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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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原子武器的研制，其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国防工业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实践证明：朱德一向倡导的国防工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
现代化的战争离不开现代化的后勤保障。朱德及时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后勤工作的主张。一九五○年十月五日，他在全军各大军区后勤部长会议上指出：“后勤是平时准备，战时应用。能否打胜仗，后勤起一半作用。”“我们将来是打大仗，故后勤工作要以现代化战争着眼进行准备，后勤工作很要紧。”“我们争取尽快地建设好现代化的军队，后勤工作的任务很大。首先是陆军，要把它装备成新军队。再者是空军，现在已经有了，应当把飞机配起来，同时还要解决一连串的问题。”（39）他为后勤学院题词：“建立现代化的后方勤务工作，是巩固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最重要的工作。”（40）他要求后勤部门工作必须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好好学习新的业务知识，改进自己的工作，再不能只靠过去的老经验了。并为《后勤通讯》题词：“发扬后勤工作的创造性与毅力，向正规化的后勤建设而迈进！”（41）同时，他还再三叮嘱从事后勤工作的干部：军队的后勤工作要照顾大局，要根据国防经费办事。要建立强有力的财政监督制度，大公小公要划清，用款要有规定，要注意节约。
朱德清醒地看到：现代战争是使用大量的现代化武器的战争。他再三强调，为了搞好现代化的后勤，平时就要做好准备。“若做不好，打了败仗你们负责，打了胜仗你们有半个功。”（42）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并且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十、党的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领导全国的执政党。
党的队伍面临着新的考验：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已关系到党能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因此，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执行党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他要求中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盛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一九五○年三月九日，朱德向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主席书面报告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检机构建立和初期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概述了目前党的队伍存在的一些亟待纠正的问题。
当时，党的建设面对的情况是：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全国性胜利的到来，党员由三百多万人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以上。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是很高的。但是，也存在两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另一个是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不少违犯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
根据中央的这个决定，一九五○年五月六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朱德首先阐述了纪律的重要和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党的二十八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象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他特别强调，由于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①他尖锐地指出目前党内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情况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表现：第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第二，官僚主义的作风进厂步滋长起来；第三，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在某些党员干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四，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
为什么这些现象在这个时候增多起来？朱德分析它的原因，在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容易使一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党员干部产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许多坏东西；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影响。他指出：由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思想、作风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根深蒂固的坏东西，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来不断地影响、侵袭和腐蚀我们。”②而在主观上，是由于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为此，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经常抓紧纪律检查工作，并同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相结合；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同执行纪律相结合，对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犯了错误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必须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
朱德认为，纪律检查工作要特别重视怎样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怎样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和倾向。“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应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③朱德提出“检查和处理案件要本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一定要有根据，要把工作做细，弄清是非和轻重，防止因错误处分而伤害同志。他一直主张：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以执行纪律为辅。
朱德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④有些案件要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教育全党和人民。
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及时处理，以教育全党。他还常常过问中纪委负责处理的重大案件，并按时向中央报告工作。
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作风蛮横，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引起群众的不满。如，一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工作却忽视这一地区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劳力强，工资收入多的工人划为中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无粮可缴的只好抛售土纸，使纸价暴跌，形成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荆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指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⑤一九五二年一月，朱德又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一九五○年九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入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市政府党组和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在这个期间，第二医院一九五一年四月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玫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命令公安局将纪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至此，他们还没有罢手，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和干部进行压制打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于“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玻、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首，包括十一个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⑥二月三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中南局严肃处理周季方、宋玫的意见。
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漠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⑦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朱德立即指导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即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把过去整不到、整不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丰富了整党的内容。经过这场运动，不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刷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巨要充实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⑧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643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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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