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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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分局会议上，贺龙提议，为了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应从红军中调出一部分口粮拨给灾民。夏曦却极力反对。他说：“红军的口粮也不多，也没有那么多运输力去运粮食，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的吃饭问题？”
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贺龙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站得住脚吗？”
夏曦这个书记无言以答，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
1932年1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此之前，因为广大干部对夏曦的领导非常不满，万涛强烈要求湘鄂西省委派人到中共中央叙述原委，请求指示。省委书记杨光华没有办法，只好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土沟去上海。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中央，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他们太天真了。
在第四次党代会上，夏曦作了政治报告，说在他领导下，湘鄂西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不符实际的论断，引起了大多数代表的愤怒，群起批评夏曦。主张按湘鄂西地区实际情形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了大会发言的主流。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贺龙认真听着，觉得大家的意见很中肯，分局是应当接受的。贺龙后来说：“我那时也进了主席团，因为我还是个分局委员，夏曦不得不让我为主席团一员摆样子。”夏曦呢？他坐在那里，两眼一闭，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一声不吭。到了第四天，尉士均和中共中央派来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肯定了夏曦执行的路线，并且说：“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分子、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他指责万涛抵制和批评夏曦的错误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但是，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取消军师两级、编成五个大团等问题上批评了夏脉，因此，军师两级编制在会后才得以恢复。但是，这样一来，大的方向迅速改变，一些正确意见被压了下去，从此，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
贺龙心里十分不快，他知道夏曦执行的就是中央执行的路线，他个人对此无能为力，那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但是，这也是很困难的。夏曦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对红军，他还无法绝对控制，作战指挥还得靠贺龙，因此，贺龙能多次违背夏曦的意见，指挥红三军打了几次胜仗，不过，事后都受到了夏曦的批评。夏曦对贺龙他们极为不满，难以忍受。1932年2月和3月之间，他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名义，一连通过了五个决议，指责贺龙和红三军的作战行动没有“万分积极化”；批评贺龙他们进行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日”、“保守主义”；并说，这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等等。这些决议，从组织上压制了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强迫他们去执行“左”倾冒险路线，不停顿地跟敌人硬打强攻，使贺龙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夏曦用这种强制办法，一步一步把红三军推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危险之中。
1932年3月末，国民党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在强攻京山县中损失很大的红三军全力奋战，从3月3O日上午到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进行了七天激战，歼敌二千余人，但是，红三军也消耗了二千余人，弹药消耗甚巨，已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无可奈何，只得赶快撤退。国民党军前敌指挥官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子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他的话，虽在自我吹嘘，但他说的红三军“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却是事实。这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消耗战。可笑的是，夏曦竟自我夸耀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转变的成功”。夏曦还强令贺龙“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简直哭笑不得，命令又不能不服从，无可奈何地率领红三军再次进逼敌占城镇，继续打那兵书上最忌讳的消耗战。
到了6月间，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是其左路军十万余人。他们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一举歼灭，彻底“铲除”洪湖根据地。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夏曦不仅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依然命令红三军不停顿地进攻敌占城镇。更严重的是，就在这时，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诬杀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忠贞干部。红军和根据地从此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
面对这一切，贺龙忧心如焚，但是，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这个新党员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贺龙后来叙述说：
“在敌第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以巩固洪湖老区。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去筑碉堡。段德昌一面筑碉堡，一面笑，为了这事，德昌还受了处分。”
但是，眼看红军和根据地愈来愈走入绝境。贺龙不甘心，不管夏曦高兴不高兴，不断向夏曦提出建议。他后来说，除了打仗，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接受不接受，全在夏曦。
后来，夏曦决定分兵。红三军一部分及洪湖中心区各县地方武装，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根据地；一部分由贺龙、关向应率领转入敌后，钳制敌人。贺龙后来说：“当时，我就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第一，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实际上大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的队伍，可是，夏曦搞寸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队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肃反’，人人诚煌诚恐；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子又进入根据地了。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众面目渗进来，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转往外线时，就告诉谷志标把地图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如果地图在，后来我就不会在伏牛山中走了一个礼拜。”
红军一分兵，搞寸土必争，固守根据地的红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夏曦把电台都丢了。从此，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系。从1927年秋，经过多少人奋斗牺牲创建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全部被第三次“左”倾路线葬送了。夏曦只得逃出洪湖，去找贺龙。
贺龙率领红三军在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避开强敌，时分时聚，采用游击战与敌周旋，保存了红三军的这一部分力量。当夏曦找到他们后，他们才知道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了。这给红二军广大指战员打击太大了。红三军大部分是洪湖地区的人，他则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立了这块红色根据地，如今竟这样白白地丢失了，准不痛心？因此，强烈要求打回洪湖去。这时的夏曦，已经完全失掉了信心，不同意打回洪湖去。
贺龙默默无语，思潮起伏。他想，洪湖根据地的丢失，强敌当前，固然是一种因素，但最主要的，还在于领导者的错误。他自己是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可是，对此却无能为力，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常常仰天长叹。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离了鄂豫皖苏区，便决定红三军绕道豫南、陕南转往湘鄂边。
数月以来，红三军被强令“不停顿地进攻”，减员甚多，弹药消耗极大，部队疲惫不堪，而且，又要不断进行“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红三军成了一个军心不稳的疲惫之师。这样的部队，要在敌军前堵后截之中，在反动派统治严密的敌占区长途远征，其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
红三军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群众逃避山林，红军无处宿营，只能露宿郊野。时值严冬，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匾乏，人员疲惫，减员猛增。进入伏牛山后，每日以百里的速度行军，仍不能摆脱敌人。
贺龙把贺炳炎找来说：“我们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一个团去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一次伏击。一定要打胜。”
贺炳炎不辱使命，打了一个好仗，消灭了一部分追来的敌人，使敌人被迫暂时停止了进攻。红三军才得以喘口气。红军长途跋涉，走到陕南武关附近。这里驻有敌人一个旅，附近还有二个旅。贺龙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说：
“我看，要打一下武关，这是对我们红三军的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就没法通过呀！”
他亲自来到独立师作战斗动员。独立师一鼓作气，歼敌一个营，打下了武关。从此，红军才取得了一点主动。
到了12月底，在敌人追击围堵中，红三军翻桐柏山，进伏牛山，跨越七千华里，终于到达鹤峰县境，但是，一支近两万人的部队，这时，只剩下了九千人。
到了鹤峰，贺龙憋不住了。他强烈要求召开分局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略。夏曦同意了。召开了一个只有他和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的湘鄂西分局会议。中共中央派关向应来洪湖，是让他参予中央分局的领导，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委的，可是，夏曦实际上只让他当了红三军政委。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首先提出，应当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对夏曦说：
“现在，湘鄂边的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艰难地坚持斗争。目前，首要的就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一点的湘西地区发展，先夺取桑植，为疲惫不堪的红军找一个适于休整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整顿红军，停止正在搞的‘肃反’，不然也无法整顿。”
夏曦闭着眼直摇头。人家发言，他闭着眼睛，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他说：“恢复根据地我同意，但不能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是我们“对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警惕性异常不够”。他提出，要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肃反”必须彻底进行下去。他指责贺龙说：
“你要停止‘肃反’，说明你思想右倾。”
关向应劝说道：“老夏，目前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肃反’还是停下来吧！”
贺龙说：“‘肃反’先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可以再肃嘛！”
夏曦不高兴了，大声说：“你们不用再说了。‘肃反’是中央的部署，也是我们现实的需要，一定要搞下去。大批‘改组派’在部队里，还有好吗？”
会议不欢而散。
贺龙一肚子火，晚上，他去找关向应。对他说：“夏曦这样霸道，怎么行？你来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嘛，选出谁，谁当书记。”
关向应马上变了睑。批评说：“老贺，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贺龙无可奈何，有苦难言。他只得率领红三军去恢复苏区。1933年1月，占领了桑植县城。
“湘西王”陈渠珍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驻在桑植一带的周文卿旅，作为交换，他可以把大庸等几个县让出来。
贺龙拿着信去找夏曦、关向应。
那知，夏曦大怒，说：“陈渠珍这是在玩手段，你也相信？”
贺龙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劳。弹药很少，又没有冬衣，草鞋都没得穿，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去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厂，利用一下敌人的内部矛盾也是可以的。我们同陈渠珍暂时妥协一下，争取一个休整时期，有什么不好？”
关向应也说：“老贺的意见，我看可行。”
为了增强说服力，贺龙提议把宋盘铭、段德昌两个委员找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段德昌、宋盘铭赞成贺龙的意见，他们要求复海点头答应。
夏曦对此十分恼怒，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说：“我看，你们这是右倾，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我不能同意。”
他动用“最后决定权”，强令段德自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人家。红军只好从桑植撤回鹤峰。可以争取到手的地盘，被夏曦葬送了。红三军又一次陷入了被动之中。
谁也无法了解夏曦是一种什么心态。过了几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除了坚持继续‘“肃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这使与会请人感到愕然。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致表示强烈反对。
贺龙站起来说：“你要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共产党，到南昌暴动以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怎么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