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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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30）　　
　
十七、第二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毛泽东预计到国民党方面的进攻不会放松，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战争。但蒋介石有了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军事布置上相当审慎。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为了实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①的计划，除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兵力外，又向江西增调十多万军队，共有二十万敌军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　
　　四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分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指挥，构成一条从赣江到福建建宁的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同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鉴于第一次“围剿”时因轻率冒进而遭到惨败的教训，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由“长驱直人”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甘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第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②二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十分严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比第一次反“围剿”时还少一些，只有三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围剿”呢？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意图，是想从南、西、北三面向东推进，把红军推到东海边，然后一举加以消灭。　
　　针对对方这一战略意图，朱德，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采取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打法，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找敌方在行进中暴露出来的弱点打，各个击破。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这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上次大得多，要实现这个任务自然就更为艰巨。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由中央苏区北部边沿向南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引人中央苏区腹地，寻机歼敌。　
　　这时，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四月初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到达前不久，三月间，由项英主持在宁都的黄陂曾召开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决议，中央代表团来后，四月十七日在宁都的青塘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作为上次会议的继续，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朱德作为中央局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决议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但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决议又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③。　
　　但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④“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⑤还有人根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车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⑥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这次，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朱德的意见。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先打敌军的哪一路？对这个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玉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⑦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先打在西面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因为它是蒋介石收编的杂牌军，同蒋介石有矛盾，实力较弱，内部也不统一。　
　　它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爬山，在南方作战水土不服。如果先打这一路，各方面条件都对红军有利面对对方不利。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后，多数人接受毛泽东、朱德的主张，决定先打王金钰部，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以击破这次“围剿”。　
　　朱德后来回忆起这次会议的情景时说：最后我们决定打。当时敌人的夹夹形的阵势，像螃蟹螯似的已经形成。我们先打敌人的哪一股呢？大家相当有些争论。我们主要是先拣弱的打，一找就找到了北方军队王金钰部。⑧这个正确决策对以后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即于四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准备先打王金钰部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歼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⑨命令下达后，各军急速向吉安东南的龙冈、上固地区集中，四月二十三日全部集中完毕。接着，朱德、毛泽东又命令部队从龙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移驻距东固二公里半的做上。东固以西离王金怔部进驻的富田只有二十公里。因为王金任部在富田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硬攻，就得打攻坚战，这对火力不足的红军是不利的。因此，朱德、毛泽东决定在东固一带长时间地秘密集结，耐心等待，继续“诱敌深入”，在王金钰部脱离他们的坚固工事后再在运动中待机歼敌。　
　　事情看起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红军三万多人能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达二十多天而不被对方发觉？这同东固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有关。东固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在五个县的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达五十多公里。周围丛山峻岭环抱，只有五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往山外。山内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等物品，有二百九十多个村庄、一万五千多住户。这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九月党组织领导并发动了东固暴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在这里产生的。经过土地革命，群众觉悟很高。红军主力到这里集中后，又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能有可能做到大部队长期在此埋伏而消息不致外漏。　
　　在东固待敌期间，朱德于四月三十日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对作战方针再次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比前几次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参加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⑩　
　　会议一致肯定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但是，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时间内集中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内，毕竟会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三万多红军集中在东固地区，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生活非常艰苦。尽管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自愿地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毕竟因人多粮少，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当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的陈伯钧有一段回忆：“那时正是五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东固的老百姓把所有的粮食都接济了我们。我们也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生活很苦。”“我们一个司令部只有两盏灯，师长、政委一盏，作战科一盏，就是这样过日子”（11）。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没有因为自己是总司令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和广大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他回忆说：“我们住在东固很苦，没有粮食，就拿笋子来充饥。”（12）当时在红三军任第二十六团团长的李聚奎曾回忆起：“朱总司令组织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前来我团参观，由于缺粮食，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这个百余人的参观团，只好发动大家一边挖工事，一边拔竹笋摸田螺，把仅有的一升多米掺上竹笋、田螺煮来请大家吃。我盛了一碗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说蛮好吃。实际上那有什么好吃呢，百余人一升米，又冇油又冇盐”。　
　　为了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朱德、毛泽东于五月五日发布《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指出：“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举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担任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外，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并强调说：“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作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碍作战。”　
　　（14）　
　　五月八日，项英、毛泽东、朱德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节省经费的训令》，对节省经费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伙食费“从即日起每日吃两餐，只发伙食费八分。柴自己采，菜自己采一部分。”“每个机关每月从三元起至八元止，按照至低限度的需要开支。总司令部不得超过八元。除上列规定外，过去各种开支，如挑伕费、药费、交通费、侦探费等项一律停发。”（15）朱德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但他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经常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次在总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动员说：“同志们！不怕敌人多，不怕没饭吃，只要我们团结努力打敌人，一打出去敌人就会送来大米白面！”大家一听都振奋起来，说：“总司令说有办法还怕什么。”（16）朱德的讲话鼓舞了大家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　
　　红军在东固一直等了二十多天，仍不见王金钰部有离富田东进的迹象。　
　　这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因求战心切而产生了急躁情绪。朱德经常深入部队，说服大家耐心等待，说明敌人是会东进的，战机很快就会到来。　
　　事情不出朱德所料，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来到。对方沉不住气了。五月十二日，得到情报说，王金钰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