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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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暴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阴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荡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交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暴动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于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
　


8、贺龙不愿去苏联留洋，要到农村去建立武装。他
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1927年11月，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向。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元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从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王琳回忆在上海霞飞路这段生活时说：

　　“1927年冬、他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一栋四层楼上。那时，上海反动派到处贴有贺龙的照片，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但是，贺龙沉着镇定，若无其事，说：‘他（指反动派）来我走，他走我来’。他还告诉我，嘴巴要紧点，眼睛放尖点，胆子要大点。他叫我不要怕。说上海拉黄包车的、当条房的都有我们的人。他比划着说，好比一个碗，一只手端过来，几双手都过来了。在上海，他叫我去看电影，进馆子吃饭，照相馆照相，装得阔一点，我都不敢去。他笑我象三请樊梨花，都不肯出寨。”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了桑植，后在家乡病故。王琳、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弄得几乎没有饭吃。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夭折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王琳被释放出狱，隐名埋姓，流落上海，后来，她也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十年动乱中，有人企图利用这位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到上海不久，贺龙便见到了周恩来。

　　劫后余生，老友重逢，彼此都无限感慨，贺龙拉着周恩来的手说：

　　“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说：“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贺龙是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的。

　　前委决定起义军退出南昌之后，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19日，到达广昌。22日，贺龙率二十军为右纵队由广昌出发南进。国民党军第11路军总指挥钱大钩指挥两个师各一部到达壬田，阻止起义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站率领两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到，企图围歼起义军。26日，贺龙乘钱大钩立足未稳，集中二十军全部人马，猛攻其新编二十师，迫敌退向会昌。朱德率二十军教导团追至瑞金以南五十公里处，重创敌人。起义军占领瑞金。

　　从广昌到瑞金途中，党的前敌委员会慎重地讨论了高级将领的入党问题，他们是贺龙、郭沫若及革命委员会成员彭泽湘。这些人早已多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历过长时间的考验，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参加的有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廖乾吾、恽代英。周恩来讲话说：

　　“组织上对贺龙同志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信得过的。”

　　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都讲了话，表示祝贺。

　　关于这次入党仪式，张国焘说，是由他主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龙则誓言愿—一遵守，做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浑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欢迎的意见。”

　　贺龙自己说：“周总理还讲了话，廖乾香、张国焘也参加了。”

　　关于贺龙的入党时间，现存有几种说法：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中说：“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瑞金入党”；《周思来年谱》中记载为9月初；贺龙自传及1938年11月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写的是“攻克瑞金后入党”。据查，起义军8月27日攻克瑞金，8月30目占领会昌，9月2日，先头部队离开会昌向长汀进发，因此，笔者认为。贺龙入党时间应在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

　　在上海泰辰里的谈话中，贺龙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很高兴，嘱咐他好好休息，注意安全，等待党的通知，赴苏学习。

　　周恩来走了以后，贺龙却安不下心来了。他想，自己从小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现在能够看书、写字都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水平实在有限，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困难不会少，何况，他的心里有一股不平之气，耿耿而不能释怀。

　　10月3日，汤坑受挫之后，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