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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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就在这一天，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８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委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递补为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随后，林彪作了简短的讲话，宣布大会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今天，主席又在会议上同我们作了极为宝贵的指示。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现在如果是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一部分逐渐为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掌握。
　　8月13日至17日，接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3日，林彪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革命问题，二是军队的干部问题。他说：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社会上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毛泽东将林彪架到“文革”战车上，当然有他的深度考量。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乱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略见一斑吧：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赏识信任的邱会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作为“当权派”，屡遭批斗。1966年10月，造反派在总后礼堂使用“车轮战”，邱会作支撑不住，当场昏厥。幸亏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一劫。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林彪手上。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但在当时，林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这便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以稳定、运用军方力量，进而凭借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种阶层、各个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由此，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的政权机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作为国防部长，林彪费尽心力，在国家空前混乱时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凝聚力。这一点，当时和后来的领导者是承受了他的福荫的。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一文一武两股基本力量，亦即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林彪“直接指挥”的军队和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毛泽东曾作出很大努力，进行平衡、协调，想将它们拧成一股绳。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吴法宪又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广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遭到残酷迫害，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等人甚至死于非命。喜怒不形于色的林彪对此十分不满，极为罕见地大发雷霆，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矛盾的尖锐、激化，坚不可解，终至势不两立，直到引发灾难性的9。13事件。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在某种意义上，则可视为其余绪。难怪黄永胜等人在狱中获知江青、张春桥翻船后欣喜若狂，以为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只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博弈却使他们白白欢喜了一场。这是后话。1980年“超级审判”时，江青在法庭上公然宣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或许是狗，但林彪肯定不是。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11名职业军人！这还没有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军职的前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主席，林彪依然是唯一的副主席。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全面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青和叶群，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是“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几经周折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彪负责，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大“秀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抓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促生产和发展经济，是鼓吹“唯生产力论”，表示反对。陈则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双方发生争执，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对江、张、姚所作所为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本就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实在是没滋没味，只是表面风光而已，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近乎无可挑剔。用政治家的标准衡量林彪，则相形逊色。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对张春桥作了不点名（这是事先交流时毛泽东的要求）的批评。紧接着，吴法宪代表军方开了头炮，以“再版前言”、“设立国家主席”、“称天才”等议题猛轰张春桥，与会代表群起响应，陈伯达、汪东兴、陈毅等人相继发难，炙手可热的张顿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眼看翻船在即。关键时刻，毛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出头。他稳住林彪，反击陈伯达，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林分道扬镳，主要是由于林主张设国家主席和批评张春桥。毛保张，则是因为张才是毛晚年思想的真正传人，毛担心林对张反感会导致进而否定“文革”路线，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据韩先楚等回忆，林讲话后，会场上欢声雷动，大家兴高采烈，情绪极为高涨。“文革”以来，张春桥气焰熏天，目空一切，树敌甚多。林彪说话，一向“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据汪东兴回忆，成了过街老鼠的张、姚由江青领着去见毛求救，张、姚双双跪下，一人抱住毛的一条腿，鼻涕眼泪都弄脏了毛的裤子，也打动了毛的心，导致了毛林分裂的不幸后果。林当时不光是功高震主，更是众望所归。这就犯了大忌。
　　国家主席之争，毛纯属极少数，完全无理。不过，林也未必没有一点私心。窃以为林彪的真实想法是：毛当国家主席，他当副主席，这样才与彼此的党内身份相称。要不，四届人大一开，周恩来还是总理，林还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不正言不顺。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儿摆？”我看要这样理解，才能说通。林根本没想当主席，副主席可多可少，加上董老或者别人，也行。但他没有坦率地与毛等进行沟通。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咤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巨大的威望、超高的人气、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能量让他悄然心惊。毛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他将文革与建国并列，作为他平生做的两件大事，决不容许任何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