”

　　他又拿起几条毛巾闻了闻，满意地说：“还不错，毛巾上没有什么臭味。”

　　他一眼看见几双排放整齐的草鞋，弯腰拿起一双，端详了一会，对代理连长说：“草鞋没娘，越穿越长。平时要让战士多穿一穿，踩软和了，行军、打仗时穿起来才不会磨脚。”

　　贺龙又走到枪架旁边，伸手拿起一支步枪。

　　他要到团里来，头天晚上就得到了通知，所以，都有了准备。你看，枪擦得锃亮，摆得一溜齐，连论带都一样长短，无懈可击。代理连长心里美滋滋的。

　　谁知，贺龙看了枪，睑突然沉了下来，拎着枪背带对连长说：“你们的枪背带怎么都一样长？”

　　连长、指导员不知怎么回答，默不作声。

　　贺龙严肃地说：“你们这样一律化，摆起来好看，可不适用啊！一个班的战士有高有低，枪带子都一样长，高个儿背起来嫌短，矮个子背起来嫌长，怎么用呀！”说完，做了一个背枪的动作。他体格魁梧，枪背不上肩，于是，批评说：“怎么样？我就背不上呀！你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搞这套不中用的东西嘛！”

　　连队干部十分尴尬。贺龙看了他们一眼，说：“走吧，到你们连部去，跟你们谈谈。”

　　说完大步跨出了门。

　　在连部，贺龙说：“我问你们个问题，战士思想情绪怎么样？”

　　指导员是刚调来的，情况不熟悉，事先已确定由代理连长汇报。他是有准备的。他知道贺龙一直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这次下来，一定要检查训练。没想到，贺龙要了解的却是思想情况。好在他一直生长在这个连队，情况熟悉，想了一下便说：“我们连普遍存在两个不愿意。”

　　贺龙问道：“两个不愿意？哪两个？”

　　“一不愿意住下来练兵，想打仗，认为练兵没有用。不过，经过这几个月的训练，这个问题看来解决了。第二个不愿意红军改名，大家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全民抗战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非要红军改名呢？红军改了名，戴了白帽徽，不成了白军了吗？这个问题至今还没弄通，我自己也不通。”

　　“你说的情况有代表性。红军改名我也不愿意，你们团长大概也不愿意。”贺龙听了说：“同志们，这可不行。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戴白帽徽。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合作抗日哟。同志们，红军改了名就不是红军了？这不对。红军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

　　连长、指导员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

　　贺龙高兴地笑了，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们做工作了。”

　　8月赔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庐山坐不住了，急需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是，国共谈判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18日，蒋介石发表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话，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很久的红军改编设不设指挥机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并于22日正式公布命令将陕甘宁地区主力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师定员一万五千人。

　　中共中央决定8月22日至25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称洛川会议。8月ZO日，贺龙、关向应来到了陕西洛川冯家村。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呢？因为随着进入抗日战争的新时期，八路军即将出师抗日，有一些新问题推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须要给以回答，其中重要的是政治路线、国共关系和红军出兵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方面，他指出，在新的形势下，红军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他说，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恨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这种配合主要是战略配合，但有一个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他主张，红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汀不了就跑。”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指出，在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中，要记取199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他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的注意。在讨论中，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人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新问题，讨论十分热烈。贺龙拥护党的政治纲领和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的意见，拥护红军迅速出师，尤其赞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在处理国共关系上，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必须注意党的独立性。会议对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迅速出师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和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但是，由于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