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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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毛泽东率东路军开赴闽西；彭德怀、滕代远率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到上犹、崇义地区。朱德、王稼祥率中革军委移驻长停东路军入闽后，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月十日攻克龙岩，歼灭闽军张贞部一个主力团。接着向南推进，四月二十日攻克沿海的闽南中心城市漳州，再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军用物资。大部残敌向闽粤边境溃退。这一胜利，“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斗、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26）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六月五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据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次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人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②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七月一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七月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多次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打成对峙。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的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部队。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泽东、王稼样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部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③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④
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原来要求，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正在信丰一带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后方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⑤按照这一决定，朱德命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八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零都地区。
随着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在八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八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在兴国县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在兴国召开会议。这两个会议重新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认为赣江以西有敌军重兵防守，红军如按预定计划由万安西渡赣江，必将陷于被动；而赣江以东的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特别是乐安、宜黄地区只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驻守，容易攻克。基于这个分析，决定放弃西渡赣江的计划，改为北上直取乐安、宜黄。
在这期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电称：“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⑥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⑦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⑧八月十六日拂晓，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第二天下午二时，乐安城被攻克，全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共俘三千余人，击落飞机一架。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又先后击溃高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城的是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还有保安队一个团。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在当晚将守军大部歼灭。逃往临川的余部也被红三军在追击中大部消灭。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地结束了。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枝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红一方面军在七天内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直接援助赣东北、赣西北，策应鄂豫皖、湘鄂西，并且调动了赣河敌人，使粤敌难于深入中区，给河西苏区及红八军以发展机会，并可进逼吉安。”
⑨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部队向东急进。八月二十四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攻取南城。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这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八月间，“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十万人，分几路向洪湖根据地分进合击，重兵包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而是从单纯防御的观点出发，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决定分兵堵击。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这一行动计划后，立即复电指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而且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不得不全部撤离。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劝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11）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对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这一正确决策，中央局十分不满。九月七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是不正确的决定”。并说：“如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12）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