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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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人民疾苦。”“他平常的生活是朴素的，用餐与部属同餐。战时与士卒同甘共苦，平时最注意士兵伙食，随时下连队到厨房里检查油盐柴米蔬菜。”“治军之暇，博览群书。”⑦朱德还常常穿起长袍马褂，去找沪州的文人名士一起谈诗论文，过起悠闲的生活。上一年秋天，朱德曾在沪州约当地士绅温攸泉等人组织诗社。他的心情在他为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表达得很清楚：“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⑧平静的生活使朱德能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思索过去几年的经历。自从参加辛亥昆明起义以后，他又先后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但看到的却总是同他愿望相背离的另一种局面：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⑨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⑩朱德在此间写下的几十首诗，真切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他厌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们：“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11）他倾诉自己的苦闷心境：“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12）但他仍一刻没有忘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13）“信有寒霜堪寄做，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14）　
　　他还广泛地阅读史籍，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求历史的借鉴。从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认真阅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写下批语一百多处。他特别注意探讨历来战争胜败的原因，写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人思自利未有不解体者。”“联军不战，必将内图，内衅一开，立见消亡。”“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他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15）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和以后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风暴猛烈地荡涤着中国的大地。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到沪州。原来沉寂的社会生活开始沸腾起来。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的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坚决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抵制日货”的口号，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到处演讲。学生的行动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们把出售日货视为耻辱，纷纷将日货销毁。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将领，朱德十分支持学生和商人的行动。他在沪县中学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提出：“抵制日货固属当举，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国货，非根本之法。”他提出两项办法：一是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一是开办自己的工厂。国货普及了，外货自然可以受到抵制。（16）五四运动的浪涛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沪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　
　　他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朋友孙炳文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字濬朋，四川南溪人，是陈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只大一岁。　
　　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会，参与过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民国元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一七年朱德驻军南溪时同孙炳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一九一八年一月，孙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担任旅部咨谋。　
　　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多年后，朱德对这位已故的挚友仍然怀念不已，说“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17）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埋头在书斋里，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中心话题。朱德开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玻”（18）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当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9）这时，朱德阅读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　
　　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朱德过去只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从康有力、粱启超所写的《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等书籍中了解到一些。这时又读了达尔文、卢梭等的著作。他和孙炳文等人反复地讨论着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朱德“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20）因此，这时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想法：“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21）中国要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独立国家，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强大起来。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22）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但是，限于环境的束缚，讨论只能陷于口头的空谈。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记述她采访朱德时写道：“谈到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　
　　（23）　
　　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中。　
　　一九二○年五月，战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朱德虽然早就提出过“撤回部队（指将滇军撤回云南），还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张（24），但不为唐继尧所采纳，身不由己地继续被卷入混战的漩涡中。　
　　随着战局的不断扩大，朱德愈来愈担心唐继尧出兵北伐的许诺会化为乌有，他接连向滇、黔、川军各将领发出通电：“吾侪为出兵（北伐）而战，为熊氏障碍出兵而战，今熊氏既去，障碍即随之消失？？若出兵之事迁延，而目的与心肝各有在，则不仁转属义师，讨叛即为国贼，踵熊氏之迹，尤而效之，天下其谓我何？”（25）“救国救亡在此，固三省永远之睦谊在此，奠西南不拔之根基在此，对国民显群公人格一举在此。”（26）朱德的两通电文发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响应，吁请息兵停战、出兵北伐的电文纷至沓来。唐继尧却置若罔闻，仍令滇军“抱定初旨”，全力作战。　
　　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川军各部在熊克武的主持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滇军，人数几倍于滇军。而滇军兵饷无援，处于孤立境地，又恰值时疫流行，死亡极多。一部分将领对唐继尧不满，不愿力战。九月中旬，两军在成都近郊血战九昼夜，滇军大败。川军乘势全力追击。在川的滇军共有两个军：第一军军长为顾品珍，第二军军长为赵又新。第二军共辖两个旅：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第四混成旅旅长金汉鼎。由于第二军参谋长杨森的反水，沪州于十月八日失陷。赵又新在从庐州突围时被击毙。滇军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云南。唐继尧企图控制四川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朱德率余部退回云南后，驻扎在滇北的昭通县。他的生父朱世林在离开沪州返回仪陇家乡的途中，病死在重庆。　
　　滇军这次在四川的惨败，完全是唐继尧对外扩张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　
　　将领们回师后，又目睹唐继尧荒淫无度、专横跋扈，更为愤慨。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在给云南省长周钟岳的信中沉痛地要求停止对外用兵，他写道：“滇为品珍父母之邦，素称贫瘠，生斯长斯，岂无闻见？惟频年执政柄者，悉力对外，内政不修，盗匪充斥，农工辍业，米珠薪桂，十室九空。加之连岁用兵，有事于蜀，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若再黩武穷兵，必至民穷财荆”（27）但是，唐继尧仍一意孤行，既不给予接济，又责令他们重整旗鼓，再向四川反攻。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返回云南的滇军将领们秘密聚会，商议要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朱德对这次讨唐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孙炳文商定，让孙炳文先去北京，他准备在推倒唐继尧后，再前往北京同孙炳文会合，两人一同到国外去。　
　　那时，准备讨唐的入川滇军有一万多人。留省滇军叶荃、杨蓁、邓泰中等部也纷起响应，倒戈反唐。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他们联合发出逼唐离滇的通电，电文说：“我公年来行为乖戾，与众异欲，护法其名，而一切设施无一不显为背驰。”“公之为人，复为各省深恶痛绝，此后邻邦或离唇齿而成仇雠，或由仇雠复为唇齿，悉惟我公去留是视。故我公暂去则西南或有再造之时机，公留则邻省不仅若秦越之歧视。然则我公之去留，其关系于吾滇前途至深且切。”（28）朱德也在电文中列名。通电发出后，顾品珍率部向昆明进发。唐继尧见大势已去，在二月七日离开昆明经安南（今越南）避居香港。第二天，顾品珍到昆明，就任滇军总司令，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29）入川滇军回师昆明后，倒唐的目标已经实现，朱德立即按照原来的愿望，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他留下来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同他们有着多年的袍泽关系，只好暂时不走。三月五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30）但他并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作出国留学的准备。　
　　十年的军人生涯，朱德大部分时间是在枪林弹雨的伴随下度过的。一九二二年一月，他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在写给昆明近郊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的诗文中，对前一段的军旅生活作了这样的回顾：“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江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诅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万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31）并且对映空和尚“无人无我，有相无相”（32）的佛家境界表示羡慕。　
　　一九二二年三月，云南政局又发生一次人们没有预想到的重大变动。出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机会，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吴学显、莫卜等土匪，突然向昆明发动进攻。“唐、顾正规军激战于宜良大河两岸、顾军尚称得势时，唐招纳的土匪武装吴学显所属黄诚伯部，由路南方向袭击鹅毛寨，击毙顾品珍。”（33）顾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败退广东。唐继尧回到昆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三月二十七日，他对朱德发出通缉。（34）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后，经滇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五月中旬回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只住了几天，又启程前往重庆，准备出川去北京寻找孙炳文一同出国。　
　　这一次逃亡对朱德说来并不是不幸，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转折点，朱德自己后来回忆时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　
　　（35）本来，朱德回云南后一直在打算离滇出国。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能更加无牵无挂地从原来的黑暗环境中摆脱出来，踏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六、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轮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缓缓地向下游驶去。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他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县（和仪陇同属顺庆府）人，早年也是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的。一九一三年加入滇军，同朱德共事。护国讨袁时又同赴四川作战，后担任入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一九二○年才脱离滇军转入川军。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这时，杨森正在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作战，所以，极力挽留朱德，井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军事，婉言谢绝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干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回来，一定虚席以待。　
　　船到上海，朱德在一位旧友的帮助下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　
　　朱德这次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