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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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是一份文革初期的重要文件，被作为林彪、江青狼狈为奸的重大罪证。其实，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1965年，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少奇，导火索是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顺利点燃第一把火，但在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那儿，却碰了硬钉子。毛觉得北京不听他那一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决定另辟蹊径。但他当时可以信用委任的人确实寥寥无几，于是他打算将江青推出前台。但江青算老几？人微言轻，无人喝彩。正如她自己后来在1967年4月12日说的那样：“我们攻也攻不动呀！……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在解放军中请尊神……来攻他们……”江青几次扬言：“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
这尊神当然是指林彪。
文艺和军队，江青和林彪，一文一武，一女一男，风马牛不相及。能够有硬把他们拽到一起的非凡想象力与超人能力的，非毛泽东莫办。
1966年春节，江青乘专车从上海去苏州，专程给林彪拜年，并转达了毛的口谕：由江青出面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请林彪务必给予配合和支持。江要求林亲自陪同，林推以身体不好，加上对文艺不内行，予以婉拒。因为有毛的招呼，林就叫刘志坚中将（时任总政副主任）协同一下江青。刘问：江究竟想找哪些人谈些什么？叶群说：可能是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可见林彪、叶群根本不知道毛、江的真实企图，林彪始终没有具体过问此事。
后来几经周折，总算找了几个负责部队文艺、宣传工作的干部开了几次会，弄出一份初稿。毛泽东指派陈伯达、张春桥进行加工改造，并赋予其理论高度和现实针对性，标题则一直是《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送毛泽东审定。毛毕竟是大手笔，他详细看过修订稿，又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尤关紧要的是，他大笔一挥，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别小看这后加的“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那可是一石三鸟，画龙点睛，使得“纪要”分量顿增，意义大不一样：林彪与毛、江的被动主动关系互相异位，不仅让江青狐假虎威，掩人耳目，师出有名，抬高身价，又可不动声色地逼使林彪走上前台。
这可以作为据称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中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一个绝妙注脚。
因为毛、江的特殊身份，林彪除了默认，别无选择。但林彪毕竟是林彪，他以一种特别方式，澄清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委婉表达了对强行“委托”于他的强烈不满，对历史作出了明确的交代。据刘志坚回忆：
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无独有偶。1968年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大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话里有话，皮里阳秋，语涩心艰，用心良苦。
李银桥（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卫士长）回忆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
为什么林彪后期不再直言？是林彪变了，毛泽东变了，还是整个政治气候变了？
10。九届二中全会。
已见前述，后文仍有论及。
值得注意的是，吴法宪回忆说：“（即便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吴法宪的女儿金秋转述过一个故事，不妨作为旁证。吴晚年有一次对金秋说：“昨晚我梦见主席回来了，总理打电话，说主席的飞机要在西郊机场降落，让我准备一下去接他，可是，我都这个样子了，怎么见主席呀。”
十几年牢狱、折辱，都拆不散化不开这种数十年戎马生涯形成的生死不渝的忠诚、信仰和深厚情感，这算不算是个人崇拜？
有朋友要问了：人无完人，莫非林彪就没有什么缺点和问题吗？
非也，非也。林彪的身心缺陷，至为明显。
百、百年五牛图
华夏近百年来，内乱不断，国运不昌。三大曾令人欢欣鼓舞、如大旱之望云霓的政治领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是高开低走，虎头蛇尾，有的甚至走向反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穷的后患，理所当然地为时代与人民所唾弃，被牢牢钉入历史的耻辱柱。中国社会若干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迄今尚未真正理顺，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仍在修修补补，得过且过，不被正视，更没得到妥善解决。中华民族这条内在生命力充沛的巨舰，正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中艰难航行。
正如鲁迅所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2005年中，机缘巧合，开始写作《百年五牛图》。克尔凯郭尔说过：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好的，那么在下就不揣冒昧，开始说话。先是蔡锷，而后轮到林彪——这是两个武人。另三牛，鲁迅是文人，张季鸾是报人，陈寅恪则是学人。百年中国，能让我由衷尊敬、感觉凛然肃然的，这五位大佬允称首选。
国画大师李可染自署其画室曰：师牛堂。他曾在一幅《五牛图》上题跋：
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农，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
——这是《百年五牛图》得名的另一个由来。
既然以鲁迅、蔡锷、张季鸾、陈寅恪、林彪为所谓“百年五牛”，虽属一家之言，也自然有我的标准、尺度和理由。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局限，也不等于我对他们所有的思想和作为都予以认同。
扯得有点远了。言归正传，话题还是回到林彪。
前文列举了林彪不少优点，本章说说他的缺陷。
1。不知自忌。
这主要指叶群进入政治局和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窃以为这是林彪的最大败笔。
林彪性情恬淡，身体也不好，常常置身事外，连政治局会议都很少参加。毛泽东亟需林彪支持，有意逐步将林推出前台，主动提出让叶群代替林彪出席各种会议。叶群恰巧像江青一样，也是个做事越权、说话啰嗦、不甘寂寞、志大才疏的好事之徒。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江、叶联袂进入政治局。叶群其实是江青的陪衬人，叶不入，江势难独进。在老干部被大批打倒、不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怨气冲天的情势下，这大大强化了毛、江的力量和地位，又使林、叶成为替罪羊与众矢之的。毛一箭双雕，林则里外不是人，政治上看似得分，其实殊为失算。
林彪反对过好几次，但最后还是依了毛泽东的主意。应该承认，这件事，周恩来起了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事毕竟是毛主动提名并促成，尚不致犯忌。而林立果就不同了。
林立果，1945年生，林彪的独子，小号老虎，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当年7月1日入党。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级）。10月18日，空军司令吴法宪召集林立果、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发出指示：“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王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刮起，一时间，铺天盖地甚嚣尘上。一个初出茅庐、聪明颖悟，但缺乏资历与经验、不知天高地厚、据说还有几分腼腆的小伙子，居然被捧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他自己也飘飘欲仙，自我感觉超好。后来，正是林立果的轻举妄动胡作非为，为帅府招来灭门惨祸。
有一种辩解意见认为，这一切都是叶群伙同吴法宪私下搞的，林彪并不知情。又说升职后的林立果也就是一副师职干部，不过是参照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独生女李讷）在《解放军报》享有的级别罢了。这是缺乏说服力的。无论如何，林立果平步青云，林彪难辞其咎。储贰之难为，潜心读过不少史书的林彪本应一清二楚的。
田家英曾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时，打算向毛泽东进言三条意见。第一条就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是相当严厉的。
我认为，林彪其实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罢了。叶群、林立果、林立衡离心离德，各自胡来，9。13事件弄得不可收拾，如果说林彪一点责任也没有，完全无辜，难以让人信服。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向彭德怀咆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毛下决心整彭，跟彭若干情绪化的言行，如“操娘”、“请苏联红军”、“有失有得”等，亦不无某种因果关系。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张玉凤、孟锦云等人回忆，毛晚年偏爱阅读低回凄婉慷慨激昂的古典诗词，时常老泪婆娑。他不止一次喃喃自语：我对不起开慧！我对不起开慧！
9。13事件前夕，毛南巡期间，多次对地方军政要员提及：一个毛头小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
在毛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唯一的亲侄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不离左右，助理一切。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一反常态，对林吹毛求疵，翻脸不认人，原因复杂，非止一端，窃以为其心理因素不容忽视。分析政治斗争，不可不体察世故人情。绝对不可低估林立果的窜升和风光对老年毛泽东的心理刺激作用。
需加说明的是：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解放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谁都别想乱来。那两个“一切”，只不过是吴胖子为了讨好鼎盛时期的林、叶，献媚取宠罢了。
2。不够谨细。
主要指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它历来被作为林彪的一大罪证，被诬称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
1969年10月18日，总参谋部根据林彪的电话命令，为预防苏联突然袭击、提升全军战备，下发了一个紧急文件。根据业已披露的史料，此事与发布命令的国防部长林彪和传达命令的总参谋长黄永胜都没有多少关系，只是由当时值班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按照常规办理而已。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阎擅自加上那么一个招摇的标题，令雄才大略、乾纲独断的毛触目惊心。
10月19日，林彪得知后，有所不安，采用电话纪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居然亲自将它烧了，这让前来汇报的汪东兴非常吃惊。汪当晚接到周的询问电话，周得知毛将林的报告烧了，也很是惊诧。
天意高难问。这或许是毛泽东对林彪真正产生戒心，进而认为他“迫不及待”、试图“抢班夺权”的起点。
林低估了毛的雄猜，高估了倍儿铁的哥们关系。失察于前，马虎于后，没有主动将这个疙瘩解开，殊为失策。如果更为谨慎细致，这样的问题本来不难防患于未然；事发之后，如果估计充分，措施及时得力，亡羊补牢亦犹未为晚。严格地说，作为政治家，职业军人林彪未必很合格。
我注意到，真正敢于当面对抗甚至斥责江青的军政大员，如林彪、谭震林、黄永胜等，无一例外，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兵，出自朱毛嫡系。个中意蕴，发人深思。
与“一号令”相关的是“战备疏散”。张云生、迟厚泽、阎铭、苏采青等人的相关文章早已将两个问题辨析得一清二白。
苏采青写道：
“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
“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下达的。该项报告包括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愿计划疏散到郑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