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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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及火力，政治鼓动工作及休息。林总特别强调一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外兵家未曾注意过的一个盲点。
4。四组一队。
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指突击队。同“三三制”一样，这也是说的进攻时的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队一组”是为了解决攻城巷战中的战斗队形，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不必拘束于教条，可以灵活运用。
5。三猛战术。指猛打、猛冲、猛追。
对于所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秘密地尽量接近敌人，适当的配备起来，以便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并于同时猛然开火。是谓猛打。这种火力用法，是反对零敲碎打，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点上，火力猛然开始射击后，我军突出部队应乘此际敌人一时发呆发慌拿不出主意来不及调整时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击，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迅速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是谓猛冲。
对于已经被我军冲动、开始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尽量消灭敌人，求取最大战果。是谓猛追。
6。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
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人退。为了有针对性地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提出三种相应的攻击战法。
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我们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大打出手。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抓着打就是。当然，战役指挥员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
这是军事家林彪熔铸古今中外兵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战场实际提炼出的实用性非常强的六个非同一般的战术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更出自林彪的独创，比如一慢。
我注意到，六个战术原则，全部着眼于进攻，无一例外。这不由使人想起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箴言：攻击，攻击，再攻击！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英雄所见略同。
研究一下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再比照一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态势、打法、进展与战果，很多问题就会豁然开朗，迎刃而解。东野伤亡越来越小，战果则越来越大，决不是偶然的，成功只属于作好了充分准备的人。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对林总1955年国庆节前超迈群雄，后来居上，位列十大元帅之三，还有什么疑问吗？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之一。
七、中共七大领袖简评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刘周朱陈林邓，众望所归，成为中共七大领袖。这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才宣告瓦解，分崩离析。梁某不揣冒昧，对中共七大领袖依次略予点评：
1。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
大政治家、军事战略家、浪漫主义诗人，中国革命无可争辩的最高领袖，极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航向的巨人。一句老话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依然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毛的造诣和历史地位，起码不会在刘彻、朱元璋之下。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社会和国民性认识的深刻程度，也许不在鲁迅之下。他对这个千年古国、对广大劳动人民，感情极深。毛抱负宏伟，使命感强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亲手及身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官僚主义和腐败，统一、富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为此奋斗终身，并曾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毛对民主、自由、知识、伦理和人权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治理两个层面，他都“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凭空想胡来”，造成了一系列骇人听闻乃至史无前例的恶果，对国家、经济、文化、人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戗伤和危害，至为深重。
毛打碎原有官僚机构，本意是担心它异化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堕落为一个纯粹的利益集团，背离革命的初衷。不宜皮相地将之理解为纯粹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推行角色互换，采用“大民主”，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想用群众来直接监督政府。出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
毛泽东对社会演变具有一种极为深刻的预知能力，某些人对此迄今不敢正视和面对，毛遭到了来自左右双方的双重误解，正确的没得到继承，谬误的没被清算。今天的毛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副模糊不清的面孔，缘此。
张毕来认为，毛泽东“挥手能教天地改，著书善诱议论归”，对他十分崇敬。
不予平反的5名大右派当中的两位则有不同见解。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毛对政治和权术的研究之深、运用之妙，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沛莫能御。在中共高层，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幽深难言的孤独感。罗荣桓、柯庆施先后去世令他非常伤感，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
晚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置于法律、党和政府之上，予智予雄，不愿接受受任何约束，对党的各级干部也缺乏应有的尊重、爱心和关怀。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人物，值得千秋万世解剖研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哀乐终伤百岁身，是非谁定千秋史？
2。刘少奇（1998——1969），湖南宁乡人。
一个教条主义者，长着一张作报告的脸，其才识资历均不足与其坐二望一的崇高地位相匹配。
袁寒云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少奇同志不失为杰出的党务工作者。如果不是因缘时会，进入了最高领导层，而只是负责一些具体党政事务的话，他会干得非常出色。
3。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中国革命的又一个决定性人物。周恩来的精明、圆通、细致、谨慎和忍耐能力，世罕其匹。如果为蒋介石所用，蒋也许不至沦为“扶余海外王”，中国现代史或将是另一种写法。事实上，他将忠诚和才智奉献给了毛泽东。晚年泥足深陷，苦不堪言。
吴法宪曾坦言：“这里我想说两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
我对周恩来的观感，十分复杂，几经变化。现在看来，还是应该设身处地，略迹原情，对其苦衷，当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4。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
中国革命和军队的教父级象征性人物，德高望重。但基本没有实权，备位而已。
毛泽东一生有负于许多人，尤其是杨开慧和林彪；但他完全对得起朱总司令。
5。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从小父母双亡，由做裁缝的舅舅抚养成人，商务印书馆学徒出身，以勤俭务实著称。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负责经济工作。陈云一贯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这是一个类似1994年美国世界杯最终捧杯的巴西队队长邓加式的人物：工兵型，干的都是卖力气的实活；不怎么出彩，但不可或缺。
6。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人。
此处从略。
7。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
又一个罕见的军政双全的出色领导人。
邓小平短小精悍，精明强干，作风泼辣，外圆内方，不专权，举重若轻，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20世纪80年代，邓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跟其他历史人物一样，邓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他的学问和见识都存在明显不足。小平成为领袖，既在群龙无首之后，亦属应运而生之中。
名列中共七大领袖之后，1949年后一直功成身退闲居疗养的林彪，生活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事情。
八、八大前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向来被专家学者们充分肯定，多所揄扬，我对此颇有保留。受拨乱反正的苏共二十大影响，八大似乎颇有新意；但循名责实，它其实又什么问题都没能真正解决——指导思想、经济政策、文化方针、组织措施……各方面，皆然。八大存在诸如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偏离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对经济管理和体制改革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定位不当等不容忽视的错误，对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一般性提提而已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更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层面确保各项既定路线方针的贯彻实施，使之流为一纸空文，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毫无意义。窃以为对八大整体评价不宜估计过高。否则，此后接二连三出现的重大挫折和灾难就无法解释。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大事，有些与林彪基本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有些则与他关系密切，并对他以后成为第二号神又变为第一号鬼的吊诡命运发生了重要影响。
前者主要有：
整风、整党与“三反”、“五反”。
胡风事件与潘（汉年）杨（帆）事件。
反右运动。
军队反教条主义。
大跃进运动。
中苏决裂。
这些就不细说了。
后者主要有 ：
高饶事件。
八大。
八届五中全会。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下面尝试对此依次作一点粗浅分析。
1。高饶事件
1952年，土改、镇反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告一段落，经济恢复进展顺利。毛泽东审时度势，准备撤销各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将其主要领导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同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集权和统一领导，并妥善安置各路诸侯。这其实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削藩”举措。于是，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等封疆大吏先后来到北京，担任党务和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又被安排兼任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炙手可热，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则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组织人事、劳动工资。
毛泽东一向非常欣赏倚重高岗，对主持中央日常党政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则有所不满，屡加批评。高岗与刘少奇积不相能；而资历较浅的饶漱石之所以能在新四军和华东地区扶摇直上，除他本人的才能和努力外，亦得力于刘少奇的器重和提拔。这番，高、饶两人戏剧性地联起手来，兴风作浪。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因为新税制等问题受到严厉批评。高岗“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间，弄得刘灰头灰脸，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子文（长期在中央组织部门工作，时任中组部第一副部长）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拿去向高岗征求意见。这份名单，不仅未经中央授权，而且据说居然“有薄（一波）无林（彪）”！高岗趁机发难，激起轩然大波，军队高干与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之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化、白热化。饶漱石对“胆大妄为”的安子文极为不满，并认为刘少奇偏袒安，与他为难。饶与刘关系急剧恶化，客观上对高岗起了策应作用。
高岗喜出望外，认为“吾道不孤”，见猎心喜食指大动，猛批刘少奇之余，矛锋又兼及名为总理实际当时仅分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刘、周忍无可忍，联手反击。浓烟滚滚难解难分之际，斜刺里忽然杀出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态坚决拥刘，维护党内安定团结。形势突然逆转，扑朔迷离。
身在杭州休养的仲裁者毛泽东担心造成党的分裂，想保持某种平衡，于是致信给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少奇，一再强调指出：“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同时要求高岗、刘少奇各自作一份自我批评。毛各打五十大板，似乎想一碗水端平，可谓煞费苦心。
毛泽东没有出席七届四中全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并没严格遵照毛的指示行事，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斗臭，让毛面对一个未必符合其本心的既成事实。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只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饶漱石则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成为阶下囚。向来对刘少奇有意见、以敢作敢为著称的陶铸，文革初期一度骤升至中央第四号人物的高位，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看到“曹营之事，真是难办”，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