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56）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
“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当的平行路，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山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57）朱德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准这个决定。这年八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隆重纪念自己的建军节。朱德为此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指出：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中锻炼、壮大，“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①。他要求红军加紧教育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准备迎接更严酷的斗争。
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局势确已日见险恶：敌兵压境，碉堡林立，战云密布。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立刻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训话，总结失败教训。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提出第五次“围剿”的“方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尽管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危急，他仍扬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皮肤小脖，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②，“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甚至强调：“我们总是以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③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④。他制定“剿匪临时施政要纲”十三项，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改变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并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聘请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意大利的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蒋介石还对上前线的军官赐赠短剑，勉励他们“不成功，则成仁”。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以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开始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北、南、东，西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北路军担任主攻，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的第三路军，拥有十八个师和一个补充旅，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加重了危机的程度。这年年初，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开始在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们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开展反所谓“罗明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井从组织上控制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在临时中央提议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由博古、硕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他们在瑞金指挥红军作战。
朱德、周恩来曾于五月十七日发布通令传达这一决定，并说：“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阵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⑤。可见，在中革军委移驻瑞金并由项英代理主席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指挥权限缩小了，并且要听从中革军委的命令，更要服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建宁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⑥。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⑦。结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于的中央军在中央根据地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
在这个正需要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的严峻时刻，将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三个月，虽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战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相当削弱，也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陷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恰在这时，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在军事上，就处处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上过前线，也参加过一九一九年创建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一九二八年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被派来中国。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
⑧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⑨，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⑩。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连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战斗。接着，又按李德的计划去攻打国民党军队设有巩固阵地的资溪桥、潭头市，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十一月初，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三军团和刚刚组建的红七军团远离根据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后方战略要点抚州（临川）地区活动，想借此调动金溪和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队给以打击。结果，既没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没有调动对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再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11）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12）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13）。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14）。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15）。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祝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16）。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17）。
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