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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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
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13）萧华那时刚调到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他回忆到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况：“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我对朱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朱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朱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14）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在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训今。“本军团决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15）这里没有说“夺缺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就是说，到南昌附近以后，视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里也是留有灵活的余地的。
按照训令，红一军团即日分三路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涂。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这时，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军已调离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军将领鲁涤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开始进攻，击破鲁部两营，缴枪近二百支，俘虏一百余人。进驻樟树镇后，朱德、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人民，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援。
红军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向东夺取临川（即抚州），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七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在樟树镇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抚州有敌两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涂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6）针对这一情况，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发出西渡赣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务要切实照办”（17）。七月二十六日拂晓四时前，全军团渡过赣江，向北前进，攻占高安、上高等十余县。
七月三十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军躲在城内不还一枪。
向南昌鸣枪示威后，朱德、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发出撤围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18）并命令红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红一军团于八月二日全部撤离南昌近郊。朱德、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顾一切地强攻南昌，不仅难以攻克，并将使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朱德、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巧妙抵制。
红一军团从南昌近郊撤离后，国民党军队不敢出城追击。朱德、毛泽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领导红一军团在赣西北的安义、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丰等县休整待机，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扩大到一万八千人。以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时期。我们大大扩充了红军，聚集资力，组织群众，许多新的村庄加入了苏维埃。”（19）这时，“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20）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长沙。
于是，朱德、毛泽东在八月十日命令各军西出万载。他们也随同总部于八月十二日进驻万载县城，还到县苏维埃住地会见县委党团书记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并指出县委必须在城内发展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发展党的组织，从而把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说明红军不单纯是为了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1）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
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己率领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退出长沙，正在乎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十团以上的兵力主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四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朱德。毛泽东立即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指出：“何键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踞文家市（约两团）、孙家缎（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段之间之青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22）命令规定全线总攻击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拂晓。
次日，红一军团根据朱德、毛泽东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进入阵地。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戴斗垣根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日拂晓，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向文家市发起总攻击，一举全歼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步枪一千四百支，水机关枪二十挺，手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等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余支。这次战役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这是红一军团自长汀回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战果比樟树战役大得多。
文家市大捷后，朱德、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到达水和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一万五、六千人胜利会师。这是朱德、毛泽东第三次同彭德怀部会合。
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八月十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并称：“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进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23）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24）联席会议决定由这两个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
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三十五人为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实现集中兵力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朱德为候补中央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26）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28）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己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
