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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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朱德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这样作，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
⑩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规定：第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在检查和处理案件时，党委应予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第二、要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到纪律检查部门工作，应该健全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第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11）。二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个问题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这项工作到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结束，有三十二万八千余人被开除党籍或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接收新党员一百多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从一九五○年底的五百八十万余人发展到六百三十六万余人，新建立党的支部八万二千多个。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说：“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六月初的报告，揭发出的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中，党员占百分之十六点五，其中将有二万人左右被开除党籍。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
报告还指出，运动暴露出我们在纪律检查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而是采取旁敲侧击、轻描淡写的方法去对待他们，或片面地从所谓照顾干部的历史、情绪等出发，不敢或不愿正面提出批评；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有些党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一些坏干部就以一种极不正派的手法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了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
第四、在处理党员违犯党纪的案件中有两种偏向：一是不够严肃，有怜悯、姑息观点；二是简单化，不慎重。第五、有些党员干部对国家的法律、法令，对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不重视、不研究，常常不自觉地犯错误。
报告提出，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12）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13）转发到盛军级以上各级党委。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在运动收尾阶段，朱德恨据中央意见指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定案处理和复查工作。到一九五三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进行了重点复查，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过火行为和处理中的偏差作了严肃的纠正。朱德将这一工作情况，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写了报告。
一九五三年，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中共中央也在这一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朱德对党的这条总路线由衷拥护，并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或倾向。
这年十一月，朱德主持召开第二次党的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十一日，他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阐述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义和四项基本任务：第一、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要通过党纪教育和重要案件的处理，使党的发展生产的政策正确地执行，使国家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顺利地实现。第二、防止并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两方面来巩固和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第三、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党只有在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监督的条件下，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14）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坚决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坚决反对违法乱纪的行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注意检查和纠正党员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处理对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申诉案件，切实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党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取得广大群众的真诚拥护，坚强地立于不败之地。第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朱德认为，这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坚决反对分散主义，防止党的个别组织和党员向党闹独立性，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发生，同时，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一九五三年底起，中共中央内部开展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后不久，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中出现这样严重的斗争，这是朱德原来没有想到的，他后来说：“直到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我才认识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面目，认识了反对高饶斗争的严重意义，并坚决地拥护这一斗争。”（15）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说：党内要大大提倡团结。历史一再证明，当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团结一致的时候，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发挥，革命事业就大大地向前发展；反之，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削弱，革命事业的发展就受到损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败。我们应当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指示下，提高阶级觉悟，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现象，增强党的团结（16）。
朱德认为，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就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如果不受到坚决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害。为了肃清高岗散布的“军党论”的错误影响，朱德多次在军队干部中讲话，强调，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17）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朱德再次作了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发言，要求全党同志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朱德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他指出：目前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只要我们党能够保证正确领导而不犯重大的错误，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就一定能够团结六亿人民胜利地实现社会主建设的任务。他说：我们只要能够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运用我们三十五年来所获得的丰富的建党经验，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使小错误不致变成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致变成长期的错误，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18）。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前后共五年七个月时间。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朱德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五月六日，他在会上讲话，对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新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殷切的希望。
在这以往的五年多时间里，朱德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些时间内处理了近三十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
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19）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身体力行，为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表率。
他多次尖锐地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他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他却总是谦虚谨慎，把功劳归于人民，归于党，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看作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解放初，他家乡四川仪陇的乡亲中有几十人串连起来，背着柴禾，带着米袋，走出大巴山，经过南充，乘木船沿嘉陵江到了重庆，要上北京。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负责干部：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他们中要求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派人陪他们在重庆游览后仍送返家园。一九五一年朱德六十五寿辰，仪陇家乡派人到北京到看望他，并提议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20）。
朱德要求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始终如一地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他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清扫环境，高兴他说：“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杜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21）他在衣、食、注行各方面，处处自奉节俭。建国初期，朱德住的中南海永福堂，是三间老式平房，东头一问是他与夫人康克清的卧室，西头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兼书房和会客室，中间一间隔成两半，前半间是过道兼饭厅，后半间作储藏室。后来搬到中南海西楼，住房也并不宽敞，连饭厅都留不出来，节假日子女回来，还得临时搭铺。
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回忆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一九七一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22）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一个常常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几乎天天如此。如果饭菜剩了，他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为了不使他吃剩饭剩菜，厨师就严格地按他的饭量做，吃多少，做多少。有时来了客人，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时再上一点泡菜，从不铺张。他对厨师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23）有一次，机关供应站进了一批对虾，邓师傅买了几个精心烹好，上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然后说：“者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记住，以后再有对虾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