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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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的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
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八月十二日，朱德在晋东南各界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为，指出，这是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他严正提出：政府要继续领导抗日，就要严厉制止这类投降派的活动。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
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六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并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得到重新整理和补充的机会。八路军又是正式列入第二战区序列的。山西的群众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山西反共磨擦的重点不便直接指向八路军，而是主要针对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一次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扬同日军和平妥协和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并企图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由旧军来吞并新军，由于进步势力的抵抗，阎锡山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山西的政治气氛从此大变，磨擦事件日益严重。
当时，山西顽固派制造一种舆论，说共产党、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朱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答了这种论调。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是大小了，还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两年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确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受到威胁的只是日本侵略军。如果以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太大了，要想“限共”，那就是限制抗日力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24）到十一月间，国内的形势愈益严重。这个月的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会后调兵遣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鉴于险恶的风暴即将来临，彭德怀在十月中旬受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商讨对策；并在沿途视察八路军各部的准备情况，访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程潜、卫立煌等。十二月四日，彭德怀在途中接到朱德、杨尚昆来电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在华北重新调动力量与布置主力，企图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估计今后磨擦将有更尖锐的展开。”电报中也告诉彭德怀，总部针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部署。（25）当彭德怀途经陕西宜川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因此，彭德怀在延安只匆匆停留了几天，就赶回山西。根据总部的部署，在晋南的阳城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组织当地新军和八路军反击；日军的进攻。
正当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刻，一个普通的日子——朱德的生日来到了。这一年朱德满五十三周岁，虚岁五十四岁。朱德一向反对为自己祝寿，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内心里激荡着一种对自己总司令热爱的激情，纷纷提出要为朱德祝寿。尽管朱德本人坚决反对，总部也尽力劝阻各地军民不要派人前来祝寿，一再压缩庆祝规模，最后只在总部内开了个小型庆祝会；但是，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抗日团体仍发来许多贺电、贺信、贺幢和祝辞。朱德所在的党支部还送给他一面写有“模范党员”的贺幛。《新华日报》华北版这时也发表题为《庆祝朱副司令长官五十晋四诞辰》的社论，指出：“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第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两年来的奋斗，已经获得了一万万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的惧怕和仇恨。每一个爱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而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则以危害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为快。”“华北军民在今日热烈庆祝朱副司令长官的五十晋四诞辰，其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示华北军民对朱副司令长官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于，这一次的庆祝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的热情拥护，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八路军的兄弟的友爱，表示了华北军民在新的艰苦环境中衷心接受朱副司令长官的领导，赞助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
当天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发表陆定一写的《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的长文，赞颂朱德的功绩。（26）八路军总部在驻地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席棚，把各地寄来的贺信、贺幛、祝辞等张贴在里面，前去观看的人非常多。
（27）
当时正在大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诗：立马太行旗飐红，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朱德读后写了一首《和杨朔作学原韵》：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换尽血流红。
这首诗在一九四一年公开发表时，将末句改为“河山依旧战旗红”；题目改为《赠友人》。
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表面上是新、旧两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同样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行为。十二月中、下旬，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也日益扩大，主要冲突地区在晋东南及晋西北，同时，陕甘宁边区和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局势日趋恶化。
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联名通电全国，沉痛地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争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电文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28）三十一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在此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之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29）一九四○年元旦，朱德在《迎接一九四○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敌寇一九四○年，将会更加紧其对华北敌后的军事‘扫荡’”；“然而当这严重关头，一部分旧中国的残余、旧的力量、旧的人物、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却在拼命地阻碍着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之发展”；“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是大大开展反对汪精卫及抗战营垒内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制止一切投降派的言论和行动，是公开击破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反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的投降本质。”（30）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新军在事变中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旧军并没有达到他们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河北的磨擦却进一步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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